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机修厂下工，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穿过筒子楼的窄巷。

82年的风，是带着煤灰味的。

从机修厂下工，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穿过筒子楼的窄巷。

车轮碾过泥水，溅起的星点子，像是我这二十二年人生的注脚。

我叫李卫国。

一个名字大过天的普通工人。

我哥叫李卫军。

人如其名，长得就像画报上的军人，浓眉大眼，走在街上能让小姑娘红着脸回头。

我俩是一个妈生的，但命不是。

他是天上的云，我是地上的泥。

今天这摊泥，要被赶去装云了。

“卫国，你过来。”我妈王秀兰同志，在厨房里对我发号施令。

她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把车梯子一踹，踢得叮当响。

“干啥？”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你哥呢？”她擦着手，从厨房门帘后探出头。

“我哪知道。”

我哥李卫军，厂里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靠着一张脸和一张嘴，哄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也哄得他自己忘了家门在哪。

“你看看你这态度！”我妈的火气上来了，“我跟你说正事。张大妈给你哥介绍了个对象，他今天又不见人影了！”

我心里冷笑。

又？

这个“又”字用得真他娘的传神。

“那姑娘，叫林晓燕，她爸是隔壁红星厂的科长！多好的条件！你哥这个混账东西，非要去跟那个烫头的鬼混！”

我妈嘴里的“”，是卫军新交的女朋友，在理发店工作，穿着喇叭裤，据说还会抽烟。

在我妈眼里，这简直是伤风败俗的代名词。

“他不去，关我什么事。”我瘫在吱嘎作响的竹椅上，不想动弹。

“怎么不关你事？人家约好了今天下午三点，在家里见面！你哥不去，我们李家的脸往哪搁？”

我眼皮都懒得抬，“那你就说他病了，或者出差了。”

“不行！”我妈一拍大腿，“张大妈把牛都吹出去了，说我们家卫军一表人才，工作又体面。今天要是放鸽子，以后谁还敢给我们家介绍？”

我懂了。

面子。

我妈的命根子。

“那你想咋办？绑着他去？”

我妈盯着我，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落满灰尘的工具。

“卫国，你替你哥去。”

我猛地坐了起来。

“你说啥？”我以为我耳朵出了毛病。

“你替你哥去，”她重复了一遍，语气不容置疑，“你就去跟人家说，你是卫军的弟弟，替哥哥先来看看。探探路。”

我气得笑出了声。

“妈，你是不是昏头了？我长这样，我哥长那样，我去了，人家姑娘一看，还以为你家儿子是个骗子。”

我，李卫国，一米七五的个子，瘦，皮肤因为常年跟机油打交道，有点黑。五官也平平无奇，扔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

我哥李卫军，一米八二，宽肩窄腰，皮肤白净，笑起来俩酒窝。

这是替身？这是砸场子。

“怎么就骗子了？”我妈不乐意了，“你是他亲弟弟，又不是外人！你嘴巴笨，就少说话，多听。看看那姑娘长相，脾气，家里条件。回来跟我汇报！”

“我不去。”我把头扭到一边。

“李卫国！”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带上了哭腔，“你是不是要逼死我？你哥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这个家就指望你们俩了！我为了你们，头发都白了，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

她开始抹眼泪，一招鲜，吃遍天。

我爸李建业，一个锯木厂的老实木匠，此刻从里屋走出来，闷声闷气地开了口。

“听你妈的。”

他一辈子就这五个字说得最利索。

我看着我妈花白的头发，看着我爸布满老茧的手，心里的火，“噌”地一下，灭了。

我还能说什么？

在这个家里，我哥是脸面，我是里子。脸面要光鲜，里子就得结实，耐脏，耐磨。

“几点？”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三点！你赶紧去洗把脸，换件干净衣服！”我妈立刻雨过天晴。

她从箱底翻出一件的确凉白衬衫，是我哥嫌样式老气不肯穿的。

“穿这个，精神！”

