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八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响应号召，我背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揣着一张烫金的介绍信，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从黄浦江边来到了这片叫不出名字的黄土地。

我叫陈凯，上海人。

一九七八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响应号召，我背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揣着一张烫金的介绍信，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从黄浦江边来到了这片叫不出名字的黄土地。

车厢里那股汗味、烟草味、方便面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至今还刻在我鼻子里。

我下乡的地方，叫赵家坡。

一个听上去就土得掉渣的名字。

来接我的是大队书记，一个黑瘦的汉子，姓钱。他咧着一口黄牙，接过我的包，话不多，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陈知青，路上，累吧？”

我点点头，喉咙干得像被砂纸磨过。

土路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快移了位。拖拉机“突突突”地吼着，扬起的黄土让我睁不开眼，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扔进石灰堆里的土豆。

终于，拖拉机停了。

钱书记指着一排泥坯房里最气派的一座，说：“到了。大队长家。”

那所谓的“气派”，也就是墙刷得更白一些，门口多了两块石头墩子。

大队长叫赵满堂，五十出头的年纪，一张脸被风霜刻得像核桃皮，眼神锐利得像鹰。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背着手，上下打量我。

那眼神，不像看一个来建设乡村的知识青年，倒像在审一件货。

“上海来的？”他开口了，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的，赵大队长。”我赶紧立正站好，像个等待检阅的新兵。

“嗯。”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娇气。”

我脸上一热。

我知道，我这一身在上海已经算朴素的蓝布衣裳，在这儿，还是太扎眼了。更别提我这细皮嫩肉，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料。

“先进屋。”赵满堂没再多说，转身进了门。

屋里很暗，一股子烟火气和牲口味儿混杂在一起。正中间一张八仙桌，桌腿都包了浆。

一个女人从里屋走出来，是赵满带的婆姨，王婶。她脸上堆着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

“哎哟，这就是陈知青吧？长得真俊。”她一边说，一边给我倒了碗水。

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土腥味。我渴极了，一口气喝完。

“婶儿，谢谢您。”

“谢啥。”她摆摆手，眼睛却瞟向赵满堂。

晚饭是玉米面饼子和一碗白菜炖土豆。我饿了一天，吃什么都香。赵满堂没怎么说话，就闷头抽他的旱烟，烟雾缭绕，呛得我直咳嗽。

饭后，王婶收拾碗筷。赵满堂指了指西边的厢房。

“你，就住那屋。”

我连忙道谢。

西厢房不大，一张土炕占了一半地方。炕上铺着一张芦苇席，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我把包放下，坐在炕沿上，心里空落落的。从繁华的大上海，到这个连电灯都昏暗得像鬼火的地方，落差大得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这就是我未来几年要待的地方吗？

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听着院子里猪的哼哼声和远处隐约的狗叫，翻来覆去睡不着。

上海的家，此刻应该灯火通明吧。我妈是不是又在念叨我没多带两件毛衣？

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我，陈凯，不能哭。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感觉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条缝。

我瞬间惊醒，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该不是遭贼了吧？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

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摸了进来，脚步很轻，像猫一样。

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那黑影径直走到我的炕边，停了下来。

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角香，还有少女身上特有的、青草一样的气息。

不是贼。

是个女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下一秒，被子被掀开一角，一个冰凉的身体，钻了进来。

我浑身一哆嗦，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坐了起来。

“谁？”我压低声音，声音都在发抖。

黑暗中，那人也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看到一张年轻的脸。是她。

赵满堂的闺女。

我白天见过她一面，在院子里喂鸡，穿着一件红格子上衣，梳着两条大辫子。她一直低着头，没跟我说话，我也没好意思看她。

只记得她很白，在这黄土地上，白得有点不真实。

“你……你干什么？”我的声音又惊又怒。

这叫什么事？我第一天来，就遇上这种阵仗？这是什么意思？仙人跳？还是有什么别的说道？我脑子里闪过无数在街头巷里听来的腌臜故事。

她似乎被我的语气吓到了，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黑暗中，传来她细若蚊蚋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我身上冷。”

