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活儿不是我自个儿挑的，是家里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好不容易才给弄进来的。
79年的风，是冷的。
尤其是在北城。
尤其是在北城的看守所里。
那风跟刀子似的，顺着铁窗的缝隙往里钻，刮在人脸上，生疼。
我叫林卫东，二十二岁，是这里的一名管教。
说白了，就是个看犯人的。
这活儿不是我自个儿挑的，是家里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好不容易才给弄进来的。
铁饭碗。
我爹当时拍着我肩膀，满嘴的烟味，“卫东啊，去了好好干，别惹事，也别怕事。”
我嗯了一声。
其实我心里没什么感觉。
二十二岁的年纪，对未来没什么清晰的规划，就是觉得，有个班上，有口饭吃，就行了。
看守所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枯燥。
每天就是三件事：点名，巡逻，送饭。
犯人们穿着统一的号服，剃着一样的头，在我眼里，都长一个样，麻木，呆滞。
直到我遇见了陈静。
她是被两个女警架进来的，头发有点乱，但脸是干净的。
不像别的女犯，一进来就哭天抢地，或者骂骂咧咧。
她很安静。
安静得不像个犯人。
我当时正靠在墙边抽烟，看着她被押着从我面前走过去，她的眼神扫了我一下。
就那一下，我愣住了。
那眼神里没什么恨，也没什么怕，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
像一潭深不见底的井水。
后来我看了她的档案。
陈静，二十九岁，文化程度：高中。
罪名：投机倒把。
我撇了撇嘴。
79年，“投机倒把”是个大罪。
小到卖几斤鸡蛋，大到倒腾批文，都能给你扣上这顶帽子。
档案上写得语焉不详，就说她“伙同他人，无视国家法令，私自从南方购入一批‘奇装异服’，在黑市高价贩卖，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我把档案合上，扔在桌上。
心里有点不屑。
不就是做点小买卖吗？至于吗？
但这话我不敢说出来。
带我的师傅老王，是个快五十岁的老油条，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
“小子，别瞎琢磨。”他用夹着烟的手指头点点那份档案，“进了这门，就没一个冤枉的。你把心放肚子里，干好你的活儿，别的跟你没关系。”
我点点头，“知道了，王师傅。”
陈静被分到了三号监。
三号监里关的都是些经济犯，小偷小摸的，还有几个是因为男女关系混乱进来的。
她一个“投机倒把”的重犯，跟这些人关在一起，有点格格不入。
第一天放风，我就注意到她了。
所有犯人都挤在院子里那片巴掌大的地方，晒着那点可怜的太阳，大声说笑，或者扎堆抽着劣质的烟。
只有她，一个人站在墙角，背挺得笔直，看着墙上那片灰蒙蒙的天。
她的号服明显不合身，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显得她更瘦了。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新来的？”我故意把声音放得很粗，这是老王教的，对犯人不能有好脸。
她转过头，还是那双古井一样的眼睛。
她点了点头。
“叫什么？”
“陈静。”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犯什么事进来的，自己清楚吧？”我照着流程问。
“清楚。”
“在这里，就得守这里的规矩，”我继续板着脸，“别给我惹麻烦。”
她又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觉得有点无趣。
这女人像块捂不热的石头。
接下来的几天，她还是老样子。
不说话，不惹事，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监室里其他人欺负她，抢她的馒头，她也不反抗，就默默地看着。
有一次，一个因为卖淫进来的女人，外号叫“大喇叭”，故意把洗脚水泼在她被子上。
所有人都等着看好戏。
陈静只是站起来，默默地把湿被子抱到角落，然后坐回光秃秃的床板上，一动不动。
大喇叭觉得没意思，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在门外的小窗户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不像个犯人。
倒像个落难的小姐。
那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
后半夜，我巡逻到三号监门口，习惯性地往里看了一眼。
所有人都睡了，鼾声此起彼伏。
只有陈静的床铺上是空的。
我心里一紧，以为她要干什么，赶紧凑近了看。
她没睡，就坐在床板上，借着走廊透进去的微弱灯光，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仔细一看，发现她手里捏着一个东西。
一个用草纸叠的小小的东西。
像是一只小船，又像是一只千纸鹤。
她就那么专注地看着，手指轻轻地摩挲着。
月光从高高的铁窗洒下来，正好落在她脸上。
我看见她流眼泪了。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种无声的，一滴一滴往下掉的眼泪。
砸在地上，连个声响都没有。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戳了一下。
很轻，但很疼。
第二天送饭，我多拿了一个馒头。
轮到三号监的时候，我把饭盒递进去，趁别人不注意，把那个馒头塞到了陈静手里。
那馒头还是热的。
她的手冰凉，像一块冰。
她愣住了，抬头看我。
我没看她，扭头就走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跟在我背后。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关照”她。
送饭的时候，给她多加一勺菜。
放风的时候，默许她一个人待在角落。
监室里有人找她麻烦，我就会在门口咳嗽一声，或者用警棍敲敲铁门。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可怜她。
也许是觉得她跟别人不一样。
老王又看出了不对劲。
“卫东，你最近跟三号监那个女的，走得有点近啊。”一天下班，他把我拉到一边。
“没有，王师傅，就是看她老实，怕她受欺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小子，我跟你说，这地方的人，你可怜不过来。”
“你今天可怜她，明天可怜他，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咱们吃这碗饭的，心要硬。”
他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我知道老王说的是对的。
但我做不到。
我跟陈静的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
不是那种聊天，就是偶尔的一两句。
都是我问，她答。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丈夫，一个女儿。”
“女儿多大了？”
“五岁了。”
