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是傍晚打来的，我正用一块半湿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块刚打磨好的金丝楠木桌面。

电话是傍晚打来的，我正用一块半湿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块刚打磨好的金丝楠木桌面。

木头的光泽温润如玉，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一池凝固的蜜。

手机在积满刨花的木工台一角嗡嗡震动，像一只被困住的夏蝉。

我吹了吹手上的木屑，划开接听键。

是妹妹卫红打来的。

“哥，爸在你那儿吗？”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急。

“没呢，下午就回去了。怎么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老爷子身体不舒服。

“大伯，大伯要回来了。”

我握着电话，愣了半晌。

“哪个大伯？”我下意识地问，问完就觉得自己傻。我们家就一个大伯，李卫国，我爸唯一的亲哥哥。

四十多年前，他去了台湾，从此成了电话里一个模糊的声音，家书里几行日渐潦草的繁体字。

“还能是哪个？台湾那个呗！”卫红的语气里混杂着激动、陌生，还有一丝不易察 Veľ 的慌乱。“说是后天就到，带伯母和堂弟李哲一起回来。点名要我们全家都去机场接。”

我“嗯”了一声，目光重新落回那张桌面上。

木纹像流动的河，也像岁月的年轮，一圈一圈，盘踞着说不清的往事。

记忆里的大伯，还是个穿着四个兜中山装的年轻人，头发梳得锃亮，每次从县城回来，都会给我和卫红带两块水果糖。

他走的那天，奶奶哭得抽了过去，我爸，一个铁塔似的汉子，红着眼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此，山海相隔。

“哥，你听见没？”卫红在那头催促。

“听见了。”我把棉布叠好，放在一边，“后天是吧？我把手里的活儿收个尾，到时候我开车去接。”

“关键是，住哪儿啊？”卫红抛出了最现实的问题，“他电话里说，这次回来，想在家乡多待一阵子，寻寻根。总不能一直住宾馆吧？”

我沉默了。

老宅早就拆了，我爸现在跟着我住。我家是三室一厅，我跟爱人淑琴一间，儿子李昂一间，我爸一间，满满当当。

卫红家条件好些，前几年换了套大的，但她公婆也跟他们一起住。

“先住宾馆吧，五星级的，不能慢待了。”我说，“其他的，等见了面再说。”

挂了电话，作坊里只剩下木头的清香和我的呼吸声。

我叫李卫东，是个木匠。

说得好听点，是“中式古典家具修复师”。这间不起眼的作坊，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我没读过多少书，高中毕业就跟着我爸学手艺。我爸的师父，是给故宫修过龙椅的老师傅。这门手艺，传到我这儿，算是第三代。

这些年，凭着这门手艺，我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日子不好不坏，但也安稳踏实。

我总觉得，人这辈子，得有点能攥在手里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这门和木头打交道的手艺。

它让我心安。

可大伯的归来，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如水的生活。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亲人团聚。

那头是四十年的风雨，这头是四十年的变迁。

我们，还能认出彼此吗？

第1章 机场的重逢

后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开着我的那辆半旧的国产SUV，先去接了卫红一家，再去接上我爸。

老爷子一上车就没说话，穿着一身他最体面的深蓝色褂子，手里攥着个布袋，里面是他连夜炒好的花生和核桃。

他说，那是大哥小时候最爱吃的。

车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卫红的丈夫赵刚想说几个笑话缓和一下，但看着老爷子紧绷的侧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的儿子李昂，戴着耳机，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他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大爷爷，只有概念，没有感情。

到了机场，国际到达的出口处已经围了不少人。

我们找了个显眼的位置，拉起一条临时打印的横幅：“欢迎大伯李卫国回家”。字是卫红选的艺术字，红得有些刺眼。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老爷子不停地踮着脚朝里面望，嘴里念叨着：“怎么还不出来？别是飞机晚点了吧？”

我拍拍他的背：“爸，时间还没到呢，您别急。”

终于，闸门打开，人流涌了出来。

我一眼就认出了大伯。

他比照片上老了些，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穿着一件亮面的夹克，脖子上挂着一副看起来就很贵的墨镜，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金表。

他身边跟着一位气质温婉的妇人，应该就是伯母。后面那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低头看着手机，一脸淡漠，想必就是堂弟李哲。