我套上那件衬承着我哥身形的衬衫，袖子长了一截，肩膀也空落落的。

镜子里的人，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滑稽又可悲。

我蹬上自行车，心里骂了一万句。

李卫军，你个王八蛋。

红星厂的家属楼，比我们机修厂的筒子楼气派多了。

刷着白灰的墙，独立的厨房和厕所。

我把车停在楼下，看着三楼那扇窗户，犹豫了。

我今天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

对我，也对那个叫林晓燕的姑娘。

可我妈的眼泪还在眼前晃。

我爸那句“听你妈的”还在耳边响。

我咬了咬牙，上了楼。

门是虚掩着的。

我敲了敲。

“请进。”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我推开门，一股来苏水的味道混着饭菜香扑面而来。

客厅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

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正襟危坐地看报纸。想必就是那位林科长。

开门的女人，应该是林晓蒙的母亲，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像X光。

“你是……？”

“阿姨好，我是李卫军的弟弟，我叫李卫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

“卫军的弟弟？”林母的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卫军呢？”

“我哥他……单位临时有急事，走不开。他怕您家等急了，就让我先过来一趟，跟您和叔叔解释一下，顺便……顺便认个门。”

这个蹩脚的理由，我自己说出来都脸红。

林科长放下报纸，镜片后的眼睛审视着我。

“小伙子，坐吧。”他指了指旁边的硬板凳。

连沙发都没我的份儿。

我局促地坐下，那件不合身的衬衫勒得我脖子发痒。

“晓燕，倒茶。”林母朝里屋喊了一声。

门帘一挑，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穿着一件粉色的确凉衬衫，黑色的西装裤，脚上一双白色塑料凉鞋。

头发烫过，是时下最流行的大波浪。

她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眼睛大，但嘴角是往下撇的，带着一股天生的傲气。

她就是林晓燕。

她端着搪瓷杯，走到我面前，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就落在了我洗得发白的裤子和那双磨破了边的布鞋上。

那眼神，就像在看路边的一块石头。

不，石头可能都比我让她感兴趣。

她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水都溅了出来。

“喝茶。”她说，声音跟她的人一样，冷冰冰的。

然后她就坐到了离我最远的那个角落，拿起一本《大众电影》，看都不再看我一眼。

空气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林母干笑着打圆场：“这孩子，被我们惯坏了，没礼貌。小李，你别介意啊。”

我能说什么？我只能扯着嘴角笑笑：“没事，没事。”

“你在哪个单位啊？”林科长发问了。

“机修厂，修机器的。”

“哦，一线工人，辛苦。”他点点头，语气里听不出是褒是贬。

“你哥呢，他在百货商店，是正式工吧？”林母紧接着问。

“是，正式工。”

“听说他长得挺精神的？”

“……还行。”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审问的犯人，一字一句都在招供我哥的“罪证”。

“小李啊，不是阿姨说话直接。”林母终于忍不住了，“这相亲，讲究的是个缘分，也是个诚意。你哥今天不来，让我们家晓燕怎么想？我们家晓燕在厂里，追她的小伙子能从车间排到大门口。我们也是看在张大妈的面子上……”

她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你们家，不配。

或者说，你哥的行为，让我们觉得你们家不配。

而我，李卫国，连被评价“配不配”的资格都没有。

我脸上一阵阵发烫，像是被人当众扇了耳光。

我想站起来就走。

去他妈的面子，去他妈的探路。

但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帘又动了一下。

一个更年轻的女孩探出头来，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

她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装，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用红绳绑着。

她的五官没有她姐姐那么明艳，但凑在一起，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秀，干净。

尤其是那双眼睛，像含着一汪清泉，好奇又带着一丝同情。

她手里捧着一本书，是《红与黑》。

她姐姐林晓燕瞪了她一眼：“晓静，回屋看你的书去！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那个叫晓静的女孩吐了吐舌头，缩了回去。

但她缩回去之前，又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我这间阴暗憋屈的屋子。

接下来的十分钟，是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

林家父母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林晓燕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每一声都像在抽我的脸。

我喝光了那杯已经凉透的茶，站了起来。

“叔叔，阿姨，时候不早了，我……我该回去了。”

“行，那你跟你哥说一声，我们家晓燕……可能跟他没缘分。”林母下了最后的判决书。

“好，我知道了。”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我笨拙地弯下腰，感觉全世界的目光都钉在我背上。

