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迈克尔·威尔特的《破裂年代》，记录德国 1918 年到 1945 年的历史。有关这一段德国历史的书很多，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社会，堪称汗牛充栋。迈克尔·威尔特这本书特点，一是大事件之外，他挑了几个平民的日记作为补充，他们是如何面对政局和社会变化的，他们如何评价

迈克尔·威尔特的《破裂年代》，记录德国 1918 年到 1945 年的历史。有关这一段德国历史的书很多，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社会，堪称汗牛充栋。迈克尔·威尔特这本书特点，一是大事件之外，他挑了几个平民的日记作为补充，他们是如何面对政局和社会变化的，他们如何评价这些变化；二是他挑选其中的 12 年，每年作为一个章节，而这一年又会对应某个主题——所以，能看出这位历史学家对历史材料有自己特别的选择。

肯定有独特之处，我们能因此看出新时代的烙印。比如有两章，是分别给女性和有色人种的。虽然一个重大的种族主题是犹太人，但显然，他不想厚此薄彼，把“一战”后法国在鲁尔区占领军的摩洛哥裔士兵单独拿了出来，它很重要吗？作者在 1943 年那一章中说，“用一个章节的内容来概述这一罄竹难书的复杂暴力事件是不可能的”——这一章对应的是大屠杀，相比大屠杀，显然法国海外军团是一件小事，但在眼下这个政治正确的语境里，它成为历史的一种写作方式。我不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这本书还有一些翻译上的瑕疵，比如说 1918 年大流感西班牙死了 5000 万人，比如 1918 年的苏联，1932 年的元首——作为历史作品，略遗憾。

经“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伦贝格大屠杀

直到1941 年7月2 日，伦贝格当地的国防军指挥官温特格斯特上校才介入并下令结束暴动。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数量很难估计，有目击者估计在2000 至4000 人之间。历史学者凯·斯特鲁维（KaiStruve）估计有数百人死亡，他强调，这场暴动“是东加利西亚在7月初的最大暴力事件之一”。89 而现在，党卫队部队开始进行有组织的谋杀。6月30日，党卫队特别行动队C 分队的第4b 特遣队抵达伦贝格，并立即接管了佩乌琴斯卡街（ul. Pełczyńska）先前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的建筑。在接下来的两天，第5和第6特遣队以及特别行动队指挥部及首席博士奥托·拉施（OttoRasch）相继抵达。菲利克斯·兰道（FelixLandau）在日记中写道，他的特遣队在7月2日下午到达伦贝格后不久就开始枪杀犹太人，特遣队队员们在开始谋杀前还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参观那里陈列的尸体。

在乌克兰民兵的帮助下，拉施逮捕了数千名犹太男子，这些人被拘禁在一个体育场，并在那里受到了乌克兰人和德国士兵的虐待。与此同时，党卫队部队和战地宪兵（Feldgendarmerie）还逮捕了包括波兰前总理卡齐米日·巴尔泰尔（KazimierzBartel）在内的22名伦贝格大学教授，并于7月4日上午在特别行动队总部附近的一个公园枪杀了他们。第5 特遣队队长埃尔温·舒尔茨（ErwinSchulz）在纽伦堡特别行动队审判（Einsatzgruppen- Prozess）中作证说，他目睹德国士兵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的广场上驱赶和殴打犹太囚犯。特遣队在挑选出对德国人还有用的劳动力之后，于7月5日将其他受害者带到伦贝格附近的一片树林里枪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报告称，特遣队一共杀害了2500 至3000人。

7月8日，第454 保安师师长克兰茨（Krantz ）中将接任城市指挥官的职务。现在，伦贝格不再是战区，而是后方军区的一部分。和在其他被德军占领的地区一样，指挥官立即下令，要求所有犹太人的商店都必须被标注，犹太人必须佩戴星星并进行强制劳动。7月22日，希特勒下令，东加利西亚成为总督府的一部分。汉斯·弗兰克8月1 日在伦贝格歌剧院举行的一场盛大庆典上宣布，“加利西亚人民”受到“帝国的保护”，并任命曾领导拉多姆（Radom）地区的政治学和法学博士、经济学家奥托·拉施担任加利西亚区区长。他的副手路德维希·洛萨克（Ludwig Losacker）也是一名法学博士，曾担任克拉科夫地区的区长。1942 年1月，拉施因被指控腐败而被免职，他的继任者奥托·瓦希特（Otto Wächter），此前也曾在克拉科夫占领当局工作。