“哥！”我爸喊了一声，声音都在发颤。

大伯也看见了我们，他摘下墨镜，脸上堆起笑容，大步走了过来。

“卫民！”他一把抱住我爸，用力地拍着他的背，“老了，都老了！”

我爸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就这么在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里抱着，像是要把这四十年的空白都填满。

寒暄，介绍，场面一度有些混乱。

大伯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就是卫东吧？长得真像你爸年轻时候，壮实。”他笑着说，但那笑容里，总带着一丝审视的意味。

“大伯，伯母，我是卫东。”我恭敬地喊人。

“这是我爱人淑琴，这是我儿子李昂。”

淑琴和李昂也跟着问好。

大伯母很客气，拉着淑琴的手，说了几句场面话。堂弟李哲只是抬了抬眼皮，敷衍地“嗯”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走，回家！”大伯意气风发地一挥手，“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卫民，我都听卫红说了，你现在跟卫东住。唉，委屈你了。”

我爸连忙摆手：“不委屈，不委屈，挺好的。”

“有什么好的？”大伯把声音抬高了些，像是说给我听的，“儿子大了，就该自己立门户，哪能还让老子跟着挤。不像我们那边，讲究孝道，儿子必须给父母准备宽敞的房子。”

我没说话，默默地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

箱子很沉，但更沉的是他话里的分量。

去酒店的路上，大伯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啧啧称奇。

“大陆这几年，发展是真快啊！高楼一栋一栋地盖，跟比赛似的。”

赵刚连忙接话：“是啊，大伯，咱们这儿现在变化可大了。”

“快是快，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大伯话锋一转，“看着是新，但没底蕴。不像我们在台北，随便一条巷子，走进去都有几十年的故事。”

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头对我说：

“卫东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看你这车，不便宜吧？得有个二三十万？”

我的车落地不到十五万，在他嘴里翻了个倍。

我握着方向盘，平静地回答：“我就是个木匠，大伯。这车是国产的，不值钱。”

“木匠？”大伯的眉毛挑了一下，语气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惊讶和……轻视。

“就是做家具的？哎呀，辛苦活儿。现在年轻人，没几个愿意干这个了。”

他又说：“我跟你们说，我这次回来，除了看看，也想在家乡投资个项目。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台湾开了家小小的科技公司，做得还行。我想着，大陆市场大，机会多。”

他拍了拍李哲的肩膀，李哲依旧看着手机，没什么反应。

“对了，”大伯像是忽然想起了最重要的事，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我们家在台北，虽然不大，但地段好，在信义区。八十平，在他们那儿，都算是豪宅了！视野开阔，能直接看到101大楼。我跟你们伯母，就喜欢站在阳台上，喝着咖啡，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

“八十平”，“豪宅”，这两个词被他咬得特别重。

车里的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爸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卫红和赵刚脸上挂着尴尬的笑。

只有淑琴，不动声色地，在后座握了握我的手。

我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很暖。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大伯。

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衣锦还乡的满足感，一种急于展示自己成功的迫切。

我忽然觉得，这四十年的岁月，在他身上刻下的，似乎不只是风霜，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一些我看不懂，也说不清的东西。

第2章 接风宴上的话

接风宴设在城里最有名的饭店，卫红订的最大包间。

圆桌能坐二十个人，我们几家人坐上去，还显得有些空。

大伯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我爸挨着他。

菜是按最高标准点的，茅台酒也开了两瓶。

酒过三巡，话匣子就彻底打开了。

大伯成了全场的焦点，他讲着在台湾打拼的经历，从最初在工厂打工，到后来自己做外贸生意，其中的艰辛被他轻描淡写地带过，重点全落在了他的成功上。

“那时候是真的苦啊，”他端着酒杯，感慨万千，“一个人在那边，举目无亲。不像你们，有家人在身边，热热闹闹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爸，但我爸只是默默地喝酒，夹菜，很少言语。

“不过好在，都熬过来了。”大伯话锋一转，脸上又恢复了那种神采飞扬的表情，“现在啊，生意都交给李哲去管了。我跟你伯母，就享享清福。”

他指了指一直埋头玩手机的李哲，“这小子，别看他闷，脑子好使。去年他们公司那个项目，就拿了五百万美金的投资。”

赵刚适时地发出一声惊叹，举起杯子：“大伯，堂弟真是年少有为，我们敬您一杯。”