冷？

这都快入夏了，晚上虽然有点凉，但也不至于冷到这个地步。

况且她身上穿得并不少。

我脑子飞速转动，无数种可能在眼前闪过。

“你快出去！”我几乎是咬着牙说，“让……让人看见了，我们都得完蛋！”

在那个年代，“作风问题”四个字，是能压死人的。别说我一个前途未卜的知青，就是赵满堂这个大队长，也担不起。

“我不。”她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倔强，“我就在这儿待一会儿。”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推她？我一个大男人，对一个姑娘动手？

喊人？那我更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我僵在原地，浑身肌肉绷得像块石头。

她就那么蜷缩在我的被窝一角，离我远远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

我能感觉到她身上传来的寒意，那不是天气造成的冷，倒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无奈。

她不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了。

我们就这么僵持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擂鼓一样。

外面很静，静得能听到麦子在夜风里摇曳的沙沙声。

终于，她动了。

我以为她要走了，心里松了口气。

没想到，她却往我这边挪了挪。

“你别怕。”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小，“我……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说话？

半夜三更，钻到我被窝里，就为了说说话？

我简直觉得荒谬。

“有什么话不能白天说？”

“白天……白天人多。”她顿了顿，声音里透着一股绝望，“他们都盯着我。”

他们？谁？

我心里升起一丝好奇。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赵红玲。”

“红玲同志，”我刻意用上了这种正式的称呼，想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你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我知道。”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可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能有什么事把她逼到这个份上？

“到底怎么了？”我忍不住追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又睡着了。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她开口了，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我爹……他要把我嫁给钱书记的二儿子。”

钱书记？就是白天接我的那个黑瘦汉子？

我想起他那一口黄牙和精明的眼神。

“他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赵红玲的身体又开始发抖，这次抖得更厉害了。

“他是个傻子。”

三个字，像三颗冰雹，狠狠砸在我心上。

“傻子？”我重复了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嗯。”赵红玲的声音里充满了屈辱，“村里人都叫他‘钱二憨’。三十多岁了，话都说不清楚，见人就嘿嘿笑，还流哈喇子。”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痴痴呆呆的形象，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赵满堂，那个威严得像座山一样的男人，要把自己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一个傻子？

为什么？

“你爹……他怎么会同意？”

“为了换他那个宝贝儿子的前程。”赵红玲的声音冷得像冰，“我哥在公社里当个干事，一直想往上爬。钱书记他哥在县里，有点门路。”

我明白了。

这是一场交易。

一场用女儿的终身幸福，去换儿子锦绣前程的肮脏交易。

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并不少见。但我从没想过，它会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发生在我眼前。

“那你娘呢？”

“我娘？”赵红玲冷笑一声，“她这辈子，只听我爹的。我爹说东，她不敢往西。”

“那你没反抗过？”

“反抗？”她笑得更厉害了，笑声里全是泪，“我绝食，我上吊，都没用。我爹把我绑起来，说就是死，也得把我抬到钱家去。”

我沉默了。

我能想象到那种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在这个封闭的、由父权和宗族势力掌控的小村庄里，一个年轻女孩的命运，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自己根本做不了主。

“那……那你来找我，是想……”我不敢把那个猜测说出口。

“你是城里来的知青，有文化。”她的声音里突然燃起一丝希望，像黑暗中唯一的火苗，“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我能做什么？”我苦笑。

我自身都难保。一个外来的、无权无势的毛头小子，怎么跟大队长和书记这种地头蛇斗？

“你带我走。”

她猛地抬起头，黑暗中，我仿佛能看到她眼睛里灼人的光。

“带你走？去哪儿？”我被她的大胆吓了一跳。

“去哪儿都行！去县城，去省城，去上海……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她的声音激动起来，“我什么都能干！我能吃苦，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我心头一震。

当牛做马。

一个女孩，得被逼到什么份上，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疯了？”我压低声音，“我们俩非亲非故，我怎么带你走？这叫私奔，是犯罪！被抓回来，你会被浸猪笼，我……我会被打断腿，一辈子都别想回城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年代的乡村，宗族法规的威力，有时比国家法律还大。

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眼中刚刚燃起的火焰。

她慢慢低下头，肩膀一耸一耸地，开始无声地哭泣。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边是理智，告诉我必须立刻把她赶出去，撇清关系，保全自己。