伦贝格犹太人工作的营地设在了城西的亚诺夫斯卡大街（Janowskastraße）上。党卫军占领了前磨坊机械制造厂的土地，并在此建立了德国设备工厂（DeutschenAusrüstungswerke）的分厂，这是党卫队掌管的企业，生产制服和家具。起初，被强制劳动的犹太人还被允许晚上回家。10月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突然被集中关进营房，不再被允许离开集中营。营地的住宿条件极其恶劣，食物供应非常不充足。犹太委员会试图向集中营运输食物以改善囚犯的生活，但营中的囚犯几乎没有收到过食物。到12月底，有超过500名犹太人在那里工作，但饥饿、寒冷、虐待和疾病导致许多人死亡，因此，伦贝格的犹太委员会不得不一直为亚诺夫斯卡强制劳动营输送新的囚犯。

除了德国设备工厂的强制劳动营之外，加利西亚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弗里德里希·卡茨曼（FriedrichKatzmann）在1942年春天在亚诺夫斯卡大街建造了另一个集中营，那里的囚犯同样生活在残暴的恐怖统治之下。这个集中营的指挥官古斯塔夫·威尔豪斯（GustavWillhaus），可能还有他的妻子，从他家的阳台上（该房子位于集中营内）射杀了许多囚犯。历史学家迪特·波尔（DieterPohl）评价说，党卫队的座右铭“劳动灭绝”在这个营地以最残忍的方式付诸实践。在集中营建设初期，几乎没有囚犯幸存下来，直到后来才开始了“有组织的劳动力调配”，被强迫工作的犹太男人和自1943 年开始被强迫工作的犹太女人被带到指定工作场所，这些场所位于伦贝格、旁边的德国设备工厂或者集中营内。

卡齐米拉·波拉伊（KazimieraPoraj）的丈夫被强迫在亚诺夫斯卡营地工作，她一直试图和丈夫保持联系，给他写信并收到他的回信。1942 年7月2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从丈夫那里收到了很多让人绝望的信。很难想象我可以把他从那里救出来，因为我根本没钱。我没有任何维持生计的办法。有时我还能卖掉一些东西，勉强糊口。”两天后她写道：“昨晚他们在澡堂里把我丈夫打得很惨。他写信说，他晚上无法躺下，全身都是伤，青一块紫一块，他没被打死是个奇迹。我经常去亚诺夫斯卡大街，想着可能有机会见到我丈夫，但我一次都没遇到他。相反，我看到了亚诺夫斯卡营地的指挥官威尔豪斯先生，他在街上殴打一个路过时没有脱帽致意的男人，是用他随身携带的那把步枪的枪托打的。”

另一个强制劳动营和所谓的第四干道工程（DurchgangsstraßeⅣ)有关。这条干道从柏林经布雷斯劳、克拉科夫到伦贝格，对于德国国防军的补给至关重要。最初，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负责修建道路，苏联战俘也被安排在此工作，但由于战俘营的粮食供应不足，这些战俘身体虚弱到几乎无法工作。因此，大约在1941 年底，卡茨曼下令建造犹太人强制劳动营，到1942年春天，营地数量已经有大约十几个。1941 年底，这些营地约有1900 位犹太男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伦贝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里修建了更多营地，也有更多来自东加利西亚的犹太人被安排在此进行强制劳动，囚犯数量增加到12000 人。由于死亡率极高，所以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陆续押送到这些集中营。卡茨曼本人宣布了他的基本原则，即必须严厉对待战争的罪魁祸首犹太人，每公里路造成数千或数万名犹太人死亡都无关紧要。在第四干道工程中贯彻“劳动灭绝”原则这一点也体现在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中，根据会议纪要，有人用党卫队的话讽刺道：“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犹太人将以适当的方式在东边参与劳动。将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分成多个劳动大队，男女分开，然后安排他们去修建干道，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将因为自然损耗而流失。”

