摘要：空气里飘着珠江的潮气，混着解放路批发市场的喧闹和巷弄里凉茶的微苦。我叫陈阿明，二十二岁，从江西赣南的大山里出来，在这座烟火气与野心交织的城市，给一个澳门老板开车。

1992年，广州。

空气里飘着珠江的潮气，混着解放路批发市场的喧闹和巷弄里凉茶的微苦。我叫陈阿明，二十二岁，从江西赣南的大山里出来，在这座烟火气与野心交织的城市，给一个澳门老板开车。

老板姓何，我们都喊他何生。他总穿一件熨帖的深色中山装，头发剪得利落，讲一口带着葡语尾音的粤语，语速慢却字字有力。在满街都是蹬着三轮车、扛着货包的小贩的广州，何生像个游离在烟火之外的人——他做外贸生意，来往的都是金发碧眼的客商，谈的是我听不懂的“信用证”“报关单”。

我开的是一辆米白色的日产蓝鸟，在当时的广州街头，比桑塔纳还稀罕。我的工作很单调：何生去广交会，我在停车场等；他去十三行验货，我在路边啃五毛钱一个的肉包；他和客户吃饭，我就在附近的糖水铺点一碗绿豆沙，等他到深夜。

他话不多，却从不对我摆架子。员工宿舍是城中村的握手楼，六个人挤一间，夏天没有空调，风扇转得嗡嗡响，蚊子能把人抬走。而何生住在二沙岛的别墅里，我送他回去时，隔着车窗能看到院子里的玉兰树，灯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碎金。

我那时候的梦想简单到骨子里：多挣点钱，给在读高中的弟弟凑学费，再给常年咳疾的母亲抓点好药。这念想沉甸甸的，压得我每天都想多跑两趟车。

跟我一起的司机叫阿强，比我早来三年，见多识广的样子。他总劝我：“阿明，跟澳门老板打交道，别太实心眼。他们做外贸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情义在他们眼里不值钱。”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不这么觉得。何生从不拖欠工资，逢年过节还会给我们发红包，有时候见我熬夜等他，会递过来一罐冰镇椰子汁，甜得能驱散所有疲惫。

那段时间，何生的眉头就没松开过。他接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高，语气也越来越沉，偶尔会对着电话那头吼几句葡语，脸色铁青。阿强偷偷告诉我：“何生在跟东南亚的帮派抢一批电子元器件的货源，对方是出了名的狠角色，据说手里有家伙。”我听得心里发毛，我只是个开车的，只想安安分分挣钱，不想卷入这种刀光剑影的事。

那天晚上，何生从外贸公司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他身上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和古龙水味，眼神却亮得吓人，像藏着一团火。“阿明，回二沙岛。”他坐进后座，声音沙哑。

我发动车子，沿江路的路灯倒映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突然，何生问：“阿明，你这辈子最想得到什么？”我握着方向盘，想了半天，老实回答：“想让家里人不用再吃苦，想让弟弟考上大学，想让妈不再咳嗽。”

他在后座沉默了片刻，低低地笑了：“实在人。”接着又说：“我年轻时在澳门码头扛包，也想过安稳日子。但后来才知道，安稳是要靠本事换的。没本事，没门路，只能任人拿捏。”我没接话，这些话离我的生活太远，我只知道，没 money，弟弟可能就要辍学打工，母亲的病就要一直拖下去。

车子快到二沙岛别墅时，何生突然说：“明天给你放一天假，不用来接我。”我愣了一下，应了声“好”。看着他走进别墅的背影，我心里莫名有些不安，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

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起，宿舍里空无一人。我洗了把脸，去巷口吃了碗六块钱的云吞面，老板多给了我两个鱼丸。广州那么大，我却不知道该去哪，只能在街上瞎逛。看到路边墙上刷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标语，心里既热血又迷茫——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可我好像永远停在原地。

下午三点，我的传呼机突然响了，是何生的秘书阿玲，语气急促：“阿明，何生让你立刻去泮溪酒家，快点！”我心里一紧，拦了辆“三脚鸡”就往泮溪酒家赶。

泮溪酒家是广州有名的老字号，我只在门口路过过。到了门口，就看到阿强脸色惨白地站在那里，手里的烟都快烧到手指了。“强哥，怎么了？”“何生在里面跟那帮东南亚佬谈判，对方带了十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怕是要出事。”阿强的声音都在抖。

我们在门口等了四十多分钟，每一秒都像在煎熬。我能想象到里面的场景，酒杯碰撞间，可能藏着刀光剑影。终于，酒家的门开了，何生和一个留着板寸的男人并肩走出来，脸上都带着笑，还握了握手。“合作愉快！”“以后多关照！”