另一边是良心，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求救，你真的能视而不见吗？

我读过那么多书，书上都说要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可当压迫和不公真的摆在我面前时，我却只想着明哲保身。

陈凯啊陈凯，你真是个懦夫。

我暗暗骂了自己一句。

“你……你别哭了。”我笨拙地安慰道，“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办法。”

其实我根本没什么办法。

但看着她绝望的样子，我只能先这么说。

我的话似乎起了作用，她的哭声渐渐小了。

“真的？”她抬起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的期待。

“嗯。”我硬着头皮应了一声。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那你……能不能教我认字？”她突然问。

“认字？”我愣住了。

“我听广播里说，去年恢复高考了。”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有力，“我想参加高考。考出去。”

高考。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

对啊！高考！

这是唯一一条，能让她光明正大走出这个村子的路。

也是唯一一条，我能帮得上忙，又不用冒太大风险的路。

“你上过学？”我问。

“上到小学三年级，就不让上了。我爹说，女孩子家，认那么多字干啥，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怒火。

愚昧！何等的愚昧！

“好。”我几乎没有犹豫，“我教你。”

“真的？”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

“真的。”我点点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以后不准再这样半夜跑到我屋里来。被人发现了，我们俩都完了，还谈什么高考？”

“嗯！”她用力点头，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我听你的！”

“快回去吧。天快亮了。”

她听话地从被窝里钻出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陈凯哥，”她第一次这么叫我，“谢谢你。”

“快走吧。”

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我躺回炕上，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的生活，从这一晚开始，被彻底搅乱了。

第二天，我开始跟村里人一起下地干活。

锄地，割麦，挑粪……每一样活，都让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少爷叫苦不迭。一天下来，腰酸得直不起来，手上磨出好几个血泡。

赵满堂说得没错，我就是个娇气的。

但我咬着牙挺着。我知道，我必须先在这里站稳脚跟，才能谈别的。

赵红玲没有再来找我。

白天，她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姑娘，低着头干活，看见我，也只是飞快地瞥一眼，然后迅速移开目光。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会默默地把碗里为数不多的几块土豆，拨到我碗里。

王婶看见了，会嘟囔一句：“胳膊肘往外拐的丫头片子。”

赵满堂则会狠狠瞪她一眼。

她就像一只惊弓之鸟。

我开始想办法。

我把我从上海带来的书，都翻了出来。《数理化自学丛书》、《青年自学手册》……这些曾经是我回城希望的宝贝，现在，成了她的希望。

但怎么把书给她？怎么教她？

直接给她，目标太大。

我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村里有个扫盲班，是钱书记为了应付上面检查搞的形式主义，找了几个半大孩子，念几句口号，就散了。

我找到了钱书记。

“钱书记，我是高中毕业，也算是个知识分子。我想为咱们村做点贡献，把这个扫盲班，正经办起来。”我话说得很恳切。

钱书记正抽着旱烟，听了我的话，眼皮抬了抬。

“哦？陈知青有这个心，是好事啊。”他慢悠悠地说，“不过，村里人白天都要下地，谁有空来学那个？”

“晚上。”我说，“吃完饭，大家伙儿歇着的时候，学一个小时，不耽误啥。”

钱书记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看我：“你图啥？”

“不图啥。”我笑了笑，“就当是锻炼自己的能力了。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是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会。”

我把高帽子一顶一顶地给他戴上。

钱书记显然很受用。他想了想，办扫盲班，是政治正确的事，上面知道了，也是他的功劳。他自己不用费力，何乐而不为？

“行！”他一拍大腿，“这事，我支持你！村里的大喇叭，随你用！就用村委会那间屋子当教室。”

“谢谢钱书记！”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

我用大喇叭广播了好几天，宣传学文化的好处。

第一天晚上，教室里稀稀拉拉来了七八个人。有几个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还有几个是想来凑热闹的年轻人。

赵红玲也来了。

她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心里松了口气。

我从最基础的拼音和汉字开始教。我讲得很认真，把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大部分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只有赵红玲，学得异常刻苦。

她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我讲的每一个字，她都默默记在心里。

下课后，别人都走了，她会留下来，借着昏暗的煤油灯，把当天学的内容在地上反复练习。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都磨破了，渗出了血。

