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这事搁在1948年深秋的沈阳，落在周福成头上，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对一个军人来说，临阵换将、火线提拔，听着是天大的喜事。

可这事搁在1948年深秋的沈阳，落在周福成头上，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他刚接手的东北“剿总”司令的大印，还没捂热乎，就感觉烫手得厉害。

这颗大印，是他的前任，卫立煌总司令扔下的。

10月28号晚上，卫立煌坐着飞机一溜烟跑了，把一座黑灯瞎火、人心惶惶的孤城和几十万不知明天在哪的军民，甩给了周福成。

这哪是升官，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周福成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也是个在国民党军队里熬了大半辈子的人。

他不是黄埔系，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说白了，就是个外人。

一辈子都在盼着能被南京那位看上眼，能真正挺直腰杆。

现在，机会不偏不倚砸在他头上了。

卫立煌、廖耀湘这些老蒋跟前的红人，一个跑了，一个估计也快完了，整个东北，就他周福成官最大了。

他几乎没怎么琢磨，立马抓起电话，越过所有层级，直接打给了南京的老蒋。

电话里，他把卫立煌如何丢下部队不管、自己怎么临危受命、准备死守沈阳的事儿，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电话那头，老蒋先是暴跳如雷，把卫立煌骂了个狗血淋头，接着话锋一转，对着周福成就是一通安抚和许诺。

什么东北战区全权交给你，什么美国的援助马上就到，什么援军正在路上…

…

这些话，对一直不受待见的周福成来说，比什么都管用。

他热血上头，当场拍着胸脯保证：“我周福成跟沈阳城共存亡！”

话是说出去了，可放下电话，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听着城外隐隐约约的炮声，他心里那股热乎劲儿也凉了半截。

什么援军？

锦州都丢了，廖耀湘的精锐兵团在黑山、大虎山那片儿被打得找不着北了，整个东北的解放军都朝着沈阳过来了，飞机都飞不进来，援军从哪儿长翅膀飞进来？

他手里能完全捏得住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老部队，第53军。

可这53军，也是东北军的老底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早就打疲了。

城里还有些从廖耀湘兵团跑回来的坦克、大炮，可那些技术兵种一个个都是人精，一看这架势，谁还愿意给你卖命？

周福成下的命令，他们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过身就当耳旁风。

军队上的事儿让他焦头烂额，家里的事儿更让他心口堵得慌。

就在卫立煌跑路的前一天，他的亲闺女周作秀，偷偷跑来找他。

父女俩关起门来一聊，周福成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最疼爱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

女儿苦口婆心地劝他，别再给老蒋卖命了，赶紧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劝，非但没劝动周福成，反而把他彻底推到了墙角。

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连自己的亲闺女都被“赤化”了，这让他更加认定，自己必须得“杀身成仁”，给党国、给老蒋一个交代。

10月30号晚上，城防司令部的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周福成把手底下能找来的师长、军长都叫来了。

他铁青着脸，把老蒋那封“坚守待援，违者军法从事”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没人吭声。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电报就是一张催命符。

就在这死一样的寂静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司令，恕我直言，这仗没法打了。”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集中了过去。

说话的是第53军的副军长，赵国屏。

他是周福成的副手，也是多年的老搭档了。

赵国屏站起来，脸色很平静，但话说的却一点不含糊：“司令，开会前，我跟在座的弟兄们都通过气了。

大家伙儿的意思都一样，城外的工事，顶不住解放军的炮；城里的人心，也早就散了。

卫总司令都跑了，留下咱们这些人给谁拼命？

为了一场早就知道结果的仗，拉着这十万弟兄和全城的老百姓一起陪葬，图个啥？”

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立马起了嗡嗡的议论声，不少人都在点头。

他们都是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不是怕死，是真的不想死得这么窝囊。

赵国屏的这番话，就像一根针，正好扎在周福成的痛处。

这不光是当众顶撞他，更是在否定他刚刚下定的“忠诚”决心。

“赵国屏！”

周福成猛地一拍桌子，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你想干什么？

煽动兵变，你想投降？

！”

面对顶头上司的怒火，赵国屏没躲，反而往前走了一步，声音里带着痛心：“司令，我的老长官，您该醒醒了！

外面的炮声您听不见吗？

老百姓连吃的都没了您不知道吗？

大势已去，咱们只有一条活路，就是顺应天意民心，给这十万弟兄，给这满城百姓，留条活路！”

“你给我闭嘴！”

周福成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在他看来，赵国屏已经不是在劝他，而是在逼他。

赵国屏所谓的“识时务”，就是通共，就是挡在他实现人生抱负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那场会，最后不欢而散。

会后，53师师长许赓扬这些老人儿都悄悄找到赵国屏，让他多加小心，说看周司令那架势，怕是要对他下黑手。

赵国屏倒挺坦然，说：“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总不能让全城的人都跟着完蛋。”

其实，赵国屏早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从这年6月份开始，他就通过秘密渠道，跟解放军方面联系上了。

他对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乌烟瘴气早就看得透透的。

一开始，他还想着能把周福成说服，毕竟周福成是司令，由他带着大家起义，名正言顺，对全城、对部队的震动也最小。

为了这事儿，赵国屏他们搞起了“车轮战”，几个核心的师长轮流去找周福成谈心。

最后，连周福成的连襟，130师副师长夏时也去了。

当夏时摊牌，告诉周福成自己已经见过解放军的代表，起义的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福成彻底垮了。

他明白了，自己不是什么“中流砥柱”，而是个孤家寡人。

他所谓的“死守到底”，成了一出只有他一个演员的独角戏。

10月31号，解放军的最后通牒期限到了。

周福成知道，一切都完了。

他做出了和卫立煌一样的选择——跑。

但在跑之前，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他把一个心腹手下叫到跟前，压低了声音，从牙缝里挤出一道命令：“你带几个人，去把赵国屏给我处理掉！”

好在，这个军官还有点良心，也知道大势已去。

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报告说：“司令，副军长身边警卫看得死紧，我们找不到机会下手。”

周福成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挥了挥手，连最后的报复都落了空。

他换上便衣，在桌上留了张字条，就匆匆消失在了夜色里。

字条上写着：

“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吧，我走了。”

那天晚上，赵国屏还想去做最后一次努力。

他走到周福成的办公室门口，却发现里面已经人去楼空，只有桌上那张字条，在灯下显得格外刺眼。

周福成的顽固，最终让沈阳错过了战场起义的最好时机。

11月1号一早，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就要响了。

赵国屏不再犹豫，以副军长的名义，向城内所有部队下达了命令：立刻放下武器，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

11月2日，沈阳和平解放。

整座城市几乎没响几枪，百万市民免遭战火，东北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没过几天，躲在一家银行地下室里的周福成被搜了出来。

被抓的时候，他还嘴硬，说自己早就有心起义。

他的结局，是被送去学习改造，因为最后没有组织大规模抵抗，加上女儿的关系，也算是得到了宽大处理。

而赵国屏，解放后脱下了军装，跑到北京去做生意。

没想到时运不济，赔了个精光，日子一度过得很艰难。

中央后来知道了他的情况，没忘了他这个沈阳解放的大功臣。

政府先是批了三千斤小米帮他渡过难关，随后安排他进入高级研究班学习。

1953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交通厅厅长，在新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了不少力。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辽沈战役（下）》. 解放军出版社, 1993.

韩作黎, 张占梅. 《赵国屏与沈阳和平解放》. 《党史纵横》, 2008(1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40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0.

王辅. 《辽沈战役亲历记：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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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极速史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