1941 年深秋，伦贝格设立了一个犹太人隔离区。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所有伦贝格的犹太人应分阶段地迁移到北部城区扎马斯提努夫（Zamarstynow）。地区领导拉施委托卡茨曼负责这项工作。这项搬迁命令涉及大约8 万人—当时已有2.5 万人住在扎马斯提努夫—也就是当时伦贝格所有居民的三分之一。当11月12日搬迁开始时，城市陷入混乱。由于扎马斯提努夫的空间无比拥挤，很快就暴发了斑疹伤寒，疾病迅速蔓延到整个城市。德国占领当局随后于12月初暂停了搬迁行动。当时，约6万名犹太人已经迁往隔都，另有2 万人仍然住在城内。卡茨曼在搬迁过程中对犹太人进行了筛选，那些看起来虚弱和生病的人被挑选出来，然后被带到伦贝格郊外枪杀。迪特·波尔称，因此死亡的有数千人，伦贝格的犹太妇女也首次遭到大规模屠杀。另有数千名周边地区的犹太人被带到伦贝格，因此，到年底，隔都内的犹太人数量已经超过10 万。

1942 年春季开始，犹太人被运输至灭绝营，筛选犹太人中的劳动力是此举的前奏。然后是柏林方面于9月中旬决定在对苏战争的同时将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犹太人驱逐到“东方”，这进一步导致本地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因为德国需要在隔都内腾出空间接收新的犹太人。最后，在1941 年底，卢布林的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奥迪洛·格洛博尼克（OdiloGlobocnik）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开始建造灭绝营，首先是在贝乌热茨，然后是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以便系统性地对本地犹太人进行屠杀。

1942 年3月，伦贝格隔都的犹太人第一次被大规模驱逐，大约有3 万人被抓捕并送到灭绝营。犹太委员会接到命令，每天向灭绝营输送1 000 人。为了欺骗这些人，他们被允许带一点钱和25公斤的行李和食物。在最初的几天，犹太委员会还能从审查被驱逐人员的德国委员会那里争取到一些宽限，许多被捕的人因此得以释放，导致前往贝乌热茨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卡茨曼得知此事后，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卫队小组，他们在乌克兰辅警的协助下野蛮而随机地逮捕犹太人，然后把这些人拖到火车站。犹太区警察（JüdischerOrdnungsdienst）也必须参与这项搜捕行动。即便在那几周并没有关于贝乌热茨的消息传到伦贝格的犹太隔都，但犹太管理机构也一定察觉到了这些被带走的人并没有被“重新安置”。在这第一轮的大规模行动中，约有15 000 人被驱逐和谋杀。

1942 年4月至7月期间，驱逐行动中断，因为贝乌热茨灭绝营正在扩建，而且一些党卫队被派往索比堡建造一个新的灭绝营，这座杀人工厂从5月初开始开始发挥它夺命的作用。尽管如此，加利西亚地区的大规模枪决仍在继续。在其他地方搜捕行动进行的同时，伦贝格的隔都也于6月24日和25日两天进行了最全面的搜捕。由党卫队、警察和乌克兰辅警组成的突击队在隔都内搜查，逮捕了所有无法提供身份证明的人。近4000 人被抓捕，他们被带到城郊执行枪决。在3月的屠杀行动发生之后，伦贝格犹太委员会试图通过尽可能给犹太人安排工作岗位的方式来拯救他们。在伦贝格，柏林施瓦茨纺织公司（BerlinerTextilfirma Schwarz）是除了市立工厂之外最大的雇主，大约有3000名犹太强制劳工在那里为冬季援助行动修补衣服和生产制服。

1942 年7月19日，希姆莱下令，“在1942 年12月31 日之前完成对总督府所有犹太人的重新安置”。 这意味着他们计划在年底前杀死所有犹太人，并用波兰劳动力取代犹太人。由于德国国防军和占领当局急需人力，这一命令到1942 年底未能实现，但对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来说，1942 年下半年是最恐怖的时期。仅在特雷布林卡，几周内就有超过25.3 万名来自华沙隔都的犹太人吸入毒气窒息而死，其中包括那些在德国人看来无法成为强制劳动力的儿童。在1942 年7月到11月这段可怕的时间里，超过200 万人成为系统屠杀的受害者。