就在我拉开门的一瞬间，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是那个叫林晓静的女孩。

她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好像要去打水。

在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她飞快地把一个东西塞进了我的手心。

那是一个小小的、被捏得滚烫的纸团。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头也不回地冲下了楼。

骑上我的二八大杠，我逃离了那栋让我窒息的楼。

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我却感觉不到凉快，手心里那个小纸团，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心慌。

我骑到一条没人的河边，停了下来。

四周只有蝉鸣。

我颤抖着摊开手，那张纸条被我的汗浸得有些湿了。

上面是一行娟秀的字，用钢笔写的。

“明天下午三点，新华书店门口见。——林晓静。”

没有称呼，没有多余的话。

就像一句暗号。

我看着那行字，心脏“咚咚咚”地擂鼓。

这是什么意思？

是她姐姐的意思，事情还有转机？

不可能。林晓燕那副样子，恨不得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

那是她自己的意思？

她为什么要见我？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她姐姐都看不上我哥李卫军，她一个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会看上我这个满身机油味的修理工？

我把那张纸条翻来覆去地看，纸都快被我看穿了。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有羞辱，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法言说的心跳。

回家。

一进门，我妈就迎了上来。

“怎么样怎么样？那姑娘长得好看吗？她爸妈人怎么样？”

我把那件憋屈的衬衫脱下来，扔在椅子上。

“黄了。”

“黄了？”我妈的嗓门又高了八度，“怎么就黄了？你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人家看不上。”我懒得多解释，“人家姑娘是科长千金，我哥不去，派我这个修机器的去，人家觉得咱们家没诚意，瞧不起人。”

“这……”我妈噎住了。

“都怪你那个好儿子！”我把火气全撒了出来，“他自己风流快活，让我在那儿当猴耍！妈，我告诉你，以后这种事，你弄死我，我也不去了！”

我摔门进了自己的小屋。

小屋只有六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塞得满满当当。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

林晓燕鄙夷的眼神，林家父母客套的疏离，还有林晓静那双清亮的眼睛，以及那张滚烫的纸条，在我脑子里走马灯一样地转。

这一天，过得像一年。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魂不守舍。

扳手差点砸到脚。

师傅骂我：“李卫国，你小子昨晚做贼去了？丢了魂似的！”

我嘿嘿一笑，没吱声。

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

去了，万一是耍我呢？万一是她们姐妹俩合起伙来看我笑话呢？

我李卫国，丢不起第二次人。

可要是不去……

万一呢？

万一她是真的想见我呢？

那个眼神，不像假的。

那本《红与黑》，于连也是个穷小子。

我被自己这个可笑的联想逗乐了。

我算什么于连？

下午两点半，我跟师傅请了假，说肚子疼。

我冲到公共水龙头下，把脸和手上的油污搓了十几遍，肥皂沫都快把皮搓掉了。

我没回家换衣服，就穿着这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

如果她真的是因为我这个人，那我就该是我本来的样子。

我骑着车，冲到了新华书店。

离三点还有十分钟。

我把车停在对面的树荫下，远远地看着。

心跳得比厂里的柴油机还响。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也许根本没人会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两点五十五。

两点五十九。

三点整。

书店门口人来人往，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自嘲地笑了笑。

李卫国啊李卫国，你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

我跨上车，准备走人。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李卫国？”

我猛地回头。

是她。

林晓静。

她今天没穿学生装，换了件白底蓝花的布裙子，麻花辫也散开了，披在肩上。

她跑得有点喘，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

“你……你来了。”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我以为你……”我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什么。

“我被我妈派去买酱油了，绕了一大圈才跑出来。”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等很久了吧？”

“没，我也刚到。”我撒了个谎。

“昨天……对不起啊。”她低着头，玩着自己的衣角，“我姐她……她那人就那样，被我爸妈宠坏了。”

“没事。”我摇摇头，“本来就是我们家不对在先。”

“不。”她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我觉得你很好。”

我愣住了。

“你坐在那儿，他们那么对你，你一句话都没说，但你腰杆挺得笔直。我觉得……你跟你哥不一样。”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

在家里，我是“不懂事的那个”。

在厂里，我是“技术还行的李师傅”。

在邻居眼里，我是“李卫军那个不起眼的弟弟”。

只有她，说我很好。

说我腰杆挺得笔直。

“走走吗？”她提议。

“好。”

