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提出的"穷不安道，富不乐业"社会困惑为切入点，结合历史变迁与文学表达，深入探讨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与重建问题。文章通过分析陶渊明、苏轼、杜甫等文人的生命实践与创作，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安顿心灵的智慧，并结合现代社会特点，提出精神家园重
中国人精神家园的追寻与重建：从王德峰"穷不安道，富不乐业"说开去
摘要
本文以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提出的"穷不安道，富不乐业"社会困惑为切入点，结合历史变迁与文学表达，深入探讨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与重建问题。文章通过分析陶渊明、苏轼、杜甫等文人的生命实践与创作，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安顿心灵的智慧，并结合现代社会特点，提出精神家园重建的可能路径。
引言
"今日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少数成功者阶层，还是多数的弱势群体，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生命幸福感，都在迷茫，彷徨，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整个民族缺少了精神的家园。"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这番论断，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困境。他将这种状况精辟地概括为"穷不安道，富不乐业"的社会困惑。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裕程度前所未有的时代，然而，精神的无处安放却成为普遍的隐痛。有人形容，这仿佛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有人偷偷拿走了我们认知精神世界的"梯子"，使我们失去了描述伦理、美学、宗教等超验价值的能力。著名作家刘震云曾犀利指出："有钱把日子过好，没钱把心情过好。可现在很多人是有钱的没把日子过好，没钱的没把心情过好。"
本文试图从历史变迁与文学表达的双重维度，探寻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与重建。我们将追问：这把被拿走的"梯子"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如杜甫一般，在精神的"草堂"中辟地种菜，钓取生命的意义？又如何能如苏东坡那样，在风雨人生中吟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安顿心灵的智慧，并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我们或许能找到一条重返精神家园的道路。
1. "穷不安道"：普遍不安宁的时代症状
在王德峰教授的诊断中，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普遍的精神家园的缺失，二是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这种精神困境在所谓"弱势群体"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他们在物质生活尚未富足的情况下，既无法安于当下贫困的处境，又找不到改变命运的正道，于是陷入深深的焦虑与不安之中。
我们从一个物质上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尽管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但物质的丰裕并未带来精神的安宁。相反，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这种不安宁体现在各个社会阶层：成功人士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而相互竞争；没有成功的普通人为了通往成功的道路而奔波；处于阶层中间的人则想着如何稳固自己的位置。这种全民性的焦虑，正是"穷不安道"的生动体现。
2. "富不乐业"：精英阶层的精神空虚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取得成功的精英阶层，同样未能逃脱精神的困境。他们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却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幸福感和生命意义。王德峰教授指出："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各种欲望，各食其能，各谋其力，如果一个民族的民风，伴随着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这种"重功利、轻道义"的价值取向，导致人们将金钱和物质视为生活的最高目标，甚至"为了钱而去伤害家人的事情也层出不穷"。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和地位，损人利己、破坏社会秩序似乎已成为常态。然而，正如王德峰教授所指出的："一个民族不能仅以货币立国，仁爱之心才是立国根基。"当功利主义成为主导价值，生命的意义感便随之失落，这正是"富不乐业"的精神症结。
3. 信任危机与社会联结的断裂
(最典型的就是电商主播在直播间竭斯底里的嘶吼和流量收割机制以及基于人心理编制的话术逻辑)
与精神家园缺失相伴而生的是普遍的社会信任危机。"穷人和富人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百姓之间互不信任，社会公共机构与社会公共机构之间也互不信任，甚至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也互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直接导致了社会联结的断裂，使社会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王德峰教授分析认为，本来我国社会就没有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大多数人之间也缺乏理性相处原则，人和人之间信任感也比较低。失去了信任，自然也不会团结到一起，到最后也就成为了一盘散沙。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已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门"，而是进一步瓦解为"利己主义的个人"。当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家庭瓦解为孤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也随之断裂，进一步加剧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
4. 数据背后的精神生活现状
《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显著改善，但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却呈现出复杂态势。研究发现，"我国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普遍性与差异性共存，居民精神生活整体上呈现一致趋势，富裕程度不断提升，但群体间精神生活的异质性比较严重，影响精神生活各个层次的因素差异较大，体现出较强的物质制约性，精神生活的共同享有程度有待提升。"这一研究结果从实证角度印证了王德峰教授的观察，揭示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1. 传统文化的断裂与道术的失落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从历史视角看，源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智慧传承的断裂。王德峰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中西文化的几大冲突："道理与'reason'的冲突；个人主体性精神与家族本位原则的冲突；资本逻辑与儒家伦理精神的冲突。"
这些冲突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西方思想自柏拉图的"理念论"起源，擅长抽象和分析，改造现实世界是其一直以来暗含的底层逻辑。而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人生哲学，关注解决人生问题。这种差异的形成，主要来自地理环境所影响的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社会组织方式。