1942 年8月1 日，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在伦贝格歌剧院向纳粹党员发表演讲，毫不避讳地用冷酷和挖苦的语气谈到了这场屠杀：“我不是在说现在还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这些人我们也会处理完的。顺便说一句，我今天一个都没有见到，这是为什么？这个城市一度有成千上万的平足印第安人，但现在一个都看不见了。你们最终没有亏待他们吧？（大笑声）……在这个国家，犹太人不再是个问题，最多只是让我们稍费心思。”

伦贝格隔都的新一轮大规模驱逐发生在1942 年8月，根据官方数据，当时那里仍居住着8 万多名犹太人。卡茨曼宣布先前所有的工作证明失效，各公司必须为他们的犹太强制劳工提交新的名单，卡茨曼的副手英夸特亲自为犹太隔都居民的红色工作卡盖上了印章。任何无法出示这枚印章的人都将失去继续生存的权利。8月10 日上午，德国和乌克兰的警察行动队进入隔都，他们封锁街道，搜查房屋，然后带走了每个无法出示盖章工作卡的人。许多受害者被当场枪杀，其余的被拖到集结点，然后被送到郊区 的克莱帕里夫火车站（Kleparow）。每两三天就有一趟开往贝乌 热茨的火车。这次行动的最后一班火车于8 月25日出发：两周内，至少有4 万人被谋杀。

库尔特·戈尔施泰因（KurtGerstein）是认信教会一名热忱的基督徒，为了调查纳粹政权的罪行而加入了党卫队，并因学习过医学而被分配到武装党卫队下属的医疗队卫生部门，被迫见证了1942 年8月19日送来的一批犹太人是如何被屠杀的：“实际上，在几分钟之后，第一列来自伦贝格的火车就到了。45 节车厢，装载着6700 人，其中1450 人在抵达时已经死亡。小孩们从被铁丝封住的火车车窗向外看，他们脸色苍白，充满恐惧，身后的男人和女人们也是这样。火车进站：200 个乌克兰人打开车门，用皮鞭把人们从车厢里赶出来。一个大喇叭里传来新的指示：脱掉所有衣服，包括假牙和眼镜等。把贵重物品交到工作台，不提供收据或凭证。把鞋子小心地绑在一起（因为要回收纺织原料），否则没人能在25 米高的鞋堆中找到一双散落的鞋。然后，妇女和女孩们被送到理发师那里，他两三下剪掉了所有头发并扔进装土豆的大袋子里。‘这些是给潜艇的，他们拿这些有特殊用途，比如密封或什么的！’在那里值班的一个党卫队下级小队长告诉我。然后火车就开走了。最前面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他们沿着林荫大道往前走，男人、女人、孩子都全身赤裸，没有假牙。当时我和维尔特（Wirth）上尉一起站在囚室之间的斜坡上。母亲们把婴儿抱在怀中，他们走上来，迟疑不安，进入了死亡囚室！而拐角处站着一个强壮的党卫队军官，他用牧师般的声音对那些可怜的人们说：‘你们不会有任何事的！你们只需要在进入房间后深呼吸，让肺部扩张，为了防止疾病和瘟疫，这是必须的。’当被问到之后他们会怎么样时，他回答：‘是的，当然，男人必须工作，建造房屋和道路，但女人不必工作。只要她们愿意的话，她们可以做些整理清扫工作或者去厨房帮忙。’对于这些可怜人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个答案带来了一丝微小的希望，足以让他们不加抵抗地朝着毒气室迈进—但大多数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房间里的气味已经宣告了他们的命运！然后他们上了几级楼梯，看到了毒气室。抱着小孩的母亲们，孩子们，成年人，男人和女人们，所有人都全身赤裸，他们犹豫不决，但被后面的人和党卫队的皮鞭赶了进去。大多数人默不作声。一位大约40岁的犹太妇女眼中闪烁着炽热的目光，斥骂着这里流出的鲜血会淹没这些杀人犯。维尔特上尉亲自用马鞭往她脸上抽了五六下，然后她也消失在毒气室深处……人们挤在一起。25 平方米，45 立方米的地方挤下了700 到800 人！党卫队让他们尽可能地贴在一起。门关上了。剩下的人则赤裸着等在外面。有人告诉我，冬天也是这样的！是的，但他们会冻死在那吗？我问。对，就是想这样！一个 党卫队的人用他的方言告诉我。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谋杀设施叫作哈肯霍特基金会（Hackenholt-Stiftung）了。哈肯霍特是柴油发动机的司机，一个小技术员，同时也是该设施的建造者。犹太人将会在这里被柴油机废气毒死。但是柴油发动机没有运转！维尔特上尉来了，可以看出，今天我在这里时发生了这种事，他恰恰对此感到尴尬。是的，我看到了一切！我在旁边等待。我的秒表记录下了这一切，50 分钟，70 分钟—柴油机还没有发动！毒气室里的人们也在等待。无事发生。能听到他们在哭泣、 呜咽……维尔特上尉用马鞭抽打那个协助下级小队长哈肯霍特操作柴油机的乌克兰人，往他的脸上抽打了十二三下。2 小时49 分钟后—秒表记录了一切—柴油发动机启动了。直到这一刻，那些人都还活着，在4 个毒气室里，每间750 人，他们在4 个45立方米的空间里！又过了25 分钟。是的，这时很多人已经死了。从毒气室的小窗户就能看到，房间里的电灯闪了一下。28 分钟后，只有极少数人还活着。最后，再过了32 分钟后，所有人都死了！”