我们沿着河边慢慢地走。

八月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金色的光斑跳跃在她的裙摆上。

我们聊了很多。

聊她看的书，聊我修的机器。

她说明年就要高考了，她想考去北京，学新闻。

“我想当个记者，写很多真实的故事。”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我跟她说，我喜欢捣鼓那些没人能修好的机器，每当一个停摆的大家伙在我手里重新轰鸣起来，我就觉得特有成就感。

我也跟她说了我哥，说了我妈，说了我在那个家里的尴尬位置。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一个只见了两次面的女孩说这些。

但跟她说话，很舒服。

她不评判，只是静静地听着。

偶尔，她会说：“那对你太不公平了。”

就这么一句话，比什么安慰都管用。

我们走到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前。

“我请你吃冰棍。”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两毛钱。

“我要一根小豆的。”她说。

“我也要小豆的。”

我们一人拿着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并排坐在河边的石阶上。

冰棍很甜，一直甜到心里。

“你……为什么会看上我？”我还是忍不住问了。

她咬了一口冰棍，腮帮子鼓鼓的，像只小松鼠。

“我姐喜欢我哥那样的，帅气，会说话，有面子。”她慢慢地说，“可我觉得，面子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

“我看到你，就觉得你这人……踏实。像我们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不怎么好看，但根扎得深。”

老槐树……

这个比喻，真他娘的别致。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然后我们都笑了。

从那天起，新华书店、河边、公园的角落，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刚刚萌芽的感情。

我把我攒了半年的工资，三十多块钱，全都拿出来，给她买了一套高考复习资料。

她收到的时候，眼睛红了。

她回赠给我一本《牛虻》，扉页上写着：“送给我的亚瑟。”

我看不懂，她就给我讲牛虻的故事，讲他的坚韧和反抗。

她说：“卫国，你就是我的亚瑟。”

我把那本书用牛皮纸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床板底下。

那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甜蜜又忐忑。

我们都知道，我们脚下踩着的，是薄冰。

这层薄冰，迟早会裂开。

我没想到，裂开得那么快，那么猝不及防。

那天，是中秋节。

厂里发了两斤月饼，一斤是我自己的，一斤是替我哥领的。

他跟那个“”出去玩了，又没回家。

我妈气得晚饭都没吃。

饭桌上，死气沉沉。

我爸喝着闷酒，一口接一口。

“卫国，”他忽然开口，“你哥那个事……黄了就黄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我托人给你也物色一个。”

我心里一紧。

“爸，我不急。”

“怎么不急？你都二十二了！”我妈插嘴，“你看看你，一天到晚穿着身破工作服，跟个煤猴子似的，哪个姑娘能看上你？你得学学你哥……”

“学他什么？”我忍不住顶了一句，“学他把家当旅馆，把爸妈当空气吗？”

“你！”我妈气得拍桌子，“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我说的是实话！”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怨气，在酒精和憋屈的催化下，终于爆发了，“从小到大，什么好的都是他的！新衣服是他的，大白兔奶糖是他的，连上学的名额都是他的！我呢？我就捡他剩下的！现在连相亲都得我替他去！凭什么？”

当年，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高中。

我哥学习没我好，但我爸妈说，男孩子，长子，得有出息。

于是，我初中毕业，就进了机修厂当学徒。

我哥读了高中，虽然最后也没考上大学，但凭着高中文凭和那张脸，进了百货商店。

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根刺。

“你……你这个不孝子！你翻旧账！”我妈气得浑身发抖。

“我就是不孝！我就是不想再当他的影子了！”我吼道。

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李卫军回来了。

他喝了酒，满身酒气，但眼睛是亮的，带着一股邪火。

“哟，挺热闹啊。”他斜着眼看我，“怎么，我不在家，你成英雄了？敢跟我爸妈吼了？”

“你还有脸回来！”我指着他。

“我怎么没脸回来？这是我家！”他一步步逼近我，“李卫国，我问你，你是不是背着我，跟林家那个小的搞到一起去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他怎么会知道？

“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你们了。拉拉扯扯的，挺亲热啊。”他冷笑，“行啊你，我看不上的，你捡漏捡得挺快啊。”

“你胡说八道！”我急了。

“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那林晓燕是给我介绍的，她妹妹，按理说也该是我的人！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动我的东西？”

