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是满族，到底算不算汉奸？

摘要：“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诸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汉奸与汉贼为对称。

“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诸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汉奸与汉贼为对称。

明朝末年平定西南土司的叛乱中，朝臣在奏疏中用汉奸指称不法的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载“顾臣尤有说焉，夷地深险，步步羊肠，犬羊之性，一日数变。汉奸揆之，其狡百出，势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筑，一面剿除顽梗，庶可建威消萌，计垂长久，黔省俭瘠，百务掣肘，一切经画事宜，尚有疏所未尽者，容臣会同按臣陆续具请”。

康熙年间，沿用了明代”汉奸“一词的含义。康熙年间，贵州提督张文焕《奏陈遍历黔疆目击要地情形折》中使用了汉奸一词：“附近古州，八万苗地，其各寨之中又有汉奸指使生事，况通省苗彝所有器具，不过弩弓标枪之类，鸟枪间或有之。”

乾隆年间依然沿用这样的含义，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开始用在汉族之外。《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张允随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

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谕军机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寨僧，格桑之父泽旺业已就获，泽旺虽非首恶，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当解京严讯。土舍安都尔为逆党济恶，要犯通事虎儿，曽至内地，今为贼酋出力管事，即与汉奸无异，均应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尔和”通事“虎儿，“均应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为“汉奸”。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很接近现在的说法。

贝青乔于鸦片战争爆发后，随同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江抗英，把他两年多所见所闻之种种咄咄怪事写成大型纪事组诗一百二十首，名曰《咄咄吟》。

《咄咄吟·卷上》载：”初，琦善以直隶总督，误信汉奸之言，奏参林则徐严办粤东鸦片烟，不足服英夷心。上乃革林职而以琦善代之“。该书进一步指出，最早的汉奸主要是只是那些因为参与鸦片走私和信奉西方天主教而倾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给英国的中国人。《咄咄吟·卷上》载：“或谓将军曰，军机之洩，由于汉奸；汉奸之来，由于禁绝鸦片烟，盖中国贩烟者，恒与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结纳，今既严禁贩烟则此辈无可分肥,势必狼狈为奸，甘为夷用，以潜探我军机。”“欲知幕友家丁之为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英夷之祖，名耶稣，汉奸多奉其教者也”。

光绪26年（1900年）中国向八国宣战的诏书中，已经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里汉奸的含义已经与现在基本一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根据同盟国在战时形成的共识，国民政府开始筹备战后审判，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拟定了《战争罪犯审判办法》等文件，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引渡、拘押和侦讯。国民政府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汉口、台北和广州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