我和阿强都松了口气，看来谈妥了。何生朝我走来，阿强机灵地打开车门。“阿明，你开，阿强先回去。”何生坐进后座，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到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脸色比纸还白。

“老板，事情顺利吗？”我忍不住问。“顺利？”他冷笑一声，“货源拿到了，却让了四成利。”“那也算是好事啊。”我干巴巴地说。“好事？”他语气里满是自嘲，“商场上，轻易让步的交易，都是埋好的坑。”

车子刚上广州大桥，我就发现不对劲——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面包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加速，它也加速；我变道，它也变道。“老板，后面有车跟着我们。”我压低声音。何生“嗯”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拐进旁边的支路，那里在修路，没什么人。”

我咬咬牙，打方向盘拐进一条坑坑洼洼的支路。这条路确实在修路，两边都是围挡，路灯也没装。我们的车刚开进去没多久，后面的面包车就突然加速，狠狠撞了上来！“砰”的一声巨响，我的头撞在挡风玻璃上，眼前一黑。

等我缓过神，面包车已经横在我们前面，车门打开，冲下来七八个手持砍刀和钢管的男人，直奔后座的何生。“老板，快低头！”我大喊着解开安全带，想挡住车门，可已经来不及了。车窗被钢管砸得粉碎，玻璃渣溅了我一身，一把砍刀朝着何生的胸口劈来。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能让何生出事。我几乎是本能地扑了过去，用胳膊挡在了何生身前。“噗嗤”一声，砍刀砍在了我的胳膊上，剧痛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我的衬衫。

“砍错人了！走！”为首的男人骂了一句，一群人迅速撤回面包车，仓皇逃离。我瘫在座位上，只觉得胳膊越来越沉，意识开始模糊。“阿明！阿明！”何生的声音带着惊慌，他按住我的伤口，“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

他把我抱进副驾驶，自己钻进驾驶座，蓝鸟车像疯了一样冲向医院。我靠在座椅上，看着何生焦急的侧脸，他平时总是沉稳冷静，此刻却慌得手都在抖。我想告诉他我没事，可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最后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再次醒来，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胳膊被包扎得严严实实，一动就疼得钻心。护士告诉我，我昏迷了三天，再晚来一步，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你老板一直守着你，刚才才回去休息。”护士给我倒了杯水。

我心里一阵暖流，何生居然一直守着我。下午，何生来了，提着一个装满水果的篮子，眼睛里布满血丝。“醒了？”他拉过椅子坐下，声音沙哑。“何生，谢谢你。”我小声说。“该说谢谢的是我。”他摇摇头，“你只是我的司机，没必要为我挡刀。”

他告诉我，那帮东南亚佬已经被他处理了，让我不用担心。“你的医药费、营养费，我都包了。等你伤好，我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回老家盖房，供你弟弟上大学，给你妈治病。”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可真要得到了，却觉得不甘心。

“何生，我伤好后，还能给你开车吗？”我鼓起勇气问。何生愣了一下：“你不怕吗？这次是刀，下次可能更危险。”“怕，但我更怕回到以前的日子。”怕弟弟辍学，怕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怕自己一辈子都只是个司机，看不到未来。何生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笑了：“阿明，你比我想象的有骨气。”

出院那天，何生把我接到了他的别墅。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来，里面的装修豪华得让我不知所措。一个佣人给我端来一杯茶，用粤语跟我问好，我只能尴尬地笑了笑。何生从书房拿出一个黑色皮箱，推到我面前：“这里是一百万，1992年的一百万，足够你解决所有家事。”

我看着皮箱里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呼吸都变得急促。这可是我不吃不喝一百多年才能攒下的钱。可我却脱口而出：“何生，我不要这笔钱。”何生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你想要的不是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帮过我。他没给我钱，而是给了我一个去澳门读书的机会。我想送你去澳洲读书，学金融。以后的时代，懂金融的人才能立足。”我懵了，我只有初中毕业，怎么可能考上大学？“不用你考，我帮你安排语言学校，再读预科，慢慢考大学。”何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我想帮你一把。这是我的投资，投资你的未来。”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下来的四个月，我每天跟着英语老师学习，从ABC开始，记忆力不好就反复记，发音不准就对着镜子练，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何生偶尔会来看我，不说别的，只是坐在旁边看着我学习，眼神里满是期待。

1993年春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去澳洲。何生没有来送我，阿玲给了我一张机票和一张银行卡：“何生说，让你自己闯，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飞机起飞时，我看着广州的轮廓越来越小，心里既忐忑又憧憬。