在近代化进程中，我们引进了西方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却未能妥善处理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王德峰教授指出："随着洋务运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新思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传统朴素的中国智慧所创生的文化生命力却被逐渐地掩盖了。"这种文化生命力的掩盖，正是导致当代精神困境的历史根源。
2. 现代性的冲击与价值秩序的变革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也导致了传统价值秩序的颠覆。邵宁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园伦理问题》中指出，古典家园的崩塌在"五四"前后得到了丰富的阐释。《狂人日记》通过"吃人"叙事彻底解构了传统伦理的合法性，而《家》等作品则聚焦封建家族的溃败，展现血缘纽带被阶级意识取代的伦理剧变。
这种价值秩序的变革在巴金的《憩园》中表现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事结构，隐喻着现代人精神返乡的悖论。旧家园已成废墟，新家园却无处可寻。启蒙知识分子既需摧毁封建宗法制度，又不得不面对价值真空带来的虚无。这正是当代中国人精神困境的文学写照。
3. 语言的局限与精神的失语
王德峰教授曾指出，我们无法用语言去描述伦理、美学、宗教等无法用逻辑命题精准表达的内容。人类因此失去了认知这个领域的工具或者说是"梯子"。这把被拿走的"梯子"，正是中国传统智慧中那种超越逻辑的、体验性的、感悟式的认知方式。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特别是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体验性认知。陆九渊总结："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人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这意味着无论时代变化，圣人抑或凡人的心没有不同，关键在于能否"尽心"，也即回归自己生命情感本真。
然而，在现代性进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这种体验性的认知方式，代之以西方逻辑思维的精确性。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我们获得了改造物质世界的强大能力，却在精神世界上陷入了"失语"的状态。我们难以用精准的逻辑语言描述那些超验的价值体验，于是干脆放弃了这种描述，最终导致了精神认知能力的退化。
1.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与田园栖居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最早系统性地构建了精神家园的意象。他的《归去来兮辞》不仅是对官场生活的告别，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回归宣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著名的诗句，表达了他从"心为形役"的困境中解脱，回归精神自由的决心。
陶渊明的意义在于，他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安顿心灵的范式——通过回归自然田园，实现精神的自由与安宁。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展现的不仅是闲适的田园生活，更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正是当代社会在物质丰裕中迷失精神方向的人们所渴望而难以企及的。
苏轼对陶渊明有着深刻的接受与再创造。研究表明，"苏轼对自我本性的认识是接受陶渊明的内在动因，通过将'麋鹿性'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结合，苏轼产生了'愧渊明'的情绪，并试图以'得坎且止'的思想开释自己，随着本性自然与官场束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得坎且止'升华为'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对陶渊明的接受也从情感上'愧陶'转到哲学上、审美上'师陶''超越陶'。"这一接受过程，展现了苏轼在陶渊明基础上对精神家园追寻的深化与发展。
2. 苏轼的渔父情怀与心灵超拔
苏轼的一生，是不断追寻精神家园的历程。在他屡遭贬谪的生涯中，他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心灵安顿之道。苏轼《满庭芳·归去来兮》词曰："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老东坡。"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将离开黄州到汝州任团练副使之际。词中表达了他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与归隐无望的怅惘。尽管身体无法逃离官场，但他的精神却始终追寻着自由的天地。他多次在词中表达对渔父生活的向往："渔父，渔父，江上微风细雨。青蓑黄箬裳衣，红酒白鱼暮归。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
苏轼的"渔父"形象，并非真实的渔夫生活，而是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研究表明，"苏东坡当然并没有真的做过渔父，但他一再表示想要去做一个安安静静的渔父。"这种渔父情怀，代表了苏轼在面对政治挫折和人生困境时，依然保持心灵自由的精神力量。
苏轼的《定风波》中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展现了他超越外在境遇的心灵境界。无论风雨还是晴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内心都能保持平静与安宁。这种心灵的超拔，正是精神家园安顿的最高境界。
3. 杜甫的草堂岁月与家国情怀
杜甫的草堂岁月，则提供了另一种安顿心灵的范式。在安史之乱后的流离岁月中，杜甫在成都西郊建造了著名的浣花草堂。在这里，他暂时远离战乱，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草堂对于杜甫而言，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精神的避难所。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国家的动荡和个人的不幸，在自然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心灵的安宁。他辟地种菜，钓鱼采药，与邻里交往，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成为他精神的滋养。
然而，杜甫的草堂并非逃避现实的象牙塔。即使在草堂的相对安宁中，他依然心系天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疾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写照。杜甫的精神家园，既包括个人生活的安宁，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4. 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园伦理重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家园伦理经历了深刻的重构。邵宁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园伦理问题》中指出，"人类的'家园意识'由来已久，尽管地缘意义上的'家园'与文学叙述中的'家园'不同，但两者在现实与理想的纠葛中相互补充，构成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
现当代作家在面对传统家园伦理解体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新家园伦理的建构。从鲁迅的《故乡》对传统家园的复杂情感，到沈从文的《边城》对乡村家园的诗意建构，再到贾平凹的《废都》对城市精神荒原的揭示，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在探寻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可能形态。