我把我的钢笔和笔记本，偷偷塞给了她。

“用这个。”我说。

她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像盛满了星星。

“这……太贵重了。”

“笔就是用来写字的。放着也是浪费。”

从那以后，她的进步一日千里。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白天，我们是陌路人。晚上，在那个小小的教室里，我是她的老师，她是我的学生。

我不仅教她语文数学，还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讲上海的高楼大厦，讲南京路上的车水马龙，讲书本里的英雄和爱情。

每次我讲的时候，她都听得入了迷，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我的心里却很充实。

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异乡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我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然而，好景不长。

我们的“小动作”，还是被人察觉了。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钱书记的儿子，钱二憨。

他虽然傻，但对赵红玲却有一种野兽般的直觉。他经常会出现在扫盲班的窗外，直勾勾地盯着赵红玲，嘿嘿地傻笑。

赵红玲每次看到他，都会吓得脸色发白，握笔的手不停地抖。

然后，村里开始有流言蜚语。

“哎，你们看那个陈知青，跟大队长的闺女，是不是有点不清不楚啊？”

“可不是嘛！天天晚上凑一块儿，谁知道在干啥？”

“一个城里来的小白脸，一个村里最俏的姑娘，干柴烈火啊……”

话传得越来越难听。

王婶看我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客气，变成了审视和提防。

好几次，她都故意在我上课的时候，到教室门口转悠，或者在赵红玲出门的时候，盘问她去干什么。

赵满堂更是直接把我叫了过去。

那天，他喝了点酒，满脸通红。

“陈凯。”他盯着我，眼睛里布满血丝，“我把你看成自家子侄，才让你住家里。你可别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赵大队长，我没有。”我站得笔直。

“没有最好！”他一拍桌子，桌上的酒碗都跳了起来，“我告诉你，红玲是我闺女，她的婚事，我说了算！谁要是敢在背后搞小动作，我扒了他的皮！”

他的话，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

我知道，他在警告我。

那天晚上，赵红玲没有来上课。

第二天，第三天，她都没来。

我心里很着急。

我借口找赵满堂汇报扫盲班的情况，去了他家。

院子里，我看见赵红玲在洗衣服。

她瘦了，也憔悴了，眼窝深陷。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继续搓着手里的衣服，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王婶像个看管犯人的狱卒，就站在她身后。

我的心沉了下去。

赵满堂显然把她看管起来了。

我该怎么办？

放弃吗？

如果放弃，赵红玲这辈子就完了。她会被迫嫁给那个傻子，然后在这个小村庄里，像一朵花一样，慢慢枯萎，凋零。

我一想到那个场景，就觉得无法呼吸。

不。

我不能放弃。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高考。

只有高考，是她的救命稻草。

我找到了一个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叫李卫东。他家在北京，有点背景，为人也还算仗义。

我把赵红玲的事，跟他和盘托出。

李卫东听完，半天没说话，一个劲地抽烟。

“陈凯，你疯了？”他终于开口，“这是赵满堂的家事，你一个外人，掺和什么？你斗得过他？”

“我没想跟他斗。”我说，“我只想帮红玲参加高考。”

“高考？”李卫东冷笑一声，“你以为高考是那么好考的？就凭她小学三年级的底子？再说，就算她考上了，赵满堂会放她走吗？”

“总要试试。”我的语气很坚定，“不试，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李卫东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小子，是不是看上那姑娘了？”

“不是。”我摇摇头，“我只是觉得，她不该是那种命运。”

“行。”李卫东把烟头狠狠摁在地上，“我帮你。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那姑娘。我就是看不惯赵满堂那副土皇帝的德行！”

有了李卫东的帮助，事情就好办多了。

李卫东的姐姐在北京的大学当老师，他写信回家，让他姐姐寄了一整套最新的高考复习资料过来。

包裹寄到公社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以“提高知青文化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名，把资料领了回来。

然后，我把最关键的几本，偷偷给了李卫东。

李卫东家离赵家坡有十几里地。他利用晚上，把赵红玲约了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赵红玲又开始了她的学习。

白天，她在家里，在所有人的监视下干活。

晚上，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溜出去，跑到十几里外的李卫东那里，拿到我准备好的学习计划和习题。