到了澳洲墨尔本，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让我处处碰壁。我住在一个华人房东家的阁楼里，阴暗潮湿，每天吃最便宜的三明治和泡面。我把单词写在卡片上，贴满阁楼的墙壁，没事就去超市跟售货员聊天，逼自己说英语。胳膊上的伤疤阴雨天会隐隐作痛，每一次疼痛都在提醒我，我不能放弃。

一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从语言学校毕业，进入预科班学习金融。两年后，我考上了墨尔本大学的金融专业——这所学校的金融专业在全球都赫赫有名。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在阁楼里哭了很久，所有的艰辛都有了回报。

大学四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身边的同学都是富家子弟，我没有他们的条件，就比他们更努力。他们花一个小时学习，我就花五个小时；他们参加派对，我就去图书馆看书，去餐厅洗碗挣生活费。何生给我的钱，我几乎没动，那是我的底气，也是我的压力。

毕业时，多家国际投行都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年薪几十万美金，绿卡，这些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但我拒绝了，我想回到广州，回到何生身边，回报他的知遇之恩。

1999年，我回到了广州。何生的外贸公司已经发展成了集团公司，总部在天河的高档写字楼里。前台一开始不相信我，直到阿玲认出了我，带我走进何生的办公室。他看到我，笑着站起来，给了我一个拥抱：“阿明，欢迎回来。以后别叫何生，叫何哥。”

我拿出那张几乎没动过的银行卡：“何哥，这是你当年给我的钱，我没怎么用，现在还给你。我回来帮你，兑现你当年的投资。”何生把卡扔回给我：“钱送出去了，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你来公司上班，做金融部经理，用你的本事给公司创造价值。”

第二天，我成了何氏集团金融部的经理，手下只有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办公室也很小。公司的老员工都议论纷纷，觉得我是走后门进来的。但我不在乎，我要用实力证明自己。

当时，广州的外贸企业还很少涉足金融投资，我提交了一份计划书，建议公司成立投资部门，涉足互联网和实体产业投资，同时优化外贸结算流程。这份计划书遭到了很多老员工的反对，他们觉得太冒险。何生却力排众议：“我相信阿明，这个项目我批了，预算八百万，阿明全权负责。”

我没有让何生失望。我组建了专业的投资团队，先是优化了外贸结算流程，节省了大量成本，又投资了当时还不知名的美团和京东。两年后，我们的投资获得了巨额回报，公司的利润翻了三倍。我也从金融部经理，升职成了集团副总裁。

我把父母和弟弟接到了广州，给他们买了宽敞的房子，请了保姆，弟弟也考上了广州的大学，母亲的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甚至比梦想的更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何氏集团的外贸业务受到了巨大冲击，订单锐减，资金链断裂，很多合作方都终止了合作。公司里人心惶惶，很多高管都辞职了，连阿玲也离开了。何生一夜白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肯见人。

我去找他，他坐在黑暗里，抽着烟，整个人都很颓废。“阿明，你也走吧，公司撑不下去了，没必要跟我一起倒霉。”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何哥，十八年前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今天我不会丢下你不管。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房产、股票都变现了，这是我的全部身家，我跟你一起扛。”

何生看着我，眼里泛起了泪光。我们开始断臂求生，砍掉非核心业务，变卖海外资产，集中力量保住核心外贸业务和投资项目。我用学到的金融知识，帮公司重组债务，寻找新的合作方。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催债电话和诉讼，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但我们没有放弃。两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外贸业务逐渐好转，我们投资的企业也开始盈利，何氏集团不仅挺了过来，还比以前更加强大。庆功宴上，何生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阿明，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何氏集团的今天。”我笑着说：“何哥，没有你，我可能还在赣南的大山里种地，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如今，我已经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何生年纪大了，退休在家，每天种种花、喝喝茶，偶尔来公司看看。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

有一次，他问我：“阿明，你后悔过吗？当年如果拿了那一百万，在老家就能过安稳日子了。”我看着窗外天河区的繁华景象，摇了摇头：“不后悔。安稳的日子，一百万可以买到，但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何哥，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见识这个伟大的时代，参与其中，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阳光洒在我胳膊的伤疤上，它像一枚勋章，见证了我的过去，也照亮了我的未来。我时常想起1992年的那个晚上，那一刀砍伤了我的胳膊，却劈开了我的命运。原来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以为的绝境，其实是另一个开始。而那个带你走出绝境的人，值得你用一生去感恩和追随。

来源：孤独异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