他那句“我的东西”，像一根毒刺，扎进了我心脏最深处。

“晓静不是东西！她是一个人！”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

“哟，还叫上晓静了？”他笑得更得意了，“怎么，睡过了？”

“你混蛋！”我气血上涌，一拳就挥了过去。

我们俩，从记事起第一次动手，在那个狭小的客厅里，扭打成一团。

我妈的尖叫声，我爸的怒吼声，桌椅倒地的声音，盘子碎裂的声音，混成一锅滚烫的粥。

最后，是我爸，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把我们俩分开。

他一辈子没打过我们。

那天，他给了我们一人一个耳光。

“都给我滚出去！”他指着门，眼睛通红。

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我看着我哥嘴角那抹得意的笑，看着我妈护着他、怒视我的眼神，看着我爸满脸的失望。

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我冲出家门，骑上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狂奔。

冷风灌进我的肺里，又冷又疼。

我不知道该去哪。

我不能去找晓静。

我不能把这摊烂事带给她。

我在河边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搬出去。

我回了厂里，直接去了宿舍管理员那里。

厂里有单身宿舍，一张床位，一个月两块钱。

我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交了押金，领了钥匙。

一个八人间的宿舍，只剩下最靠门的一个上铺。

我从家里搬了出来，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我那本《牛虻》。

我没跟我爸妈说。

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开始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工厂，宿舍。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抢着干。

别人修不好的机器，我抱着图纸研究到半夜。

我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只能靠疯狂地舔舐伤口，和不停地奔跑，来忘记疼痛。

我没有再去找晓静。

我哥说得对，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一个住在八人间宿舍，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的修理工，我拿什么去见她？

我拿什么给她一个未来？

她应该去北京，当她的记者，写她的故事。

她的世界，不该有我这样一个拖累。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一个星期后，我下班回到宿舍，发现我的枕头底下，压着一封信。

信封上没有写名字。

我打开，是晓静的字迹。

“卫国：

我哥去找你了，对不对？

对不起。

那天晚上，我姐从外面回来，说在街上看到我们了。

她把事情告诉了我爸妈，添油加醋。

我爸妈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门。

我哥也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会去找你。

卫国，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在我心里，你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

你就是你，是那个会在书店门口等我、会把工资都给我买复习资料、会跟我说修好机器多有成就感的李卫国。

我不知道你家发生了什么，但我猜得到。

你不要难过。

也别躲着我。

这周六下午三点，老地方，我等你。

如果你不来，我就一直等下去。

——晓静”

我捏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

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砸在信纸上，晕开了一片墨迹。

我像个傻子一样，坐在床边，又哭又笑。

这个傻姑娘。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姑娘。

周六那天，我去了。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

她瘦了，也憔悴了，但看到我，还是笑了。

“你来了。”

“我来了。”

我们相顾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你……搬出来了？”她看着我，眼里满是心疼。

我点点头。

“对不起。”她说。

“不关你的事。”我拉住她的手，“晓静，是我没用。”

“不许你这么说！”她打断我，“你是我见过的，最有用的人。”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着的东西，塞给我。

“这是我所有的零花钱，还有我妈给我的饭钱，我都攒下来了。你拿着，住宿舍也要花钱。”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十几块钱，有毛票，也有一块两块的。

钱被捏得皱巴巴的，还带着她的体温。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我不能要。”我把钱推回去。

“你必须拿着！”她很固执，“你要是不拿，就是看不起我。”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最后，我收下了。

“晓静，”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等我。”

“我等你。”她用力地点头。

“好好考试，考去北京。”

“好。”

“等我……等我能给你一个家的时候，我就去北京找你。”

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孩许下承诺。

那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少了。

她要冲刺高考，我不想打扰她。

我在厂里，更加拼命了。

车间里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老机床，三天两头出毛病。厂里请了好几个老师傅来看，都束手无策。