她在一个废弃的牛棚里，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一看就是大半夜。

她变得更瘦了，也更沉默了。

但她的眼睛，却越来越亮。

那是一种被希望点燃的光芒。

而我，则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钱书记不再对我笑脸相迎，分配给我的活，总是最苦最累的。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敌意。他们觉得我这个外来者，在破坏村里的规矩。

钱二憨更是变本加厉。

有一次，他竟然当着全村人的面，冲上来抱住我，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傻笑：“媳妇……我的……媳妇……”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把推开他。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钱书记和他婆姨立刻冲了上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个城里来的小白脸！欺负我们家二憨老实！”

“没良心的东西！还打人！”

村民们围了上来，对着我指指点点。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罪人。

赵满堂就站在人群外，冷冷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百口莫辩。

是李卫东冲过来，把我拉走的。

“忍着。”他说，“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乱。”

我懂。

我只能忍。

我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变成了动力，熬夜给赵红玲编写复习提纲，整理知识点。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赵满堂也越来越着急。他和钱家的婚事，已经定了下来，就在秋收之后。

他看赵红玲的眼神，也越来越复杂。有不舍，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容反抗的决绝。

终于，冲突在高考报名前夕，彻底爆发了。

那天，我去公社开会，拿到了高考报名表。

我偷偷藏了一张。

晚上，我借口去李卫东那儿对账，把报名表送了过去。

我没见到赵红玲。李卫东说，她今晚被她娘看得紧，出不来。

我把报名表交给李卫东，让他无论如何，想办法让赵红玲填了。

“放心吧。”李卫东拍拍我的胸脯。

我以为事情会顺利进行。

但我低估了赵满堂的控制欲，也低估了钱家的无耻。

第二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就听到村里传来一阵喧哗。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扔下锄头，就往村里跑。

只见赵满堂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钱书记和他婆姨，带着钱二憨，堵在赵满堂家门口。钱书记的婆姨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天抢地。

“没天理了啊！赵满堂，你个老东西，说话不算话啊！”

“收了我们家的彩礼，现在想悔婚了？门都没有！”

“今天不把我儿媳妇交出来，我们就死在你家门口！”

我挤进人群，看到赵满堂黑着一张脸，站在门口，手里的烟袋锅捏得咯咯作响。

王婶在屋里，死死拉着赵红玲。

赵红玲披头散发，脸上全是泪痕，正拼命地往外冲。

“我不嫁！我死也不嫁给那个傻子！”她嘶吼着。

“你个死丫头！反了你了！”王婶一边哭，一边打她，“这都是命啊！你认了吧！”

我看到，赵红玲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

是那张高考报名表。

我的心，瞬间揪紧了。

钱书记一眼瞥见了我，立刻像找到了目标，指着我骂道：“就是他！就是这个小白脸！是他撺掇红玲的！他想拐走我儿媳妇！”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有鄙夷，有愤怒，有幸灾乐祸。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冰窟窿。

“陈凯！”赵满堂转过头，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是不是你？”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在屋里挣扎的赵红玲。

我知道，我不能再退缩了。

我深吸一口气，往前走了一步。

“是。”

我只说了一个字。

全场一片哗然。

赵满堂的身体晃了晃，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好你个陈凯！”他指着我，手指都在发抖，“我把你当人看，你竟然在背后捅我刀子！”

他说着，抄起墙角的扁担，就朝我冲了过来。

我没有躲。

我知道，这一担子，我挨定了。

就在扁担即将落到我身上的时候，一个身影，猛地从屋里冲了出来，挡在了我面前。

是赵红玲。

“爹！不关他的事！”她张开双臂，护住我，声嘶力竭地喊道，“是我！是我自己要参加高考！是我不想嫁给傻子！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扁担，在离她头顶不到一寸的地方，停住了。

赵满堂举着扁担，手臂在发抖，脸上的肌肉扭曲着，表情痛苦到了极点。

他看着自己的女儿，这个他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女儿，此刻却像一头受伤的母狼一样，用身体护着另一个男人。

“你……”他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爹！”赵红玲“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泪如雨下，“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考试吧！哪怕考不上，我也认命！我不想这辈子就这么完了！我不想啊！”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地磕头。

