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来你可能不信，任弼时闹革命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是他那个没念过书、裹着小脚的童养媳，在纱厂里当童工一针一线、一分一毫给挣出来的。

说来你可能不信，任弼时闹革命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是他那个没念过书、裹着小脚的童养媳，在纱厂里当童工一针一线、一分一毫给挣出来的。

这笔钱，不仅送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把两个本该毫无交集的人生，死死地绑在了一块儿。

1904年前后，湖南湘阴这地方，一户姓任的教书先生家添了个男丁，取名任弼时。

不远处的另一户穷苦人家，也生了个闺女，叫陈琮英。

那个年代，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家大人一合计，就给俩还在穿开裆裤的娃娃定了“娃娃亲”。

等到陈琮英12岁那年，按照老规矩，她被送到了任家，身份是童养媳。

说好听点是未来的儿媳妇，说难听点，就是个提前到岗、不拿工钱的小丫鬟，她的世界本该就是锅碗瓢盆、针头线脑。

可偏偏那个叫任弼时的少年，是个不甘心窝在乡下的主儿，一门心思要出去念书。

他12岁就考上了长沙的高等小学，可家里已经败落了，哪儿拿得出这笔钱。

就在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名义上的“小媳妇”陈琮英，自己做了个决定。

她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个人跑到长沙的织袜厂找了份活儿。

那是什么地方？

昏天黑地的车间，机器响得能把人耳朵震聋，空气里全是棉絮和汗臭味。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每天站在机器前头十几个钟头，一双还没发育完全的手，就在飞转的零件里头穿来穿去，稍不留神就可能带掉一块肉。

她这么拼命，就是为了每个月那点微薄的薪水。

拿到钱，她掰成两半，一半寄回自己娘家，另一半，一文不剩地全给了任弼时，当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可以说，任弼时后来接触到的所有新思想、新主义，最初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个小姑娘在轰鸣的厂房里用童年换来的。

每到放假，任弼时都会跑到袜厂门口，隔着栏杆看那个在机器丛中忙碌的瘦小身影。

他心里头是什么滋味，没人知道，但肯定不是简单的感激。

这份情，已经超出了包办婚姻的范畴，成了一种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实打实的依靠。

他们俩，还没正式成亲，就已经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时间一晃到了1927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座城市，到处都在抓捕共产党人。

任弼时当时已经是党内挑大梁的人物，在安徽南陵指导工作时，因为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抓进了大牢。

消息像一颗子弹，穿过层层封锁，被一个同乡用一张小纸条，偷偷递到了上海的陈琮英手里。

纸上没几个字，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她心上。

这时的陈琮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懂织袜的小姑娘了。

她没哭也没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救人。

她知道，牢里的不光是她的丈夫，更是党的一个重要领导。

她立马找到周恩来和邓小平，中央的营救行动火速展开。

陈琮英抱着还在吃奶的大女儿苏明，跟着营救小组的人往南赶。

路过长沙时，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火车。

在那个多耽误一分钟，任弼时就多一分生命危险的节骨眼上，陈-琮英看着站台上一列准备拉煤的货车，心一横，抱着孩子就爬了上去。

那是初冬的夜里，敞篷的煤车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地跑，刀子一样的冷风夹着煤灰往人脸上、脖子里灌。

陈琮英只能用自己不算厚实的身体，把女儿死死地护在怀里，任凭那些冰冷坚硬的煤块随着车身颠簸撞在自己背上。

孩子起初还被冻得哇哇大哭，后来哭声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哼哼声。

陈琮英的心都揪烂了，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遍遍地亲吻女儿冰凉的小脸蛋，盼着天快点亮。

这场拿命换时间的营救，最后成功了，任弼时被组织从牢里捞了出来。

可当夫妻俩再见面时，那个叫苏明的孩子却永远地不在了。

因为在煤车上受了重感冒，加上一路颠簸，小小的生命没能扛过去，最终夭折了。

任弼时听到这个消息，只是紧紧地攥着妻子的手，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陈琮英也没有眼泪，没有一句抱怨。

他们心里都清楚，干革命，就是要随时准备付出一切，包括亲人的性命。

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父母。

这场生离死别，没能击垮他们，反而把两个人的命运和他们的事业，更紧地绑在了一起。

1934年，红军在江西待不住了，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在这支前途未卜的队伍里，陈琮英接到了一项比自己命还重要的任务：保管中央的密电码。

这玩意儿，是红军的眼睛和耳朵，靠它才能跟各路部队联系，躲开敌人的围追堵截。

要是丢了或者被敌人缴了，整个红军都可能陷入绝境。

这份责任，压在一个裹了脚的女人身上，其中的艰辛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那双被摧残变了形的脚，踩在尖利的石头山路上，每一步都像针扎一样疼。

饥饿、寒冷、疾病，像恶狗一样追着她。

没过多久，她就体力不支，渐渐掉队了。

就在她快要倒下的时候，被战友发现，把她架到了她丈夫，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面前。

任弼时看着脸色惨白的妻子，说了一句听起来像玩笑，却字字千钧的话：“同志，我可得谢谢你啊，我差点就丢了老婆。

不过老婆丢了还丢得起，密电码我可丢不起啊。”

陈琮英喘着粗气，看着丈夫，眼神里没有半点委屈，反而更亮了：“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密码本就不会丢。”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在长征路上，陈琮-英又怀孕了。

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走路越来越费劲。

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时，大雪封山，空气稀薄，她挺着大肚子，好几次因为缺氧昏过去。

每次醒过来，她第一件事就是摸摸怀里揣着的密码本，然后挣扎着继续往前挪。

在四川阿坝的一个破羊圈里，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因为是在长征路上生的，任弼时给她取名“远征”。

吃了上一个孩子夭折的亏，这次陈琮英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她找来一块油布，把刚出生的婴儿严严实实地裹好，背在背上，继续跟着部队走。

最难的是过草地。

那片地方，看着是草坪，一脚踩下去就是深不见底的烂泥潭，吃的更是没有。

母女俩饿得皮包骨头，嗷嗷待哺的女儿因为没奶吃，饿得直哭。

更要命的是，因为张国焘闹分裂，任弼时被强行带走，剩下陈琮英母女俩孤苦无依。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路过，看见水塘里有小鱼，就亲自砍了根竹子当鱼竿，钓了几条小鱼给她熬汤喝。

靠着战友们东拼西凑的一点食物，陈琮英背着孩子，揣着密码本，一步一陷地走出了那片死亡沼泽。

新中国成立后，好日子刚开头，常年积劳成疾的任弼时身体就垮了。

1950年，他因为脑溢血去世，年仅46岁。

那张他从苏联治病回来后拍的全家福，成了他们一家人最后的合影。

丈夫走了，陈琮英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

她从来没找过组织，没提过任何要求，也从没跟人炫耀过自己的功劳。

她只是告诉孩子们，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为国家做事。

2003年，陈琮英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

她从一个旧社会的童养媳，走到了新中国，亲眼看到了丈夫和战友们奋斗一生的那个理想，变成了现实。

[1] 徐玉凤.沙漠驼铃陈琮英[J].湘潮,2017,(05):43-46.

[2] 姚贤玲.陈琮英:与任弼时生死与共的“无名英雄”[J].炎黄春秋,2017,(06):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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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招财寻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