大伯很受用，哈哈大笑，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他又把话题拉回到了房子上。

“说真的，卫民，你真该换个大点的房子。人老了，就得住得舒坦。”他语重心长地对我爸说。

然后，他又看向我：“卫东啊，不是大伯说你。你这木匠活儿，能挣几个钱？手艺再好，也是辛苦钱。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买那些笨重的实木家具？都喜欢简约的，宜家那种，便宜又好看。”

我没反驳，只是笑了笑。

我知道，跟他说不通。

在他眼里，价值就等于价格。一件东西，如果不贵，那它就是不好的。

“就说我们家那套房子吧，”他显然对这个话题乐此不疲，“八十平，你们听着可能觉得不大。但在台北，寸土寸金啊！我们那个小区，管理费一个月就好几千块。请的都是专业的物业，安保二十四小时巡逻，安全得很。”

“而且啊，我们邻居，非富即贵。不是医生，就是律师，还有个是电视台的主播。李哲的女朋友，就是那个主播介绍认识的，家里是开上市公司的。”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块金砖，垒砌着他的优越感。

淑琴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让我别往心里去。

我当然不会。

我只是觉得有些悲哀。

为我爸，也为大伯。

我爸盼了四十年的亲哥哥，回来之后，嘴里念叨的，全是房子、钱、地位。

那些他真正想听的，关于大伯在那边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想家的夜晚，却一句也没有。

或许，大伯自己也忘了。

或者，他觉得那些不值一提，因为它们无法用来证明他的成功。

“大伯，”我的儿子李昂，突然开口了。

他放下了筷子，看着大伯，眼神清亮。

“您说的那个宜家，他们的家具，很多用的是刨花板，外面贴一层皮。用不了几年就散架了。我爸做的家具，用的是榫卯结构，可以用几百年，还能传代。”

李昂的声音不大，但在座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李哲也从手机上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向李昂。

“传代？”大伯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现在谁还讲究这个？东西用旧了就换新的嘛！再说了，几百年后，谁还认识谁啊？”

“我认识。”李昂说，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我知道我太爷爷是个木匠，我爷爷也是，我爸也是。他们做的东西，有根。”

“根”这个字，像一根针，轻轻地扎在了大伯的心上。

他愣住了，端着酒杯，半天没说话。

包间里的气氛，一瞬间变得有些微妙。

还是我爸打破了沉默。

“吃饭，吃饭。”他给大伯夹了一筷子鱼，“尝尝这个，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松鼠鳜鱼。”

大伯借着这个台阶，把那口尴尬咽了下去。

他夹起鱼肉，放进嘴里，嚼了几下，说：“味道不错，就是……太甜了。我们那边，现在都吃得比较清淡，讲究养生。”

一顿饭，就在这种看似热闹，实则疏离的氛围里结束了。

回去的路上，我爸一直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那条血脉里的亲情，隔了四十年的时光，再想续上，中间却横亘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墙的名字，叫价值观。

第3章 老城里的新与旧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陪着大伯一家，在城里四处转了转。

去了新开发区的中央公园，去了金碧辉煌的购物中心，也去了翻修一新的古寺。

每到一处，大伯都要发表一番评论。

“公园修得不错，很大，比我们台北的青年公园气派。就是树太年轻了，没几棵有年头的。”

“商场里的牌子，都是国际大牌嘛！看来大陆人民的消费能力，确实上来了。不过，服务细节还是跟不上，服务员的笑容，太职业化，不够亲切。”

他的话，总是在肯定之后，跟着一个“但是”。

仿佛不挑出点毛病，就无法彰显他的见识和品味。

李哲对这些景点毫无兴趣，全程戴着耳机，跟在我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像个局外人。

只有伯母，始终保持着温和的微笑，饶有兴致地听着导游的讲解，偶尔问几个问题。

这天，大伯突然提议，想回老街看看。

就是我们小时候住的那一片。

那里早就被拆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崭新的高层住宅小区。

我开车带着他们，在小区里缓缓穿行。

“都认不出来了，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大伯摇着头，一脸的感慨和失望，“以前我们家门口，有棵大槐树，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树底下下棋，听收音机。现在呢？全是这种一模一样的楼，冷冰冰的，连个邻居都不认识。”