一下，两下，三下……

额头很快就磕破了，渗出了鲜血。

鲜血混着泪水，流了满脸。

周围的村民都沉默了。

钱书记的婆姨也不哭了，愣愣地看着。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赵红玲，看着她满是鲜血的额头，心脏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猛地也跪了下来，跪在赵满堂面前。

“赵大队长，”我抬起头，看着他，“红玲是个好姑娘，她聪明，好学。她不该被埋没在这个地方。高考是国家给所有年轻人的机会，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您为什么不能给她一次机会呢？就算是为了您自己，您难道就真的忍心，把她推进火坑，让她恨您一辈子吗？”

我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敲在赵满堂的心上。

他手里的扁担，“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又看了看跪在我身边的我，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他是一个父亲。

他也是一个想让儿子出人头地的农民。

他还是一个要维护自己权威的大队长。

这几种身份，在他内心激烈地交战。

“赵满堂！你还在犹豫什么！”钱书记急了，“今天这婚，你要是敢悔，我……我就去公社告你！告你教女无方，纵容女儿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赵满堂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在那个年代，“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罪名，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切。

他看向赵红玲，眼神里闪过一丝绝望和狠厉。

我知道，他要妥协了。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就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

“告他？你告啊！我倒要看看，谁敢拦着我们知青响应国家号召，参加高考！”

人群分开一条路。

李卫东大步走了进来。

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我们农场的知青。

他们手里，都拿着锄头、铁锹，一个个怒目而视，像一群准备战斗的狼。

“李卫东？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吗？”钱书记色厉内荏地喊道。

“造反？”李卫东冷笑一声，走到我身边，把我扶了起来，“钱书记，你说话可得注意点。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建设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不是任人欺负的软柿子！”

他转向赵满堂，语气缓和了一些。

“赵大队长，我们敬重您是长辈，是这里的带头人。但是，在高考这件事上，是国家政策。红玲想参加高考，是追求进步，是好事。谁要是敢拿这件事做文章，阻挠她报名，那就是跟国家政策对着干！”

李卫东的话，掷地有声。

他故意把“国家政策”四个字，咬得特别重。

赵满堂的脸色变了又变。

他是个精明人。他知道，跟一个钱书记斗，他有把握。但是，跟“国家政策”斗，跟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斗，他没有胜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最后，他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扁担，把它靠在墙上。

他走到赵红玲面前，伸出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轻轻擦掉她脸上的血和泪。

“起来吧。”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爹……爹让你去考。”

赵红玲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爹？”

“我说，让你去考！”赵满堂吼了一声，眼眶却红了，“考不上，就给老子乖乖嫁人！”

说完，他转过身，走进了屋子，重重地关上了门。

那一声门响，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赵红玲愣在原地，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喜极而泣。

钱书记一家，脸色铁青，灰溜溜地走了。

人群，也渐渐散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李卫东，还有跪在地上哭得不能自已的赵红玲。

我知道，我们赢了。

赢得了这第一场，也是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赵满堂的妥协，像是在村里投下了一颗炸弹。

他不再管赵红玲。默许了她不去地里干活，专心在家复习。

王婶虽然还是一脸不高兴，但也不敢再说什么。

我成了赵红玲名正言顺的“老师”。

我把我所有的书，都搬到了她家。每天晚上，就在八仙桌上，我给她补课。

从初中的代数几何，到高中的物理化学，我把我脑子里所有还记得的知识，一点点地掏出来，灌输给她。

她学得非常快，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水分。

她的笔记本，一本接一本地写满。

煤油灯下，我看着她专注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淡淡的影子，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

我们之间，很少说话。

更多的时候，是她埋头做题，我静静地看着。

偶尔，她遇到难题，会抬起头，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

“陈凯哥，这道题……”

我就会拿过本子，耐心地给她讲解。

我们的距离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

有时候，我们的手指会不经意地碰到一起。

她的手指总是冰凉的。我的，却是滚烫的。

我们都会像触电一样，迅速收回手，然后脸红心跳，不敢再看对方。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无关情欲，却比任何情话都更让人心动。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高考。