说到女儿的时候，她那双死水一样的眼睛里，才终于有了一点光。
但那光很快就熄灭了。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以前是中学老师，教物理的。”她顿了顿，“现在……身体不好，在家养着。”
我一下子明白了。
一个生病的丈夫，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为什么要去“投机倒把”，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你卖的那些衣服，很贵吧？”我又问。
她摇了摇头，“都是从我香港的表姐那里寄过来的。的确良的衬衫，喇叭裤……在广州那边很时兴。”
“我没想多要钱，就想着，能给他凑点医药费，给孩子买点吃的……”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哽咽。
“别说了。”我打断了她。
我怕她再说下去，我心里那点防线就彻底塌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转眼，到了冬天。
北城的冬天，能冻掉人的耳朵。
看守所里没有暖气，监室里跟冰窖一样。
犯人们都缩在一起，靠着人身上的那点热乎气取暖。
陈静的身体本来就弱，这么一冻，就病倒了。
发高烧，说胡话。
我找到老王，说得送医院。
老王皱着眉头，“一个犯人，发个烧，送什么医院？给她弄点退烧药就行了。”
“王师傅，她烧得很厉害，会出人命的！”我急了。
老王斜着眼看我，“林卫东，我再提醒你一次，别多管闲事！”
我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托我姐夫，从医院里弄了点退烧的针剂。
晚上值班的时候，我偷偷把陈静带到了值班室。
我让她趴在桌子上。
“你……你要干什么？”她声音发颤，以为我要对她做什么。
“别动，给你打针。”我拿出针管，掰开药瓶。
我不是护士，手抖得厉害。
针头扎进她胳膊的时候，她疼得闷哼了一声。
我笨手笨脚地把药推进去，然后拔出针头，用棉球按住。
“好了。”我说。
她慢慢地坐起来，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为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快回去吧，别被人发现了。”我催促她。
她没动。
“谢谢你。”她忽然说。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
“没什么。”我低下头，不敢看她。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反复想着老王的话。
“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我有点害怕。
但看着陈静的烧慢慢退下去，我又觉得，值了。
没过多久，陈静的判决下来了。
五年。
送往三百公里外的红星劳改农场。
通知下来的那天，整个三号监都静悄悄的。
陈静坐在床板上，面如死灰。
五年。
对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的青春，她的家庭，她的一切，都完了。
我看着她，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
我能做什么？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只是一个看大门的。
移交的日子定在三天后。
那三天，我过得魂不守舍。
我看着陈静把她那点可怜的东西收拾好，一个破了角的搪瓷缸，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
她没哭，也没闹。
就是安静。
死一样的安静。
我受不了这种安静。
我宁愿她大哭大骂一场。
移交的前一天晚上，又轮到我值夜班。
外面下起了大雨，夹着雷。
轰隆隆的雷声，像是要把天给劈开。
老王喝多了，趴在值班室的桌子上睡得跟死猪一样。
另一个管教请了病假。
也就是说，整个后半夜，只有我一个人醒着。
我坐在椅子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和雷声，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走到三号监门口。
陈静还是坐在床板上，跟那天晚上一样。
她好像知道我要来。
“林管教。”她叫我。
我开了锁，走了进去。
“明天……就要走了。”我说，声音干涩。
她点了点头。
“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
“我怕我丈夫等不到我。”
“我怕我女儿……会忘了我长什么样。”
她的眼泪又下来了。
无声的眼泪。
我看着她，一个念头疯了一样从我脑子里冒出来。
一个我自己都害怕的念头。
“你想走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她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问你，你想不想走？”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
她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今晚，只有我一个人。”我说，“老王喝多了，监控室的线路前两天被雷劈了，还没修好。”
“南边那道墙，最矮，墙角有个狗洞，前两天抓狗的时候弄的，还没来得及堵上。”
我一口气说完，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疯了。
我一定是疯了。
陈静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一种绝处逢生的渴望。
“为什么？”她又问了这个问题。
“别问为什么。”我别过脸，“你要是想走，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
“你要是不想走，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监室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外面的雨声和雷声。
过了很久，我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她站了起来。
“我走。”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上。
我带着她，离开了监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怕老王突然醒来。
我怕有别的犯人被惊醒。
我怕我们走到一半，天就亮了。
幸运的是，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顺利地来到了南墙下。
雨下得更大了，把我们俩都淋成了落汤鸡。
我找到了那个狗洞。
洞口很小，上面还挂着几根铁丝。
“从这里钻过去，就是外面的巷子。”我说，“巷子出去，往东走，是长途汽车站。”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所有的钱。
三十六块五毛。