他批评起这些新楼，和我爸倒是难得地达成了共识。

我爸也叹了口气：“是啊，邻里街坊的，现在都没那个味儿了。”

可还没等我爸的话音落下，大伯又话锋一转。

“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住楼房好。干净，卫生，有电梯，有暖气。以前那老平房，一到下雨天就漏水，冬天上个厕所，屁股都快冻掉了。”

他似乎永远都能找到一个角度，来证明自己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的生活是优越的。

转出新小区，我特意绕到了一条还没来得及拆迁的老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都是青砖灰瓦，墙皮斑驳，露出里面的红砖。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看见我们的车，好奇地张望着。

“哎，这地方，倒是有点当年的味道。”大伯降下车窗，看着外面。

“卫东啊，”他突然问我，“你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我还没回答，他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你可千万别买这种老破小。看着有情怀，住起来就知道多难受了。下水道堵，墙壁发霉，隔音差得要命。年轻人，还是要住新房子，有品质的小区。”

他的语气，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长辈，在教导一个不谙世事的晚辈。

“大伯，”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我家不住这儿。”

“不住这儿就好。”他松了口气的样子。

“不过，我工作的地方，就在这条巷子深处。”我说。

大伯愣了一下：“你那个……木匠铺子？”

“嗯。”

他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解，又有些嫌弃。

“怎么开在这种地方？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做生意，就得去临街的旺铺，装修得气派一点，才能吸引客户嘛！”

“我做的不是生意，是手艺。”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手艺也要吃饭啊！”他拔高了声音，“卫东，你别怪大伯说话直。你这个思想，太守旧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市场经济！你不去包装，不去营销，谁知道你的东西好？”

“我知道。”我爸在后座，突然开口了。

声音不大，但很沉。

“找卫东做东西的人，也知道。”

大伯被我爸噎了一下，脸色有些不好看。

车里的气氛，又一次降到了冰点。

良久，大伯才缓和了语气，叹了口气。

“卫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卫东这么好的手艺，埋没在这种地方，太可惜了。”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爸说。

大伯没再接话。

他转过头，看着窗外那片破败的老城区，眼神复杂。

或许，在他眼里，这片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土地，如今的一切，都应该用他所理解的“成功”来衡量。

而我，和我的作坊，显然不符合他的标准。

我们是落后的，是守旧的，是跟不上时代的。

我重新发动了车子。

车轮碾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发出轻微的颠簸。

我忽然觉得，我应该让他看看，我到底在坚守着什么。

那不是落后，也不是守旧。

那是我们李家，真正的“根”。

第4章 我的方寸天地

晚饭后，送大伯他们回酒店的路上，我对他说：

“大伯，明天有空的话，来我家看看吧。”

大伯显然有些意外，他看了我一眼，随即点头道：“好啊，应该的，早就该去看看了。”

他大概以为，我是要带他去看我住的房子。

第二天上午，我开着车去酒店接他。

伯母说她有些累，想在酒店休息。李哲照例是没兴趣。

最后，只有大伯一个人跟我上了车。

车子没有开往我家的方向，而是熟门熟路地，又拐进了那条老巷子。

大伯的眉头，从车子拐进巷口的那一刻，就没舒展开过。

“卫东，你这是……”

“先去我工作的地方看看吧，离得不远。”我说。

车在巷子尽头一个不起眼的院门前停下。

院门是两扇老旧的木门，漆皮已经剥落，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

我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木头清香扑面而来。

阳光透过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院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西厢房是我的作坊，东厢房堆着一些风干的木料。

大伯站在院子中央，环顾四周，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有好奇，有不解，更多的，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审视。

“你就在这儿干活？”他问。

“嗯。”我推开作坊的门，“进来坐坐吧，大伯。”

作坊里很亮堂，一排朝南的大窗户，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自然光。

靠墙立着几个顶天立地的大木架，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工具：刨子、凿子、锯子、墨斗……每一件都擦拭得锃亮，摆放得井井有条。

空气中弥漫着木屑和桐油混合的味道，很好闻。

作坊中央，放着一张巨大的木工台，上面是一件尚未完工的圈椅。

大伯走进来，小心地避开地上的刨花，像个误入异域的游客。

他没看那些工具，也没看那把圈椅，而是先扫视了一圈墙角。

“你这……连个机器都没有？全靠手工啊？”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效率也太低了吧？”