最后只能当半个废铁扔在那。

我盯上它了。

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了那台机器上。

没有图纸，我就自己一点点地画。

不懂德语，我就抱着一本德汉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说明书。

宿舍的工友都笑我，说我是疯子，跟一堆废铁较劲。

我不管。

这是我的战争。

我只有赢了，才能去见我的姑娘。

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眼窝深陷，整个人像被抽干了。

但我的脑子，却前所未有地清醒。

那台复杂的机器，在我眼里，变成了一块块可以拆解的积木。

终于，在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当我接上最后一根线路，合上电闸。

那台沉寂了半年的老古董，发出了一阵低沉的轰鸣，然后，平稳地运转起来。

那一刻，我坐在地上，浑身都是油污，却笑得像个孩子。

这件事，惊动了厂长。

厂长亲自跑到车间来看，围着那台机器转了三圈，拍着我的肩膀，连说了三个“好小子”。

第二天，厂里的黑板报上，就登出了我的名字。

“记功一次，奖金一百元。”

一百元！

那是我四个月的工资。

更重要的是，“李卫国”这个名字，第一次，以一种光荣的方式，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我拿着那一百块钱，手都在抖。

我第一时间就想去找晓静，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可我忍住了。

高考在即，我不能让她分心。

我把钱存了起来。

这是我为我们的未来，攒下的第一笔钱。

高考那天，我没去送她。

我只是远远地站在考场对面的马路边上。

看着她走进考场，背影单薄又坚定。

我在心里对她说：晓静，加油。

七月，流火。

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比晓静还紧张。

我不敢去她家附近打听，只能每天在厂里等消息。

一天，两天，三天。

第四天，我哥李卫军来找我了。

他是在我宿舍门口堵我的。

他瘦了，也憔悴了，没了以前那股神气。

“那个烫头的，跟一个香港来的老板跑了。”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我没说话。

“她把我的钱都卷跑了。”他靠在墙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李卫国，我以前……是不是特混蛋？”他问。

我还是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不是故意那么说你的。”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碎，“我就是嫉妒你。”

我愣住了。

“我嫉妒你。”他重复了一遍，“我以为我长得帅，工作体面，所有人都得捧着我。可那个烫头的，说跑就跑了。林晓燕，我妈说她家条件好，可我一看她那眼睛，就知道她看不上我。她看的是我这张脸，这份工作，不是我这个人。”

“可林晓静不一样。”他看着我，“她看的是你，李卫国。你小子，什么都没有，可你比我强。”

“她考上了。”他最后说。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

“林晓静，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了。她们家门口放鞭炮了，整个家属院都知道了。”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烟花炸开。

狂喜，酸涩，激动，百感交集。

“她……她考上了……”我喃喃自语。

“去吧。”我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去找她。别像我一样，混蛋了半辈子，最后什么都没剩下。”

我去找她了。

我骑着我那辆破车，冲到她家楼下。

她家门口，真的有放完鞭炮的红纸屑。

我不敢上去。

我就在楼下等。

从下午，等到天黑。

终于，我看到她下楼来倒垃圾。

她也看到我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朝我飞奔过来。

她什么也没说，一头扎进我怀里。

我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

“我考上了，卫国，我考上了！”她在我怀里，又哭又笑。

“我知道。”我抱着她，抱得很紧很紧，“我知道，我的姑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姑娘。”

我们在楼下的阴影里，说了很久很久的话。

她说，她爸妈知道成绩后，高兴坏了。

她说，她姐林晓燕，跟一个家里有背景的子弟订婚了，但她看起来并不开心。

她说，她把我们的事，跟她爸妈摊牌了。

“我爸说，只要我能考上大学，我自己的事，他不管。”

“我妈……还是有点不乐意，但也没说什么。”

“卫国，我们是不是……有希望了？”她仰着头问我，眼睛里闪着星星。

“有。”我用力点头，“一定有。”

我把我修好机器，拿到奖金的事告诉了她。

她听得眼睛亮晶晶的。

“我就知道，你行的！”

离她去北京报道，还有一个月。

那一个月，是我们最光明正大，也最快乐的一个月。

我们不用再偷偷摸摸。

我每天下班，就骑车去她家楼下等她。

我们一起去逛书店，去压马路，去吃一块钱一碗的雪花酪。

我用我那一百块奖金，给她买了一条新裙子。

就是她第一次见我时穿的那种，白底蓝花的布裙子。

她穿上的时候，美得让我心慌。

我还去见了她的父母。

是以“晓静的同学”的身份。

林科长对我，还是很客气，但那份客气里，依然带着审视和距离。

林母则不停地跟我说，晓静以后是大学生了，是吃笔杆子饭的人，前途无量。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只是笑笑，没说话。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需要用行动来证明。