还有几张粮票。
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把钱和票都塞到她手里。
“拿着，路上用。”
她没接，只是看着我。
“我不能要。”
“拿着！”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想饿死在半路上吗？”
她终于接了过去，手抖得厉害。
“林管教，你……”
“我叫林卫东。”我说。
“林卫东。”她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这份恩情，我陈静这辈子都不会忘。”
“如果……如果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你。”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推了她一把，“快走！天快亮了。”
她看了我最后一眼。
那一眼，很深很深。
然后，她弯下腰，从那个狭小的狗洞里，一点一点地钻了出去。
我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雨幕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
我站在雨里，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天边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我才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走回值班室。
老王还在睡。
一切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天亮之后，整个看守所都炸了。
犯人跑了！
还是个重刑犯！
所长拍着桌子大吼，要把所有当晚值班的人都查个底朝天。
我被叫到办公室。
所长和老王，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公安，像审犯人一样审我。
“林卫东，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没有。”我低着头。
“你一直都在值班室吗？”
“不，我巡逻了三次。”
“巡逻的时候，三号监有什么动静？”
“没有，她们都睡了。”
我的回答天衣无缝。
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巡逻的时候，她们“都”睡了。
除了陈静。
他们查不出任何破绽。
监控坏了，没有目击者。
墙角的狗洞，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
老王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
唯一的嫌疑人，就是我。
但他们没有证据。
老王在关键时刻，帮我说了句话。
“这小子，我看着他来的。胆小，老实，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干这事。”
“再说了，他跟那女的无亲无故，图什么啊？”
图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图什么。
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
结论是，陈静蓄谋已久，趁着雷雨天，利用看守所的疏忽，成功越狱。
我因为“失职”，被开除了。
铁饭碗，碎了。
我爹知道了，气得差点犯了心脏病。
他把我叫到跟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巴掌一巴掌地扇自己。
“我没用啊！我没用啊！”
我娘在一边哭。
我跪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不敢告诉他们真相。
我怕他们承受不住。
那年冬天，我离开了北城，回了乡下老家。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他们都在背后议论，说我在城里犯了事，被赶回来了。
我成了全家的耻辱。
那段时间，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人，不说话。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完了。
为了一个只认识了几个月的女人，我毁了自己的一切。
我后悔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问自己。
有时候，我觉得后悔。
后悔自己的冲动，后悔自己的愚蠢。
但有时候，我想起陈静钻出狗洞时，回头看我的那一眼。
那一眼里的渴望和感激。
我又觉得，不后悔。
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会那么做。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改不了了。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日子久了，村里人渐渐忘了我的事。
我也慢慢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我开始跟着我爹下地干活，学着做一个真正的农民。
二十五岁那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姑娘。
她叫秀莲。
人长得不漂亮，但很勤快，很善良。
她不嫌弃我“犯过事”，愿意跟我。
我们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很平淡，也很清贫。
但很踏实。
第二年，秀莲给我生了个女儿。
我给她取名叫玲玲。
看着女儿那张粉嘟嘟的小脸，我感觉我的人生，又有了希望。
我拼了命地干活。
种地，养猪，去镇上的砖窑厂打零工。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
我不想让我的老婆孩子，再跟我一起受穷。
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
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
我也动了心思。
我跟秀莲商量，我想去南方闯一闯。
秀莲抱着女儿，红着眼睛，“卫东，外面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
“我知道。”我握着她的手，“但你看玲玲，她一天天大了，马上就要上学了。光靠种地，咱们供不起她。”
“我想让她过上好日子，不像我们。”
秀莲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
我去了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还是个大工地。
到处都是机会，也到处都是坑。
我没文化，没技术，只能去建筑队干苦力。
扛水泥，搬砖，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但我咬牙坚持着。
