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亚海上交流史的长河中，明朝“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事件，绝非一次简单的人口迁徙，而是一场承载着国家战略、文明传播与民族交融的宏大历史实践。这场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官方派遣，不仅深刻塑造了琉球王国数百年的发展轨迹，更在东海之滨编织起一条跨越时空

在东亚海上交流史的长河中，明朝“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事件，绝非一次简单的人口迁徙，而是一场承载着国家战略、文明传播与民族交融的宏大历史实践。这场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官方派遣，不仅深刻塑造了琉球王国数百年的发展轨迹，更在东海之滨编织起一条跨越时空的文化与血脉纽带，其影响绵延至今，成为理解东亚历史脉络的重要线索。

一、洪武年间的战略抉择与历史铺垫

明朝初年，东亚海域的秩序正处于重构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天下后，推行“海禁”政策以稳固海防，同时积极构建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琉球王国便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早在隋朝，中原王朝就已与琉球建立起初步联系，《隋书·流求传》中便有关于两地交往的最早记载，为后世的深度互动奠定了历史基础。

到了明朝，琉球王国分裂为中山、山南、山北三国，其中中山国在国王察度的治理下实力最强，且对明朝表现出强烈的归附意愿。当时的琉球，虽地处东海要冲，却面临着航海技术落后、贸易制度不完善、文化礼仪尚未成熟的困境，难以充分融入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为改变这一局面，察度派遣使者多次赴明，恳请朱元璋派遣通晓航海、造船、外交、礼制的人才赴琉球相助，以推动王国的发展与对华交流。

朱元璋深知琉球的战略价值——其地理位置不仅是明朝东南沿海的屏障，更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东北亚的海上枢纽。若能帮助琉球发展，既能强化朝贡体系的稳定性，又能借助琉球的海上力量牵制倭寇与海盗，同时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朱元璋欣然应允察度的请求，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正式下旨，从福建泉州府（今泉州、厦门一带）和福州府（今福州、莆田一带）甄选“闽人三十六姓”前往琉球。

此次甄选极具针对性：入选者多为世家子弟、能工巧匠与文人士绅，他们或精通造船与航海技术，熟悉季风规律与海上航线；或擅长外交文书撰写与朝贡礼仪，能协助琉球处理对华事务；或深谙儒家典章制度与农业、手工业技艺，可推动琉球的社会发展。这些闽人并非被迫迁徙，而是带着朝廷的使命与期许，以“技术输出者”“文化传播者”“外交中介者”的三重身份，踏上了前往琉球的航程。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六姓”并非确指三十六个家族，而是对移民群体的统称，实际移民人数远多于三十六家，且后续仍有福建民众陆续赴琉，加入这一群体。

二、中华文化的海外飞地与精神家园

“闽人三十六姓”抵达琉球后，中山王察度为其划定了专门的聚居地——位于首都首里城西北郊的久米村（又称“唐营”“唐荣”），意为“唐人居住的营地”。这一举措既体现了琉球对闽人的尊重与信任，也为中华文化的保留与传承提供了地理空间。久米村并非孤立的村落，而是一个高度凝聚的文化共同体，成为了中华文化在琉球的“海外飞地”。

在久米村，闽人及其后裔完整保留了家乡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他们讲闽南语（后来逐渐形成融合闽南语与琉球语的“久米语”），写汉字、习汉文，沿用福建的节庆礼仪：春节贴春联、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赏月、品月饼，婚嫁遵循“六礼”，丧葬采用福建的殡葬习俗。村里建起了琉球最早的孔庙——至圣庙，供奉孔子及儒家先贤，同时设立“明伦堂”“国学”等教育机构，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本地子弟。

教育是久米村传承文化的核心载体。明伦堂不仅招收久米村子弟，也向琉球贵族开放，课程涵盖《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以及书法、算术、礼仪、外交文书写作等实用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久米村逐渐成为琉球的文化教育中心，培养出了一大批兼具中华文化素养与琉球本土意识的人才。此外，闽人还将福建的农业技术（如水稻种植、茶叶栽培）、手工业技艺（如制瓷、纺织、造船）引入琉球，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久米村周边的农田采用福建的耕作方式，产量大幅提升；村里的造船作坊仿照福建船型，建造出更适合远洋航行的“福船”，使琉球的航海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制瓷业则借鉴泉州德化窑的工艺，生产出兼具中国风格与琉球特色的陶瓷制品。

久米村的闽人后裔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他们自称为“唐人”，以区别于琉球本土民众，却又主动融入琉球社会，与当地人通婚联姻，形成了“既守华风，又融琉俗”的独特社群特质。明朝政府也对久米村给予特殊关怀，允许其子弟赴明参加科举考试，不少人考中进士后留在明朝为官，或返回琉球担任要职，成为连接两地的文化桥梁。例如，明万历年间，久米村人蔡金城赴明应试，考中举人后历任江西袁州府通判，其事迹被载入《明实录》，成为闽人后裔的荣耀。