“有些活儿，机器做不来。”我给他倒了杯茶，“机器没有手感，也不知道木头的脾气。”

“木头还有脾气？”他笑了，那笑声里带着点不以为然。

我没解释，指着那把圈椅说：“大伯，您看看这个。”

他走过去，俯下身，敲了敲圈椅的扶手。

“这是什么木头？挺沉的。”

“海南黄花梨。”

大伯的眼睛亮了一下：“这个贵吧？”

“木料是客户自己带来的，一块传家的老料。让我帮忙做一把椅子，留个念想。”

“哦，”他兴致缺缺地应了一声，又问，“做这么一把椅子，要多久？能收多少手工费？”

他还是在用钱来衡量一切。

我摇了摇头，走到木工台边，拿起两个小木块。

那是我平时给李昂做示范用的榫卯结构模型。

一个“公头”，一个“母头”。

我把它们递给大伯：“大伯，您看这个。”

他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没看出什么名堂。

“这不就是两块木头吗？”

我拿回来，将两块木头轻轻一合。

它们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天衣无缝，像天生就长在一起似的。

我把合在一起的木块递给他：“您再试试，能不能分开。”

他用了点力，没掰动。

他又加了力，脸都憋红了，那两块木头依然纹丝不动。

“嘿，邪门了！”他放弃了，把木块还给我。

我捏住其中一个角，巧劲一错，两块木头就轻松地分开了。

“这叫榫卯。”我说，声音很平静，“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盖房子，做家具，都不用一颗钉子，就靠这个。”

“木头和木头之间，互相咬合，互相支撑。公头受力，母头就把它包住。这边要翘，那边就把它拉住。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平衡和制约。”

我看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说：

“做家具，跟做人一样。不能只靠外在的东西把它钉在一起，得有内在的筋骨，能互相支撑，才能长久。”

大伯愣住了。

他看着我手里的那两块木头，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审视和评判。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他伸出手，有些迟疑地，又把那两块木头拿了过去。

他学着我的样子，尝试着把它们合在一起。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那块明晃晃的金表上，也落在他那双，因为常年应酬而有些浮肿的手上。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那个在台湾住了四十年的成功商人李卫国。

他只是我爸的哥哥，我的大伯。

一个离家很久，有点迷路的人。

第5章 木头里的魂

大伯拿着那对榫卯模型，摩挲了很久。

他的手指，划过木头光滑的表面，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久违的专注。

“你爸……当年也给我做过这个。”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是个小木鸟，翅膀就是用这个……榫卯连上的，还能动。”

我心里一动。

这是他回来之后，第一次主动提起过去那些与金钱无关的细节。

“那只鸟，我带到台湾去了。后来搬家，不知道弄哪儿去了。”他低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怅然。

作坊里很安静，只有窗外老槐树上的蝉，在不知疲倦地叫着。

我走到墙边，从一个上了锁的柜子里，取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

我把红布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把鲁班锁。

通体是用紫檀木做的，色泽深沉，包浆温润。

“这是我爸前几年做的，他眼睛花了，做不动大的了，就喜欢琢磨这些小玩意儿。”

我把鲁班锁递给大伯。

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去，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我记得这个，小时候你爷爷也做过，我们兄弟俩，拆了半天也装不回去。”

他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不带炫耀的、纯粹的笑容。

“卫东，”他抬起头看我，“你这手艺，是你爸教的？”

“嗯，我爸教的，我爸的手艺，是我爷爷教的。”我说，“我们家，往上数三代，都是木匠。”

“可惜了，到李昂这儿，估计要断了。”我自嘲地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个，他喜欢电脑，喜欢编程。”

“那不叫断了。”大伯却摇了摇头，他看着手里的鲁班锁，说，“他懂这个的好，就不算断。”

我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就像这木头，”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鲁班锁，“看着是死的，但你把它做成了东西，它就有了魂。这个魂，能传下去。”

我没想到，这样的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以为他早已被外面的世界，磨得只认价格，不认价值了。

“大伯，”我指着作坊角落里，一块用防尘布盖着的东西，“您再看看那个。”

我走过去，掀开防尘布。

里面是一张修复了一半的供桌。

桌子很大，雕工繁复，但很多地方都残破了，有的地方甚至有火烧的痕迹。

“这是……？”