每个月，我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
只留一点点够自己吃饭。
晚上躺在工地的集体宿舍里，闻着满屋的汗臭味，我想家，想秀莲，想玲玲。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陈静。
我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逃出去了吗？
她和她的家人团聚了吗？
她过上好日子了吗？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她就像我人生里的一颗流星，划过之后，就再无踪迹。
我在深圳待了五年。
攒了点钱。
我不想再过这种漂泊的日子了。
我回了家。
用攒下的钱，在镇上开了个小小的五金店。
日子总算稳定了下来。
虽然发不了大财，但比种地强多了。
玲玲也上了小学，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三名。
每次开家长会，老师都夸她聪明。
我跟秀莲都觉得，这辈子吃的苦，都值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末。
我也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两鬓开始有了白发。
玲玲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我跟秀玲为她骄傲。
我们都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
可老天爷，总喜欢在人最得意的时候，给你开一个残忍的玩笑。
玲玲高二那年，突然开始频繁地流鼻血，发低烧。
一开始我们都没在意，以为是学习太累，营养跟不上。
就给她买了很多好吃的补身体。
但她的脸色越来越差，人也瘦得不成样子。
有一次，她在学校晕倒了。
老师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赶紧把她送到了市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医生脸上的表情。
凝重，同情。
“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医生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白血病？
那是什么？
我只在电视里听过这个词。
我知道，那是不治之症。
秀莲当场就瘫了下去。
我扶着她，感觉天都塌了。
“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女儿身体一直很好啊！”我声音发抖。
医生叹了口气，“我们已经反复确认过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做骨髓移植。”
“但是，配型很难。而且，手术费用非常高昂。”
“大概需要……三十万。”
三十万。
在九十年代末，对我们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是个天文数字。
我跟秀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五万块。
那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
但还差得太远。
我把五金店盘了出去，又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东拼西凑，才凑了十万块。
还差二十万。
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看我没有抵押，根本不贷给我。
我去求那些以前的生意伙伴，人家一听是借钱治病，都躲得远远的。
那段时间，我尝尽了人情冷暖。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被所有人指指点点的冬天。
无助，绝望。
玲玲躺在病床上，一天比一天虚弱。
化疗让她头发都掉光了。
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女孩，现在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她很懂事，从来不哭不闹。
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说：“爸，别治了。我知道家里没钱了。”
“咱们回家吧。”
我听了，心如刀割。
我抱着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玲玲，你别胡思乱想。钱的事，爸会想办法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
钱从哪里来？
我甚至动了去抢银行的念头。
就在我快要走投无路的时候，市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找到了我。
他们听说了我们的事，想做一个专题报道，呼吁社会给我们捐款。
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对着镜头，讲述了我们的遭遇。
我求大家救救我的女儿。
我说，我叫林卫东，我愿意给所有帮助我们的人，做牛做马。
节目播出的那天晚上，我跟秀莲守在电视机前。
看着电视里那个憔悴不堪，卑微到尘埃里的自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
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医院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很多好心人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表示愿意捐款。
一笔笔钱，通过邮局，通过银行，汇到了医院的账户上。
一百，两百，一千，两千……
短短几天，就凑了五万多块。
我跟秀莲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每天都在本子上记下那些好心人的名字和地址，想着以后一定要报答他们。
但离三十万，还是差很多。
而且，玲玲的配型，也一直没有找到。
就在我们一边感激，一边焦虑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那天，我正在给玲玲喂粥。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女人，在院长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样子，保养得很好，气质很高雅。
我以为又是来捐款的好心人，赶紧站起来。
“您好，您是……”
那个女人没有看我，她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了病床上的玲玲脸上。
然后，她慢慢地转过头，看向我。