三、闽人后裔在琉球历史上的卓越贡献

“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并非被动定居，而是深度参与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事务，成为琉球王国的核心统治力量之一，涌现出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贡献贯穿了琉球王国的鼎盛时期。

（一）外交领域：朝贡体系的维护者与推动者

琉球作为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员，需定期派遣“进贡使”赴明朝贡，而久米村的闽人后裔因其通晓汉语、熟悉礼仪，成为了朝贡使团的核心成员，甚至多次担任正使、副使。他们不仅负责护送贡品、递交国书，还承担着沟通两国的重要使命，妥善处理朝贡过程中的各类事务，维护琉球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在众多外交人才中，郑迥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郑迥出身久米村郑氏家族，其先祖为福建泉州人，他自幼在明伦堂学习儒家经典，后赴明深造，精通汉语与外交礼仪。返回琉球后，郑迥凭借卓越的才能历任琉球王国的三司官（相当于宰相），成为琉球的最高统治者之一。1609年，日本萨摩藩以琉球“不纳贡”为由入侵琉球，逼迫琉球向萨摩藩称臣。面对萨摩藩的威逼利诱，郑迥始终坚守对明朝的忠诚，坚决反对断绝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主张“事明如父，事萨摩如舅”的“两面隶属”策略，既保全了琉球的独立地位，又维护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即便在被萨摩藩囚禁期间，郑迥仍坚贞不屈，最终壮烈殉国，其忠诚气节被后世琉球人敬仰，被誉为“琉球的文天祥”。

（二）文化教育领域：儒学的普及者与文明的奠基者

程顺则是“闽人三十六姓”后裔中在文化领域贡献最大的人物，被誉为“琉球五伟人”之一，其先祖为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人。程顺则一生曾四次作为琉球进贡使赴明，足迹遍布南京、北京、福州等地，他不仅带回了大量儒家经典、朱子学著作与文史典籍，还亲自考察明朝的教育制度与社会治理模式，将其引入琉球。

回到琉球后，程顺则主持重修了久米村的至圣庙与明伦堂，扩大了办学规模，将儒学教育推广至琉球全境。他编写了《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明伦堂训蒙辑要》等书籍，将明朝的官制、学制与伦理规范系统地介绍给琉球民众，推动琉球建立起规范化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程顺则根据自己的航海经验与赴明见闻，编纂了《指南广义》一书，详细记载了从琉球到明朝的海上航线、季风规律、天文观测、导航方法等实用知识，成为琉球航海史上的里程碑式文献，极大地提升了琉球的远洋航行能力，为朝贡贸易与海上交流提供了技术保障。此外，程顺则还将中国的建筑、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引入琉球，首里城的宫殿建筑便借鉴了福建宫殿的营造法式，其飞檐翘角、斗拱结构与彩绘装饰，都能看到闽南建筑的影子。

（三）经济领域：朝贡贸易的主导者与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在“闽人三十六姓”到来之前，琉球的朝贡贸易规模较小，且多依赖明朝船只接送。闽人抵达后，凭借精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经验，帮助琉球建立起自己的船队，开通了从琉球到福州、泉州、宁波，再到东南亚各国的多条贸易航线。久米村的闽人后裔成为了朝贡贸易的核心经营者，他们不仅负责船队的组织与航行，还主导着贡品的采购与商品的交换。

琉球的贡品多为本地特产，如硫磺、苏木、胡椒、琉球扇、漆器等，而从明朝带回的则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书籍等商品，这些商品一部分供琉球王室与贵族使用，另一部分则转售给东南亚各国，形成了“以华为中介，连接琉、日、东南亚”的三角贸易格局。闽人后裔凭借对中国市场与东南亚市场的熟悉，在贸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琉球成为明朝朝贡体系中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让久米村成为琉球的经济中心之一。此外，闽人还将福建的商业制度与经营模式引入琉球，推动琉球形成了规范化的市场体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四、朝贡体系下的坚守与变局

“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的存在，使得琉球与明朝的联系愈发紧密。在明清两代，琉球始终是朝贡体系中最忠诚、最规范的成员——明朝时期，琉球每两年或三年便派遣一次朝贡使团赴明，一年最多可达三次；清朝建立后，琉球迅速向清廷归附，继续保持朝贡关系，直至19世纪末被日本吞并。在这数百年间，久米村的闽人后裔始终是琉球对华朝贡的核心执行者，他们不仅负责使团的组织与外交事务，还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使命，使中华文化在琉球的影响不断深化。

