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4月的台儿庄战场，硝烟在鲁南平原上经久不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戴着草帽，沿着战壕巡视前沿阵地，突然被一个奇特的景象定住脚步。

1938年4月的台儿庄战场，硝烟在鲁南平原上经久不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戴着草帽，沿着战壕巡视前沿阵地，突然被一个奇特的景象定住脚步。

一名军官坐在散兵坑里，绷带从额角斜缠到下颌，渗着暗红血迹，手里捧着半块硬邦邦的锅盔，正用缺了门牙的虎口艰难撕扯。战壕积水没过他的胶鞋，泥浆顺着裤管往下滴，却浑然不觉。

李宗仁

“你是哪个部队的？”李宗仁身边的副官大声喝问。那军官猛地抬头，慌忙要起身敬礼，却被李宗仁按住肩膀。

看清来人身份后，他黝黑的脸庞闪过一丝慌乱：“报告李长官，卑职是第2师8团3营营长刘玉章，刚从禹王山换防下来。”

李宗仁盯着他胸前染血的绷带，又看看他手里的锅盔：“伤成这样怎么不下火线？”

“小伤不碍！”刘玉章抹了把嘴角的饼渣，“弟兄们在前线拼命，我这个当营长的要是躲后方，以后还怎么带队伍？”

这段被随军记者抓拍的场景，后来登上了《大公报》头版。照片里那个啃锅盔的“绷带营长”，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从基层军官一路飙升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刘玉章

1903年，刘玉章出生在陕西兴平的贫寒农家。1925年考入黄埔四期时，他已经22岁，比同期的林彪、张灵甫都年长几岁。

北伐战争中，这个陕西汉子从排长做起，每次冲锋都举着大刀冲在最前面，1930年中原大战攻打许昌时，一颗迫击炮弹在身边爆炸，弹片削掉头顶大片头皮，从此落下“刘光头”的外号。

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已是营长的刘玉章在古北口遭遇日军精锐。阵地反复拉锯三天，全营500人仅剩120人，他的右臂被步枪子弹打穿，却用绑腿将伤臂捆在腰间，举着驳壳枪指挥反击。

战后检查伤口，军医发现子弹从三角肌贯通，再偏半寸就会打断肱骨，他却咧嘴笑：“正好，以后举枪更稳当。”

淞沪会战打响时，升任第7团团长的刘玉章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进修。接到急电后，他连夜率部乘火车赶赴罗店，面对日军每天200架次的轰炸，创造性挖出“S型地下交通网”。

当参谋担心地道会被毒气攻击时，他抄起铁锹跳进坑道：“怕毒气就别当兵！当年袁崇焕守宁远，后金的骑兵再厉害，不也折在城墙上？”

最惊险的时刻发生在1937年9月12日。日军第11师团突破左翼防线，先头部队冲进团部坑道入口。

刘玉章抄起警卫员的汤姆森冲锋枪，带着12名敢死队员从备用通道迂回，借着爆炸火光甩出30多颗手榴弹，硬是把突入的日军炸回出发阵地。

战后清点，他的棉大衣被弹片划开7个口子，却连皮都没蹭破，士兵们都说“刘团长有老天爷护着”。

1938年徐州会战，刘玉章调任第8团团长，奉命坚守禹王山左翼阵地。这里是台儿庄防线的制高点，日军每天倾泻3000发炮弹，地表工事全被摧毁。

他带着士兵在战壕里挖猫耳洞，用尸体和沙袋构筑第二道防线，创造性提出“两短集火”战术：“鬼子不到30米不准开枪，冲锋号响后10分钟内必须拼完刺刀，咱子弹少，就得用刀刃换鬼子的子弹！”

5月17日凌晨，日军第10师团发起总攻。刘玉章趴在观测所里，看着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推进到50米、40米……直到排头兵的钢盔徽章清晰可见，才猛地挥下红旗。

全团轻重机枪突然开火，日军猝不及防，第一波冲锋就倒下200多人。

紧接着吹起冲锋号，300名敢死队员跳出战壕，寒光闪闪的刺刀让日军见识了西北汉子的狠劲，第3营代理营长王老虎一人刺死5个鬼子，自己肚子被划开，还抱着敌人滚下悬崖。

打到第3天，全团伤亡过半，3营仅剩47人。刘玉章把剩下的士兵编成4个班，自己守最危险的中路。

李宗仁派副官送来500枚手榴弹，他在阵地上喊话：“李长官说了，咱们多杀一个鬼子，后方老百姓就能多喘口气！今天谁要是后退半步，老子第一个枪毙他！”

