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份已经被泄露的作战地图，那就不再是地图，而是给制定它的人准备的墓志铭。

一份已经被泄露的作战地图，那就不再是地图，而是给制定它的人准备的墓志铭。

1939年初春，武汉城里的空气还带着江水的湿冷。

刚到任的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却觉得浑身燥热。

他面前铺开的鄂北地图，在他眼里不是一堆等高线和地名，而是一张完美的狩猎场。

他要在这里，干一票大的。

那时候的侵华日军，其实心里挺憋屈的。

从1937年开始，仗打得 вроде很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这些中国地图上最扎眼的大城市，一个个都插上了太阳旗。

按他们从西方教科书里学来的那套，首都都丢了，经济中心也没了，这国家不就该跪地求饶了吗？

可他们想错了。

这片古老的土地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大城市丢了，政府就往西迁；工业垮了，人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硬扛。

日军像是打在了一团棉花上，使足了劲，却感觉不到对方倒下的实感。

他们占领的是一座座孤城，城外广袤的土地上，抵抗的火苗此起彼伏，怎么也踩不灭。

日本大本营那帮人终于咂摸出点味道来：光占地方没用，得打人。

得把中国军队里那些能打的、有骨气的部队给彻底消灭掉，打断这个国家的脊梁骨。

冈村宁次就是带着这个新任务来的。

他不再是个攻城拔寨的将军，他的新身份，是个猎人。

一个专门猎杀中国精锐部队的职业猎人。

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汤恩伯和他的第31集团军。

在冈村的档案里，汤恩伯这个人很特殊。

黄埔系出身，蒋介石跟前的红人，手里的兵是实打实的硬家伙。

从华北的南口打到台儿庄，再到武汉外围，汤恩伯的部队就像一颗拔不掉的钉子，好几次让日军的进攻卡了壳，甚至在武汉会战时，冈村宁次亲身领教过汤恩伯从侧翼捅过来的刀子有多疼。

冈村的情报官报告，汤恩伯的主力刚刚从南边调到湖北枣阳一带休整。

这在冈村看来，简直是送上门来的绝佳机会。

“把汤恩伯这颗硬核桃给砸碎了，”冈村对着地图上的枣阳比划着，“就等于拔了蒋介石嘴里的一颗大牙，疼也能把他疼回到谈判桌上。”

一个针对汤恩伯的围歼计划，在冈村的脑子里迅速成型，大胆，甚至有些疯狂。

要知道，当时日军在南昌那边的战斗还没彻底利索，现在又在鄂北开辟新战场，这是典型的两线作战，兵家大忌。

但冈村宁次有他的底气，他手里的第3、第13、第16师团，都是日军里的王牌，他自信这股力量足以碾碎任何对手。

他要设一个天罗地网，把汤恩伯连锅端了。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悄悄开动，准备拉开那张“完美”大网的时候，一份薄薄的电报，却被悄无声息地送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桌上。

李宗仁看着电报，眉头越锁越紧。

这份情报的详细程度，让他后背发凉。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冈村宁次的全部盘算：日军第3师团将从东边正面猛攻随县，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与此同时，第13、16师团和骑兵部队将作为西路军，从西边大范围迂回，穿过襄河，直插到中国军队的后方，切断所有退路，最后在随枣这个大口袋里，把汤恩伯的集团军彻底包了饺子。

这份情报是怎么来的，到现在还是个谜。

李宗仁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可能和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特务头子有关。

这位和知鹰二是日本陆军里“北进派”的铁杆，他们主张把战略重心放在北边对付苏联，而不是在中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所以有人猜，他是不是故意给中国方面透点风，好让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吃个瘪，从而迫使高层改变战略。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这份情报，实实在在地成了李宗仁手上的一张救命牌，甚至是一张反杀牌。

“冈村想当猎人，我就让他尝尝被猎物反咬一口的滋味。”

李宗仁的作战室里，灯火通明。

一个针锋相对的“反围猎”方案很快就定了下来：将计就计，故意示弱，放日军深入进来。

等他们的部队拉得又长又散，人困马乏，补给跟不上的时候，预先埋伏好的各路大军再从四面八方合围上来，关门打狗。

这个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但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作为诱饵的汤恩伯。

按照李宗仁的部署，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必须在随县、枣阳一线死死顶住日军的正面进攻，像一根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拖住敌人，给其他部队穿插、包抄争取足够的时间。

作战会议上，当汤恩伯听到这个安排时，当场就炸了。

他指着地图，跟李宗仁吵得面红耳赤。

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诱敌深入，这就是明摆着让他拿自己最宝贝的嫡系部队去当炮灰，去消耗。