1609年，日本萨摩藩发动对琉球的入侵，琉球王国战败，被迫与萨摩藩签订不平等条约，向其称臣纳贡，从此进入“两面隶属”的特殊时期。尽管受到萨摩藩的控制，琉球王国仍坚守对中国的朝贡关系与文化认同：朝贡使团依然按时赴华，贡品从未中断；久米村的儒学教育与文化传承始终未停；琉球王室与贵族依然以学习汉语、穿汉服、习汉礼为荣。萨摩藩虽试图干预琉球的对华事务，却因琉球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深厚认同与明朝（后来的清朝）的强大影响力而未能得逞。这种“明属华、暗属日”的状态，持续了近三百年，成为琉球历史的独特景观。

在此期间，“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始终是琉球坚守对华认同的核心力量。他们利用自己在琉球政府中的重要地位，抵制萨摩藩的文化同化政策，坚持使用汉字、推广儒学，维护久米村的文化传统。例如，在萨摩藩要求琉球改用日本年号、学习日本礼仪时，久米村的官员多次以“事关对华朝贡，不可轻改”为由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汉字的官方地位与儒学的主导地位。即便在19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后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久米村的闽人后裔仍积极奔走，试图寻求清朝的支持，挽救琉球王国的命运，展现出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的深厚情感。

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王国灭亡。此后，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根除琉球的中华文化痕迹，强迫民众学习日语、改用日本姓名、信仰神道教。久米村的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至圣庙被损毁，明伦堂被改为日本式学校，闽南语与汉语教育被禁止。但即便如此，闽人后裔仍在暗中传承中华文化：不少家庭私下教授子女汉语与儒家经典，保留着福建的民俗习惯，“福州话”成为家族内部的秘密语言，延续着对故土的记忆。

五、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与历史思考

如今，尽管琉球王国已不复存在，“闽人三十六姓”的移民史却在冲绳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记，成为冲绳文化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冲绳的文化、语言、饮食、建筑等方面，随处可见福建文化的影子，这些“活化石”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跨越东海的交流史。

在建筑方面，冲绳首里城的宫殿建筑群虽历经战火损毁与重建，但其核心格局仍保留着福建建筑的特色——宫殿的飞檐采用“歇山顶”设计，斗拱结构与彩绘装饰与福州三坊七巷的古建筑一脉相承；久米村的传统民居“唐屋”，以红砖、黑瓦为主要建材，布局采用“一进三院”的闽南民居样式，庭院中种植着从福建引入的榕树、樟树，处处透着“家乡味”。此外，那霸市的“福州园”，是为纪念“闽人三十六姓”而建，园内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完全仿照福州的园林风格，成为冲绳民众感受福建文化的重要场所。

在饮食方面，冲绳的许多特色美食都源于福建。例如，“冲绳面”的制作工艺源自福建的“线面”，口感劲道，汤汁浓郁，至今仍是冲绳人最爱的主食之一；“泡盛酒”的酿造技术由福建移民传入，采用大米为原料，经蒸馏制成，其酿造工艺与福建的“米酒”有着密切联系；此外，冲绳的粽子、年糕、汤圆等小吃，在制作方法与口味上也与福建传统食品高度相似，成为饮食文化交融的见证。

在语言与民俗方面，冲绳方言中仍保留着大量闽南语词汇，例如“吃饭”读作“驾崩”（与闽南语“食饭”发音相近），“衣服”读作“衫裤”（与闽南语一致）；冲绳的许多民俗节日也源自福建，如“盂兰盆节”的祭祀仪式、“海神节”的航海祈福活动，都能找到福建民俗的痕迹。此外，冲绳的“唐手”（后来发展为空手道），其起源也与福建的南拳有着密切关系，是闽人移民将武术传入琉球后，与当地技艺融合形成的独特武术流派。

“闽人三十六姓”的移民史，不仅是一段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更是一段关于和平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与琉球的联系，并非近代地缘政治矛盾所能割裂的，而是建立在数百年的技术共享、文化交融与血脉融合之上的。“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以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推动了琉球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他们所搭建的文明桥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今天，理解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冲绳独特的文化身份——它既不是纯粹的日本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中华文化，而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更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东亚地区历史脉络的复杂性与关联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段和平交流的历史也为当代国家间的交往提供了启示：文明的传播不应依靠武力与征服，而应通过平等互利的交流与互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一旦植根于文化与血脉，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份跨越数百年的血脉与历史联系，不该被遗忘。它是东亚文明交流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提醒我们尊重历史、珍视和平的重要见证。正如冲绳的“闽人三十六姓”后裔仍在努力追寻自己的根源一样，这段历史也将继续激励着人们，在回望过去中汲取力量，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包容。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