在厂里，因为我修好了那台德国机床，厂长特批，让我进了技术科。

虽然还是个小小的技术员，但我不用再每天一身油污了。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可以看更多的技术资料。

我的工资，也涨到了四十五块。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爸妈也知道了我和晓静的事。

我妈的表情很复杂。

一方面，她觉得我给她丢了人，抢了“本该属于”我哥的姻缘。

另一方面，晓静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这又让她觉得脸上有光。

“大学生啊……我们老李家要出大学生媳妇了？”她有时候会这么喃喃自语。

我哥彻底变了个人。

他不再油腔滑调，在百货商店的工作也踏实了很多。

有时候回家，他会给我带一瓶处理的橘子罐头。

我们兄弟俩，会坐在门口，像小时候一样，一句话不说，但心里，那堵墙，好像塌了。

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

火车站。

绿皮火车，拥挤的人潮，嘈杂的告别声。

晓静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裙子，站在我面前。

她的眼睛红红的。

“卫国，我会给你写信的，每天都写。”

“好。”我帮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你也要给我写信。”

“好。”

“你要……照顾好自己，别太拼了，要按时吃饭。”

“好。”

我除了说“好”，好像什么都不会说了。

“卫呈，我把这个给你。”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和一支英雄牌钢笔。

“这是……”

“你不是喜欢写东西吗？以后，你就把想对我说的话，都写在上面。等我回来，我要检查的。”她吸了吸鼻子，努力地笑。

我接过笔记本和钢笔，沉甸甸的。

“晓静，”我看着她，“等我。我一定会去北京找你，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

“我信你。”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尖锐又刺耳。

她在她父母的催促下，上了车。

车窗里，她探出头，拼命地朝我挥手。

我也挥手。

火车缓缓开动。

她的脸，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直到最后，变成一个看不见的点。

我站在月台上，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月台上空无一人。

我握紧了手里的笔记本和钢笔。

我知道，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分成了两部分。

白天，在技术科，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机械的一切知识。

晚上，在宿舍昏黄的灯光下，我摊开那个笔记本，给我远方的姑娘写信。

我写我今天又攻克了一个什么技术难题。

我写我哥又相亲失败了，因为他跟姑娘说，他想自己攒钱开个小卖部，姑娘觉得他不务正业。

我写我妈开始念叨，说还是晓静好，是正经人家的好姑娘。

我写厂里新来的大学生，眼睛长在头顶上，理论一套一套，一上手就抓瞎。

我把我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写给她。

她的信，也如期而至。

一周一封，雷打不动。

她写北京的风，写学校的白杨树，写图书馆有多大，写她的老师同学有多厉害。

她也写她的烦恼，说普通话带口音，被同学笑话。说食堂的菜太咸，没有家里的好吃。

我们的信，成了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

日子就像厂里的机器，周而复始，平淡又充实。

84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厂里开始搞技术承包。

我，凭着过硬的技术，和我那个“疯子”一样的钻研劲头，带头承包了一个最难的小组。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我成了厂里最年轻的技术组长。

年底分红，我拿到了八百块钱。

我把钱工工整整地放在信封里，给晓静寄了过去。

我在信里说：“这是我给你攒的嫁妆。”

晓静在回信里，只有一句话：“我的嫁妆，早就备好了，就是我自己。”

我看着那句话，在宿舍里傻笑了一晚上。

85年夏天，晓静放暑假回来了。

两年不见，她变了。

头发剪短了，皮肤黑了点，但眼神更亮了，也更自信了。

她穿着北京最时兴的连衣裙，站在我面前，像一个真正的城里姑娘。

而我，穿着厂里发的蓝布工装，站在她面前，有点手足无措。

“卫国，你瘦了。”她摸着我的脸，满眼心疼。

“你也是。”我拉着她的手，感觉像是做梦。

那个暑假，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

我带着她，去看了我承包的技术小组。

看着那些在我指挥下，有条不紊运转的机器，她眼睛里充满了崇拜。

“卫国，你好厉害。”