“博物馆送来修的。”我说，“一张明代的黄花梨供桌，八国联军的时候被抢走的，前几年才从国外追回来。回来的时候，就这个样子了。”

我指着桌腿上一处新补上的木料。

“您看这里，这是我补上去的。颜色，木纹，都要跟原来的天衣无缝。这叫‘整旧如旧’。”

“我得先研究这块木头的历史，它经历过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待过。然后，我得找到和它材质、年份、产地都最接近的木料。补上去之后，打磨，上漆，做旧……几十道工序，一道都不能错。”

“错一道，这件东西的魂，就散了。”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那张供桌。

我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大伯听得很认真。

他绕着供桌走了一圈，俯下身，仔细地看着那些修复的痕迹。

他伸出手，想摸一下，但手到半空，又缩了回来，似乎怕把它碰坏了。

“修好这么一张桌子，要多久？”他问。

“少说也得一年半载。”

“博物馆给多少钱？”他又习惯性地问道。

问完，他自己似乎也觉得不妥，摆了摆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笑了笑，说：“钱不多，但活儿得干好。这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砸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祖宗……”大伯咀嚼着这个词，眼神有些悠远。

他站直了身体，环顾着我这间简陋却充满生机的作坊。

那些刨子，那些凿子，那些散发着清香的木料，还有那张历经沧桑的供桌。

他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卫东，”他说，“我有点渴了，你刚才泡的茶，挺香的。”

我给他重新续上水。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小口。

这一次，他没有评价茶叶是好是坏，也没有说台湾的茶道有多讲究。

他只是静静地喝着茶。

阳光透过窗棂，在他身上投下一道道光斑。

作坊里，木香、茶香，交织在一起。

我忽然觉得，那道横亘在我们之间的，看不见的墙，似乎有了一丝松动。

第6章 一个有“根”的家

从作坊出来，已经临近中午。

“大伯，饿了吧？走，去我家，淑琴做好饭了。”我说。

“好。”他应得很干脆。

这一次，他没有再问我家的房子有多大，在哪个小区。

我家离作坊不远，走路十几分钟就到。

是个老小区的顶层，没有电梯。

爬楼的时候，大伯有些喘，但他没抱怨。

“老了，不中用了，爬几层楼就累。”他自嘲道。

“您身体好着呢。”我笑着说。

打开家门，饭菜的香味就飘了出来。

“回来啦？”淑琴系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大伯快请进，马上就开饭了。”

我爸和李昂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哥，你来了。”我爸站起来，脸上带着笑。

大伯“嗯”了一声，眼神却被客厅里的家具吸引了。

我家的装修很简单，白墙木地板，没什么多余的装饰。

但所有的家具，从玄关的鞋柜，到客厅的电视柜、茶几、沙发，再到餐厅的餐桌和椅子，全都是我亲手做的。

风格是统一的新中式，线条简约流畅，但细节处，又能看到传统榫卯工艺的影子。

用的都是上好的白蜡木，木纹清晰，色泽温润。

“这些……都是你做的？”大伯走到那套沙发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扶手。

那扶手被打磨得极其光滑，触感像婴儿的皮肤。

“嗯，家里地方小，买的家具尺寸总不合适，就自己做了。”我说。

“这手艺……”大伯摇着头，啧啧赞叹，“比外面卖的那些所谓的名牌，强太多了。”

他不是在客套。

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种由衷的欣赏。

“爸，大爷爷，吃饭了！”李昂喊道。

我们围坐在餐桌旁。

四菜一汤，都是些家常菜。

红烧排骨，番茄炒蛋，清炒豆苗，还有一条清蒸鲈鱼。

“哥，尝尝淑琴的手艺。”我爸给大伯夹了一块排骨。

大伯夹起来，放进嘴里。

“嗯，好吃。”他点着头，“有家里的味道。”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爸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这顿饭，吃得格外安静，也格外温馨。

没有人再提起台北的豪宅，也没有人再谈论美国的投资。

我们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

李昂的学习，卫红孩子上幼儿园的趣事，小区里谁家又添了孙子。

大伯听着，偶尔问一两句，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

饭后，淑琴切了水果。

大伯坐在沙发上，目光一直在打量着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

他看到阳台上，我爸养的那几盆兰花。

看到书架上，李昂的奖状和他自己做的航模。

看到墙上，我们一家人的全家福。

照片上，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卫东，”他忽然开口，“你这房子，多大？”