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站在了我们这边。

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轮流给我“放哨”。如果看到钱书记或者村里那些长舌妇过来，就会在门口咳嗽一声，给我报信。

李卫东更是隔三差五就从县城里，给我带来最新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

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背后，站着一群和我一样，渴望改变命运，渴望回到城市的年轻人。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赵红玲身上。

她成了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个象征。

如果她能考出去，就证明，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我们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高考那天，天气很好。

我、李卫东，还有好几个知青，用拖拉机，把赵红玲送到了县城的考点。

她穿着一件我送她的白衬衫，就是我刚来时穿的那件。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她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亮得惊人。

临进考场前，她回过头，看着我。

“陈凯哥，我……”她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别紧张。”我笑了笑，替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考场。

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心，突然空了一块。

考完试，到发榜，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一个多月，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赵红玲又变回了那个沉默的姑娘。她每天照常干活，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丝不确定的期盼和焦虑。

我们之间，也恢复了以前那种刻意疏远的距离。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安慰她？万一考不上，不是更残忍？

鼓励她？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判决。

村里的气氛也很诡异。

钱家彻底跟赵家撕破了脸。钱书记在各种场合，给我和赵满堂使绊子。

赵满堂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他仿佛老了十几岁，背也驼了，话也少了。

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怨恨，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托付？

我看不懂。

发榜那天，李卫东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

我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下，等了他整整一天。

从日出，到日落。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李卫东骑得飞快，隔着老远，就冲我挥舞着手臂，大喊着什么。

风太大，我听不清。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近了，更近了。

我看到李卫东的脸上，是狂喜的表情。

“考上了！陈凯！考上了！”他从车上跳下来，一把抱住我，激动得语无伦次，“红玲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流了下来。

我们成功了。

我们真的，成功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整个赵家坡。

村里炸开了锅。

赵家坡，这个祖祖辈辈刨土为生的地方，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还是个女大学生！

村民们看赵红玲的眼神，彻底变了。从鄙夷，到惊讶，再到敬畏。

他们开始叫她“文曲星下凡”。

赵满堂在家里，喝了一整天的闷酒。

晚上，他把我叫了过去。

还是那张八仙桌，一盘花生米，一壶老白干。

他给我倒了一满碗。

“陈凯，”他端起碗，看着我，“以前，是叔对不住你。这碗酒，我敬你。”

说完，他一饮而尽。

我也端起碗，喝了下去。酒很辣，烧得我喉咙疼，眼泪都快出来了。

“叔，”我说，“我没怪过您。”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又给我满上，“红玲能有今天，都是你的功劳。我们赵家，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他顿了顿，看着我，眼神变得很深邃。

“你……是怎么想的？”

我愣住了。

“什么怎么想的？”

“你和红玲。”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心，狂跳起来。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喜欢赵红玲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我看到她笑，我就会开心。我看到她哭，我就会心疼。

这算是喜欢吗？

“叔……”我艰难地开口，“红玲她……她还小，她的未来，在省城，在更广阔的天地。我……我只是个前途未卜的知青，我配不上她。”

我说的是真心话。

赵满堂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神里有赞许，也有一丝惋惜。

“你是个好孩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有担当。”

那天晚上，我们俩喝了很多酒。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西厢房的。

我只记得，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赵红玲穿着那件白衬衫，站在开满野花的田埂上，对我笑。

她说：“陈凯哥，我等你。”

赵红玲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去送她。

赵满堂用拖拉机，把她的行李拉到公社。那是一个崭新的木箱子，里面是王婶连夜给她做的新被褥和新衣服。

王婶拉着她的手，哭得像个泪人，一遍遍地嘱咐着。

赵满堂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但眼眶一直红着。

赵红玲穿着那件白衬衫，头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看起来干练又精神。

她跟村里人一一告别。

轮到我的时候，她停了下来。

我们俩对视着，谁都没有说话。

周围的喧嚣，仿佛都消失了。

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最后，她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陈凯哥，谢谢你。”

“到了学校，好好学习。”我只说了这么一句。

“嗯。”

她转身上了拖拉机。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阵黄土。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的心里，空荡荡的。

我知道，她这一走，可能我们这辈子，都很难再见到了。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帮她走出了她的世界，而我，还被困在我的世界里。