他的部队是中央军的精锐，不是桂系的杂牌，凭什么给别人当垫脚石？

争吵到最后，汤恩伯直接甩手走人，撂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老话，此刻成了汤恩伯心里最真实的写照。

他是个复杂的军人，一方面，他确实能打，也想打鬼子；但另一方面，他更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和本钱的“实力派”。

他的部队就是他的命根子。

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成了整个随枣会战棋局里，最不听话、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一颗棋子。

1939年5月1日，随着第一声炮响，随枣会战正式开打。

冈村宁次的计划执行得像钟表一样精准。

东线，他的第3师团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直烫向随县；西线，第13和第16师团组成的铁钳，也开始向襄河东岸大步包抄。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

西线的张自忠，带着他的第33集团军，早就过了河，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挖好了工事，像一块牛皮糖一样死死粘住了日军的迂回部队。

而在东线，战斗的惨烈程度远超预料。

尤其是在桐柏山脚下的高城镇和塔儿湾这两个地方，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的士兵就在几十米的距离内来回冲杀，每一寸土地都得用命去换。

汤恩伯的第13军89师，在高城镇硬生生扛了几天，伤亡报表送上来，数字已经超过了两千。

汤恩伯看着那份沾着血印的报告，再也坐不住了。

他觉得再这么耗下去，他的老本就要拼光了。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他直接绕过了战区司令部，给他的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

汤恩伯这一撤，李宗仁的全盘计划瞬间就被打乱了。

原本应该死守的左翼防线，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第3师团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就一路冲了进来。

更要命的是，原计划里“消耗日军锐气”的第一步彻底泡汤了，冲进来的日军主力，一个个精神抖擞，弹药充足。

5月7日，枣阳失守。

日军的先头部队甚至已经摸到了桐柏、新野的边上。

整个第五战区的左右两翼被彻底切断，眼看着就要被分割包围，局势急转直下。

武汉的冈村宁次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在他看来，虽然过程有点小曲折，但结果是好的，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被他成功地关进了“口袋”。

他立刻下令，让他的三个师团收紧包围圈，在桐柏山和枣阳之间来回地“梳头”，要把李宗仁的主力部队一根毛一根毛地给梳出来，然后彻底碾碎。

可这位自信的猎人并没发现，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悄悄地变成一个烧红的铁板。

他以为自己抓到的“瓮中之鳖”，其实早就从瓮底的窟窿里溜走了。

李品仙的部队安全转移了，而他最想抓住的汤恩伯，更是发挥了其跑得快的“特长”，主力大部队早就跳到了包围圈外的泌阳、舞阳一带，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在山里跟日军捉迷藏。

冈村宁次的精锐部队，就在空无一人的大别山余脉里来回奔波，像一群没头苍蝇。

他们深入中国腹地几百公里，拉得老长的补给线，天天被地方游击队和民团骚扰，送一车粮食弹药上来，半路上就得没了一半。

曾经气势汹汹的钢铁洪流，此刻变成了疲惫不堪的远征军。

就在冈村宁次被这莫名其妙的局面搞得焦头烂额时，李宗仁的反击开始了。

四面八方的中国援军陆续赶到，一张比冈村宁次更大的网，已经悄悄张开。

张自忠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像狼群一样扑向日军脆弱的后勤线。

一直盘踞在大洪山里的第39军，也死死拖住了一部分日军，让他们进退不得。

然后，整个战役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那个最早“临阵脱逃”的汤恩伯，突然之间，掉头杀了回来。

这个人对战机的嗅觉简直是天赋异禀。

当他判断日军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攻守之势逆转时，根本不需要李宗仁下命令，他的第31集团军就像出笼的猛虎，从正面直扑日军后背。

之前保存下来的实力，此刻成了最致命的重拳。

5月13日，冈村宁次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被反包围了。

他不得不极不情愿地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但是，想来就来，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五战区的所有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全线追击。

喊杀声响彻了整个鄂北平原。

日军的撤退变成了一场丢盔弃甲的大溃败。

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军，现在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

直到5月19日，这几万日军才算勉强逃回了最初的出发地。

几天后，中国军队收复了所有失地。

战后，冈村宁次在他的报告里写满了困惑，他想不通自己完美的计划怎么会变成这样。

最后，他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了前线的师团长们，说他们指挥不力，请求大本营把他们全换掉。

而在重庆，这次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只是，汤恩伯“逃跑将军”的名声，也从这一战开始，悄悄地流传开来，成为一个伴随他军事生涯的、既矛盾又真实的历史标签。

参考资料：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日]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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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梦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