1943 年1月初，在国防军的协助下，盖世太保对生活在伦贝格隔都的约24000 人开始了新一轮追捕，并抓走了约1 万名犹太人，把他们带到城外枪决。然后，犹太隔都的范围被缩小，更名为“犹太营”（Judenlager）。受1943 年4月华沙隔都起义的影响，希姆莱加速了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在接下来的几周，卡茨曼的部队清理了“犹太营”。在此期间，伦贝格隔都也出现了抵抗行动。一群年轻的犹太人从波兰地下组织获得了武器并进行反击。一些 德国警察被杀，但抵抗组织还是无法阻止对隔都的清理行动。6月 6日，最后一批柏林施瓦茨纺织公司的工人被从“犹太营”里带到亚诺夫斯卡大街上的强制劳动营，这里是伦贝格剩余犹太人的最后居住地。11月，当亚诺夫斯卡集中营的最后一批工人即将被杀害时，这些犹太受害者用刀袭击了虐待他们的人。党卫队为此动用了机枪和手榴弹。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在这场屠杀中丧生，但也有一些人趁乱逃脱出来。当空荡荡的隔都周围的木栅栏被拆除时，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涌入这些房子，将里面洗劫一空，其动机并非只是生活需要。伦贝格市长的信托地产管理主任报告说，由于燃料短缺，整条街实际上都被拆到只剩下地基了。

一些伦贝格居民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安德烈·谢普提茨基（AndrezjSzeptycki）是大多数乌克兰人都信仰的希腊天主教会的大主教，战争初期他对德国的统治表示欢迎，但在伦贝格犹太人遭到驱逐后公开表示抗议。1942 年3月，他在给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Ⅻ)的一封信中详细通报了在加利西亚发生的大屠杀。信中写道：“德国军队的胜利和红军的撤离最初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解脱。神父们终于可以重新开办学校传授教义…… 毫无疑问，德国中央当局派了些人来监管一切，但是，被派到我们这里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没有信仰和道德，只是些平庸的管理者。因此，这些不健全的基层体制变成了让人难以忍受的暴政，更有甚者，这里极尽腐败，让人难以理解。德国人向东方推进得越深，这些人就越狂热、越无情地实施他们没有底线的民族利己主义。他们把所有犹太人都当成敌人，组织了大屠杀，让数千名犹太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丧命。”谢普提茨基在1942 年8月的驱逐行动期间藏匿了几名犹太社区的代表，之后他也继续为犹太人提供保护。德国人对他的公开抗议感到不安，但不敢逮捕他，以免激怒乌克兰民众。

据估计，有1000 多名犹太人得以在伦贝格躲藏下来，还有一些人成功地逃入森林并加入了那里的游击队。1944年7月28日，当红军解放德国统治下的伦贝格时，几乎没有犹太幸存者。10月1日，伦贝格登记了1689名还活着的犹太人。战前有超过54 万犹太人居住在东加利西亚，只有约1万至1.5 万人幸存。

题图来自电影《见证人》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