这种探索在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中表现为"逆城市化"叙事，试图在废墟中重建诗意栖居的可能。尽管这种重建面临重重困难，但它代表了人类精神深处对家园的永恒渴望。
1. 儒释道传统与心灵滋养
面对普遍的精神不安宁，王德峰教授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认为这些智慧传统能够为现代人提供安顿心灵的资源。他指出："哲学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但哲学修养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与个人修养的统一，认为理想社会应该符合天道，因此建立了一套伦理秩序来实现天道。对于当代人而言，儒家的"修身"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在于内心的充实与安宁。儒家提倡"无所为而为"——"我们并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是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和途径。而是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本应当做。它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这种做事态度，使人生"永不失败"，因为成败不再依赖于外在结果，而在于行为本身的价值。
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强调顺应自然，反对过度的人为造作。在王德峰教授看来，道家主张在个人生活中做减法，这是一种背离天道的"造作"。人类生活的幸福都来自天，人类生活的烦恼都来自人自己。对于被各种欲望和焦虑所困扰的现代人，道家的减法智慧尤为珍贵。"为道日损，损之又损"，通过减少人为的造作，逐渐回归自然本性。
佛家特别是禅宗，则直面人心的不安问题。王德峰教授介绍，禅宗认为安心的问题不在于心，而在于"念"，"种种不断跳跃转变的妄念"遮蔽了人的本心。佛家教我们"除心不除事"，做事要"无心而为"，"做事不求结果，最好它没结果。对结果关心，旧业未除，新业又起。所以佛家说无心而为，就是但做好事，不问结果。"这不是不认真，而是不对结果执着。
2. "心学"智慧与生命情感的回归
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心学在王德峰教授看来是应对当代精神困境的"对症良药"。心学思想起源于孟子，经过禅宗发扬，在宋明两代由陆九渊和王阳明整合为完整体系。
陆九渊总结："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人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这意味着无论时代变化，圣人抑或凡人的心没有不同，关键在于能否"尽心"，也即回归自己生命情感本真。
王德峰教授认为，心学区别于宗教信仰，给出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教会人们敬畏人心，敬畏自然和生活的"天道"，并在自己身上完成天道和人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正是解决当代人精神困惑的关键。
对于被各种困惑困扰的现代人，心学的智慧在于：通过回归本心，摆脱外在成就的束缚；通过体验与天道的统一，获得深层的安全感；通过去除妄念，恢复心灵的清明。这正是对当代精神困境的根本对治。
3. 文化自觉与精神家园的重建
解决当代精神困境，不仅需要个人的哲学修养，还需要整体的文化自觉和精神家园的重建。王德峰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真实内涵就在于"能否通过中国智慧的引导，走出当下的精神困境，复兴文化本有的生命力，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这种文化自觉，建立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之上。王德峰教授分析："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人生哲学，关注解决人生问题，而西方哲学关注的首先是知识问题，然后才是人生问题。"因此，西方哲学锻炼我们的头脑，中国哲学滋养我们的心灵。而这，也是我们把心安好的必经之路。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精神家园的重建需要在多个层面展开：在教育层面，要改变单纯强调成绩和收入的功利导向，重视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培养；在媒体层面，要避免制造焦虑和炒作热点，积极传递正能量；在社会管理层面，要重建民众对管理部门的信任，维护社会公平；在资源分配方面，要尽可能将资源分配到大多数人手里，维护好每一个人的权益。
4. 日常生活中意义的寻觅
王德峰教授在《寻觅意义》中指出，身处现代社会，我们时常感到不安，而所有的不安，都源于两个字——'意义'。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工作的意义、学习的意义……如果能够解决这些疑问，那么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
因此，重建精神家园的关键之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创造意义。无论是从事艺术创作，还是参与社区活动，或是培养一项有益的爱好，都能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意义感。《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兴趣爱好和社会交往对'幸福'越来越重要"，"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钱买不到幸福，但陶艺课的泥巴、插花班里的鲜花却可能。"
这表明，当代中国人已开始从单纯的物质追求转向精神生活的丰富。这种转变，正是重建精神家园的社会基础。
在这个物质丰裕而精神不安的时代，我们仿佛迷失在无家可归的流浪途中。王德峰教授以"穷不安道，富不乐业"概括的社会困惑，揭示了当代中国人普遍的精神困境。然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资源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在我们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被暂时遗忘。
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杜甫的草堂岁月到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园伦理重构，中国文人始终在探寻安顿心灵的道路。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精神家园的重建，不在于逃避现实，而在于心灵的转变和境界的提升。
儒家的"无所为而为"，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佛家的"无心而为"，以及心学的"心即理"，这些中国传统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它们指引我们超越功利主义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永恒的价值。
作为中国人，我们无疑是幸运的。王德峰教授指出："中国人是幸运的，作为轴心时代以来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中国文化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让我们始终有信心克服一切未知的困难。"在寻觅意义的道路上，中国智慧的传统始终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引导我们走出困惑的迷宫，重返心灵的家园。
当我们能够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在功利的环境中不失人情的温暖，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无限的意义，我们就已经在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把被拿走的"梯子"，其实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等待我们重新发现它的存在。
当代苏东坡黎孟德教授手书
来源：茶酒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