当我看清她的脸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张脸，虽然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添了些风霜。
但那双眼睛……
那双像古井一样深邃的眼睛。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陈……陈静？”我试探着叫出了这个埋藏在心底二十年的名字。
女人的眼睛红了。
她点了点头。
“林卫东，是我。”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再见到她。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怎么会找到我？
“你……”我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院长在一旁解释道：“林师傅，这位是陈总，香港宏达集团的董事长。她是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新闻，特地从香港赶过来的。”
香港？董事长？
我看着眼前这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再想想二十年前那个穿着囚服，瘦弱无助的陈静。
我感觉像是在做梦。
“玲玲的病，我都知道了。”陈静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你放心，钱的问题，我来解决。”
“还有，我已经联系了北京最好的血液病专家，明天就过来会诊。”
“另外，我已经让我的公司，在全球的骨髓库里，寻找合适的配型。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她条理清晰地安排着一切。
那种镇定和果断，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愣愣地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秀莲在一旁，也听傻了。
“陈……陈总，这……这怎么好意思。我们跟你非亲非故的……”秀莲结结巴巴地说。
陈静看了看秀莲，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
“嫂子，你不知道。”
“二十年前，如果不是卫东，我早就死在劳改农场了。”
“他不是我的亲人，但胜似亲人。”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秀莲震惊地看着我。
我低下了头，脸上一阵发烫。
那些被我尘封了二十年的往事，就这样被猝不及agis地揭开。
那天晚上，陈静在医院旁边最好的酒店，请我吃饭。
偌大的包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气氛有些尴尬。
“这些年……过得好吗？”还是她先开了口。
“还行。”我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开了个小店，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平平淡淡的。”
“对不起。”她忽然说。
我愣住了，“对不起什么？”
“因为我，你丢了工作，受了那么多苦。”她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时候，我……”
她没说下去，眼圈又红了。
“都过去了。”我摆了摆手，“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
“你呢？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她的思绪，好像也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雨夜。
“那天晚上，我从狗洞里钻出去，一路跑，不敢停。”
“我坐上了去广州的长途车。你给我的钱，我都省着花。”
“到了广州，我举目无亲。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我怕被抓回去。”
“我就在一个服装厂里打黑工。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他是个香港商人。”
“他没有嫌弃我的过去，还帮我洗白了身份。”
“再后来，我们就去了香港，开始做生意。”
“一开始也是做服装，就是我当年卖的那种。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就有了现在的公司。”
她讲得很平淡，但我知道，这二十年，她经历的艰辛和风险，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一个从看守所逃出来的女人，能在陌生的城市，赤手空拳打下这么大一片江山。
她付出的，绝对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那你……你原来的丈夫和女儿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提到这个，她的脸色黯淡了下来。
“我逃出来之后，偷偷回去找过他们。”
“我丈夫，在我走后不到半年，就病逝了。”
“我女儿，被她叔叔婶婶收养了。他们对她不好。”
“我本来想带她走，但那时候我自身难保。等我后来有能力了，再回去找她，她已经……嫁人了。”
“她不认我。她恨我。”
陈静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她说，是她妈不要她了。她没有我这样的妈。”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陈静说，“但我只知道你叫林卫东，是北城人。我托了很多人，都找不到。”
“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会在电视上看到你。”
“卫东，”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当年你给我那三十六块五毛钱，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重要的一笔钱。”
“你把我从地狱里拉了出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现在，轮到我报答你了。”
我摇了摇头，“我当初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
“我知道。”她说，“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更要报答。”
“玲玲，就是我的女儿。她的病，我包了。”
那一顿饭，我们聊了很多。
聊过去，聊现在。
感觉就像两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陈静的能量是巨大的。
第二天，北京的专家就飞了过来。
第三天，从美国传来了好消息，找到了和玲玲匹配的骨髓。
一个星期后，三十万的手术费，全部打到了医院的账户上。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我跟秀莲，除了说“谢谢”，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们想给她打个欠条，她撕了。