我带着她回家。

这一次，我妈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热情得让我都觉得不适应。

我爸，话依旧不多，但吃饭的时候，破天荒地给我俩都夹了块肉。

我哥的小卖部，在我家的帮助下，开起来了。

他请我们去他的店里，给我们拿最好的汽水喝。

他说：“弟妹，以后卫国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揍他。”

我们都笑了。

一切，都好得像一场梦。

梦醒的时候，总是特别疼。

晓静要回北京了。

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那个熟悉的火车站台。

“卫国，明年我就毕业了。”她说，“毕业了，我就回来。”

“不。”我摇摇头。

她愣住了。

“晓静，留在北京。”我说，“你的舞台在那里，不是在这个小地方。”

“那你呢？”

“我去找你。”我看着她的眼睛，无比坚定，“我已经跟厂里申请了停薪留职。我哥的小卖部生意不错，他给了我一些启发。我要去北京，我也要干点自己的事。”

“可是……那太难了。”她担忧地说。

“不难。”我笑了，“修德国机床难不难？难。但我还是修好了。”

“晓静，相信我。我不会再让你等太久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我在北京，等你。”

86年春天。

我带着我所有的积蓄，一千五百块钱，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我没有告诉家里人。

我怕他们阻拦。

当我站在北京站的广场上，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和高楼。

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这个城市太大了。

大到我像一粒尘埃。

我能在这里，为我的姑娘，撑起一片天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

我身后，没有退路。

我找到了晓静的学校。

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了一碗炸酱面。

我告诉了她我的计划。

我想利用我的技术，开一个电器维修铺。

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这些东西在北京越来越普及，坏了也总得有人修。

晓静很支持我。

她把她积攒的奖学金和稿费，一共三百多块钱，都给了我。

“这是我的投资。”她说。

我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门脸，就在大学城附近。

又当铺面，又当卧室。

我的“卫国电器维修铺”，就这么开张了。

万事开头难。

一开始，根本没有生意。

我每天就坐在店里，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心急如焚。

晓静一有空就来陪我。

她帮我设计传单，去附近的居民楼里发。

“老师傅手艺，专治疑难杂症，修不好不要钱！”

传单发出去，慢慢地，开始有生意了。

一个录音机，一个黑白电视。

我凭着一股钻研劲，和诚实守信的原则，把每一个电器都当成艺术品来修。

我的手艺，渐渐有了口碑。

“那个小李师傅，人老实，技术好，收费还公道。”

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

晓静也毕业了。

她凭着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文笔，进了一家很大的报社，当了实习记者。

她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我们终于不用再挤在那个维修铺里。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在一起，每天都充满了希望。

88年，亚运会的消息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

我的维修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招了两个徒弟。

那年年底，我攒够了五千块钱。

我拉着晓静，去逛了百货大楼。

我给她买了一枚金戒指。

很细，很小，但很亮。

“晓静，”我在人来人往的柜台前，单膝跪下，“嫁给我。”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周围的人都在起哄，鼓掌。

“我愿意。”她哭着说。

我们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豪华的宴席。

我们就请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在一家小饭馆里，摆了两桌。

我的家人，也从老家赶了过来。

我妈拉着晓静的手，眼泪就没停过。

她说：“好孩子，我们家卫国，能娶到你，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气。”

我爸，喝了很多酒，他拍着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话。

“儿子，你比我强。”

我哥，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弟，你是我李卫军的骄傲。”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了我们那个小小的出租屋。

晓静靠在我怀里，抚摸着手上的戒指。

“卫国，你还记得吗？八年前，你替你哥去我家相亲。”

“怎么不记得。”我笑了，“那天，我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塞纸条吗？”

“不是因为我腰杆挺得直吗？”

“是。”她点点头，“但还有一个原因。”

“那天，你坐在那儿，我姐，我爸妈，他们都在用那种眼神看你。你明明那么窘迫，那么难堪，可你的眼睛，特别亮，特别干净。”

“我在想，这个男人，心里一定藏着一个很干净的世界。”

“我当时就觉得，我想去你的世界里看看。”

我抱着她，紧紧地抱着她。

窗外，是北京城的万家灯火。

我知道，属于我的那个世界，从她把那张纸条塞进我手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点亮了。

那道光，穿越了八年的时光，照亮了我所有的路。

从此，一片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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