当黄昏来临，阵地前横七竖八躺满日军尸体，47名幸存者居然还能凑齐两挺完好的轻机枪。

战后李宗仁到医院探望伤员，特意问起那个啃锅盔的营长。护士说刘玉章肋骨被弹片打断两根，却拒绝住院，带着止痛片回了部队。

“这才是真正的虎将！”李宗仁在作战会议上拍着桌子说，“要是咱们的营长都像刘玉章，鬼子早就滚回日本去了！”

武汉会战后，刘玉章升任第2师师长，开始打造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老虎军”。

他的训练手册里写着铁律：凌晨4点起床跑山，5公里内必须扛着步枪；刺刀训练必须见血，每人每月至少捅坏3个草靶；轻机枪手要在50米距离打断香头，不合格的直接去炊事班烧火。

有新兵抱怨训练太狠，他直接撸起袖子：“老子身上13处伤疤，哪块不是和鬼子拼出来的？怕苦就回家抱孩子去！”

1941年驻防滇南时，针对日军的丛林战术，他发明“双层火网”：底层布置诡雷和绊发手榴弹，中层用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当日军踩响第一颗地雷时，所有火器同时开火，让敌人在20米内成片倒下。

这套战术在河口阻击战中发挥奇效，日军第21师团试探性进攻三次，丢下300多具尸体后再不敢越雷池半步。

最让日军头疼的，是刘玉章的“夜老虎”战术。他挑选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大刀、手榴弹和煤油瓶，趁夜摸进日军营地。

1940年桂南会战，他亲自带队夜袭昆仑关侧背，砍断日军电话线后，用煤油点燃粮草堆。火光中日军分不清虚实，自相射击到天亮，天亮后才发现，这支敢死队只有87人。

日军战史中这样记载第52军：“该部指挥官擅长近战夜袭，其部队如山林猛虎，遇之必血流成河。”

冈村宁次在武汉会战总结会上特别提到刘玉章：“此人力战而不蛮干，善用地形与火力配置，实为中国军队中不可多得之将才。”

抗战胜利后，刘玉章的军事天才在国共内战中呈现复杂面向。

1948年辽沈战役，当廖耀湘兵团在黑山被围时，他却率第52军在营口实施“敦刻尔克式撤退”，成为唯一成建制撤出东北的国军部队。

有人说他“保存实力”，他却在日记中写道：“8年抗战，52军伤亡3万弟兄，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在同胞相残的战场上。”

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担任金门防卫司令官的刘玉章干了件让美军顾问震惊的事，他要求全岛军民在3个月内修建300公里地下坑道，将所有据点、炮台、兵营连通。

美国海军少将柯克视察时质疑：“你这是要把金门变成鼹鼠窝？”他指着海岸线回答：“共军的炮弹能炸平地表，但炸不穿50米厚的花岗岩。当年在淞沪挖地道能挡住鬼子，现在修坑道就能挡住炮弹。”

当解放军将他的母亲从陕西接到厦门，通过大喇叭喊话“玉章啊，回家看看娘”时，刘玉章正在地下指挥所部署防务。

参谋看见他躲在弹药箱后抹眼泪，却听见他对副官说：“给家里捎句话，等两岸统一了，我一定回去给娘磕头。”

直到1981年病逝，他的床头柜上始终摆着母亲的照片，背面用红笔写着“忠孝难两全”五个大字。

1981年4月，刘玉章在台北病逝，临终前反复念叨：“禹王山的弟兄们，该给你们换块新碑了……”

他的墓位于五指山公墓，紧邻何应钦、薛岳的墓位，墓碑上刻着“抗日名将刘玉章之墓”，却只字未提内战经历。

有人说他是“逃跑将军”，但在淞沪、徐州、武汉的抗日战场上，他的部队永远守在最危险的地段；有人说他不懂政治，可当母亲来劝投降时，这个硬汉用沉默守护了军人的尊严。

那些被他用刺刀和地道击退的日军，那些在他训练下死战不退的士兵，还有李宗仁眼中那个啃锅盔的绷带营长，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刘玉章，他是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军人，却用一生践行着“保家卫国”的初心。

来源：每天聊一聊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