她说：“我们之间，不用这个。”
玲玲的手术非常成功。
她在无菌舱里待了一个月，就转到了普通病房。
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脸上又有了血色，也开始有说有笑了。
那段时间，陈静一直没有离开。
她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每天都来医院。
给玲玲带好吃的，陪她聊天，给她讲香港的事情。
玲玲很喜欢这个漂亮的“陈阿姨”。
秀莲也从一开始的拘谨，变得和她无话不谈。
有时候我看着她们三个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样子，会觉得很恍惚。
命运这个东西，真是太奇妙了。
谁能想到，二十年前，我在看守所里一个不经意的善念。
会在二十年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报到我女儿身上。
玲令出院那天，陈静来送我们。
她给我们在市里最好的小区，买了一套房子。
她说，五金店她也帮我重新盘下来了，规模比以前扩大了一倍。
我拒绝了。
“陈静，你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房子和店，我们不能要。”
“这辈子，我们欠你的，已经还不清了。”
陈静笑了。
“卫东，你又说傻话了。”
“是我欠你的。我欠你一条命。”
“你当年要是没放我走，我现在可能就是劳改农场里的一堆白骨了。”
“我所做的这一切，跟你给我的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她拉着我的手，把钥匙塞到我手里。
“收下吧。别让我心里过意不去。”
“让嫂子和玲玲，过点好日子。”
我看着她，眼眶湿了。
我最终还是收下了。
我们搬进了新家。
一百五十平的大房子，装修得又漂亮又气派。
秀莲和玲玲高兴得不得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心里百感交集。
我的人生，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
一夜之间，从地狱到了天堂。
陈静在北城又待了一段时间，处理了一些公司在内地的业务。
她要走了。
走之前，她又请我吃了一顿饭。
还是那个包间。
“我要回香港了。”她说。
“嗯。”我点了点头，“一路顺风。”
“以后，我可能会经常来内地。到时候再来看你们。”
“好。”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卫东，”她忽然开口，“你……后悔过吗？”
她问的，还是那个问题。
二十年前，我问自己。
二十年后，她问我。
我笑了笑。
“以前，后悔过。”
“看到我爹娘为，看到秀莲跟我吃苦，看到村里人戳我脊梁骨的时候，我后悔过。”
“我觉得，我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毁了自己的一辈子，太傻了。”
“但是现在，”我看着她，“我不后悔了。”
“一点都不后悔。”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打开那扇门。我可能会安安稳稳地当一辈子管教，退休，拿退休金。”
“但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我会永远记得那个雨夜，那个坐在床板上，无声流泪的女人。”
“我会一辈子瞧不起我自己。”
“陈静，谢谢你。”我说。
“谢我什么？”她愣住了。
“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谢谢你，让我可以挺直腰杆，告诉我女儿，她爸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懦夫。”
陈 "谢谢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有好报。"
陈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这一次，不再是无声的。
她趴在桌子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委屈。
我知道，她哭的，不仅仅是感动。
她哭的，是她那死去的丈夫。
她哭的，是她那不认她的女儿。
她哭的，是她这二十年，所受的所有苦，所有委屈。
我没有劝她。
我只是默默地给她递过去一张纸巾。
我知道，她需要这样一场发泄。
从那以后，陈静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她每年都会来北城几次。
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很多东西。
她待玲玲，就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玲玲大学毕业后，陈静想让她去香港，进她的公司。
玲玲拒绝了。
她选择留在北城，当了一名医生。
她说，她的命是好心人救回来的，她也要去救更多的人。
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如今，我又老了十多岁。
头发已经全白了。
我和秀莲，每天就在五金店里看看店，下午去公园散散步，生活平淡而幸福。
玲玲成了市医院的骨干医生，救了很多人。
陈静的公司，已经成了跨国集团。
她还是那么忙，满世界地飞。
但每年的除夕，她都会来我们家。
我们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守岁。
她，秀莲，玲玲，还有我。
我们才像真正的一家人。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泡上一杯茶，回想我这大半辈子。
从看守所的管教，到乡下的农民。
从深圳的苦力，到五金店的小老板。
我的人生，起起落落，充满了戏剧性。
而这一切的转折点，都源于1979年的那个雨夜。
那个我动了恻隐之心，放走了一个女犯人的夜晚。
我常常在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当时，我的行为，无疑是“错”的，是“恶”的。
我违反了纪律，放跑了犯人。
但这个“错”与“恶”，却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成就了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也最终，救了我的全家。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我只知道，当你在某个时刻，面对一个需要帮助的，绝望的灵魂时。
遵从你内心的那一点点不忍，那一点点怜悯。
或许，你就种下了一颗种子。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芽，什么时候会开花，什么时候会结果。
但它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就像我一样。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