赵红玲走了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不，是死寂。

我每天照常出工，收工，吃饭，睡觉。

扫盲班也解散了。没有了赵红玲，那个小小的教室，变得空旷而冷清。

我成了村里的名人。

村民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敌意，而是一种敬畏和巴结。

他们觉得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有本事，有能耐。

赵满堂待我，更是亲如子侄。有好吃的，总是第一个叫我。有什么重活，也从不让我干。

他不止一次地暗示我，只要我开口，他可以把我当成亲儿子。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在替他远在省城的女儿，拴住我。

但我都装作听不懂。

我开始给家里写信，更加频繁地打听回城的政策。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

这个地方，承载了太多的记忆。有痛苦，有挣扎，也有那段煤油灯下的温暖。

这些记忆，像一根根绳子，捆着我。

我必须挣脱。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赵红玲的第一封信。

信纸是那种带横格的，很薄。她的字写得很秀气，也很用力，仿佛要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笔尖上。

信里，她给我讲了大学的生活。讲了宽敞明亮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讲了风趣幽默的老师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她说她报了文学社，每天都在读我以前跟她提过的那些书。

她说她很想念赵家坡，想念她的爹娘，也想念……我。

信的最后，她写道：

陈凯哥，我等你。

我的手，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不住地发抖。

“我等你”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

我把信反复看了十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贴身放着。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开始疯狂地复习。

我把那些曾经教给赵红玲的知识，又重新捡了起来，一遍遍地巩固。

我要参加高考。

我要回城。

我要去见她。

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疯狂地生长。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夏天。

我也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当我从考场出来的时候，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

我知道，我的命运，也将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变。

我考上了。

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

我的心里，一片平静。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走的那天，也是赵满堂用拖拉机送我。

还是那条颠簸的土路。

只是，来时和去时，心境已完全不同。

“陈凯啊，”赵满堂一边开着拖拉机，一边说，“以后，就是海阔天空了。别忘了，有空回来看看。”

“会的，叔。”

“红玲那丫头，就拜托你了。”他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嗯。”

火车启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黄土地，心里百感交集。

再见了，赵家坡。

再见了，我十九岁的青春。

回到上海，一切都恍如隔世。

我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的生活。

我和赵红玲，开始了漫长的通信。

一周一封，从未间断。

我们聊学习，聊生活，聊理想，聊未来。

我们像两棵在不同土地上生长的树，却用信件，把我们的根，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

寒假的时候，我坐火车去了她的城市。

我们在火车站见面。

她还是穿着那件白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她长高了，也更漂亮了，脸上带着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自信和从容。

她看到我，笑了。

那笑容，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陈凯哥。”

“红玲。”

我们俩就那么站在人来人往的站台上，笑着看着对方，仿佛要把这一年多的思念，都看回来。

那个冬天，我们一起逛遍了那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在结了冰的湖面上，她拉着我的手，问我：“陈凯哥，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我说我身上冷。”

“记得。”我握紧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再是冰凉的。

“其实，”她低下头，脸红了，“我是骗你的。”

我笑了。

“我知道。”

“那你还……”

“因为，”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我的心，比你更冷。是你，温暖了我。”

大学毕业后，她留校当了老师。

我回到了上海，进了一家出版社。

我们结婚了。

没有隆重的婚礼，只是请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吃了顿饭。

婚后，我们把赵满堂和王婶，接到了上海。

两位老人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第一次坐地铁，激动得像个孩子。

赵满堂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嘴角，总是忍不住上扬。

他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抱着他的外孙，给他讲自己当年当大队长的威风事迹。

只是，他再也没提过钱书记和钱二憨。

后来，我听村里来的人说，钱家在那场风波后，很快就败落了。钱书记被撸了下来，钱二憨也在一年冬天，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

世事无常，令人唏嘘。

有时候，夜深人静，红玲会靠在我怀里，问我：“陈凯，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找你，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搂紧她，说：“没有如果。”

是啊，没有如果。

命运的齿轮，在那一九七八年的夏夜，就已经悄然转动。

那个说着“我身上冷”的女孩，那个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的女孩，那个挡在我身前，喊着“要打就打死我”的女孩……

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

来源：成长故事贩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