我愣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建筑面积，九十平。”

“九十平……”他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他想说的不是面积。

他坐了很久。

直到夕阳西下，把屋子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

他才站起来，说：“我该回去了。”

我和我爸送他下楼。

走到巷子口，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我们这栋有些老旧的居民楼。

“卫东，”他说，“你比我有福气。”

说完，他没再多言，转身，招了辆出租车，走了。

我看着出租车消失在街角，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他说的“福气”是什么。

或许，他指的是我身边有家人，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或许，他指的是我有一个可以安放内心的作坊，有一门可以养活自己，也能让自己心安的手艺。

我回到家。

淑琴正在收拾碗筷。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张全家福，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昂在他的房间里，跟同学视频通话，讨论着一道复杂的物理题。

屋子里很安静，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水声。

我忽然明白了。

一个家，重要的不是它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

重要的是，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装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的家不大，但它很满。

被爱填满，被温情填满，被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和坚守填满。

这是一个有“根”的家。

第7章 无声的和解

大伯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又聚在一起，给他践行。

地点还是上次那家饭店，还是那个包间。

但气氛，却和来的时候截然不同。

大伯的话少了很多。

他不再谈论台北的房价，也不再炫耀他的人脉和生意。

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听我们说话。

听卫红抱怨孩子的教育内卷，听赵刚分析最近的股票行情，听我爸讲过去的老故事。

轮到我爸讲起小时候，他和我大伯一起去河里摸鱼，结果被我爷爷追着打的糗事时，大伯笑了。

那笑容，干净，纯粹，像个孩子。

“你还记得啊？”他说，“我记得那次，你把最大那条鱼，偷偷藏在怀里，带回家给我娘熬汤。”

我爸点点头，眼眶湿润了。

“哥，你都还记得。”

“怎么能不记得？”大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离家越久，这些事，就记得越清楚。”

那晚，他喝了很多酒。

李哲也难得地没怎么玩手机，给他爸倒了好几次酒。

回去的路上，大伯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

“卫东，”他忽然叫我。

“哎，大伯。”

“你那个作坊，挺好的。”他说，声音有些含糊，“别听我的，就照你自己的想法做下去。那是好东西，是宝贝。”

我“嗯”了一声。

“还有，”他顿了顿，“你爸，跟着你，挺好的。你们一家人，挺好的。”

我知道，他是真的这么觉得。

第二天，我们去机场送他。

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个出发大厅。

临进安检口的时候，大伯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

“这个，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手表。

不是他手腕上那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而是一块设计很简约，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旧表。

“这是我刚到台湾那年，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戴了快四十年了。”他说，“不值什么钱，就是个念想。你留着吧。”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伯……”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我们走了。”

他转身，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安检口。

伯母回头对我们笑了笑。

李哲也朝我们点了点头，眼神比来的时候，柔和了许多。

看着他们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我爸长长地叹了口气。

“走了。”他说。

“爸，过两年，我们去看他。”我说。

我爸点点头，没说话，转身往外走。

我知道，这一次的重逢，虽然开头有些波折，但结局是好的。

那道隔了四十年的墙，虽然没有被完全推倒，但至少，我们都在上面，为对方开了一扇窗。

第8章 岁月里的回响

大伯走后，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每天依旧是作坊和家，两点一线。

那块老旧的手表，我没有戴，而是把它和我爸做的那把鲁班锁，一起放在了作坊那个上了锁的柜子里。

偶尔，我会打开看看。

手表已经不走了，指针永远地停在了一个时刻。

但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大伯。

想起他站在我那间简陋的作坊里，拿着那对榫卯模型，一脸惊奇的样子。

想起他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看着满屋的家具，由衷赞叹的样子。

想起他最后说的那句，“你比我有福气”。

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福气？

是住八十平的豪宅，还是守着一间有木头清香的作坊？

是拥有能看到101大楼的阳台，还是拥有一个能坐在一起吃家常便饭的餐桌？

或许，没有标准的答案。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生，去书写自己的答案。

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李哲的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稳，没有了之前的淡漠。

“卫东哥，我爸……上个月住院了。”

我心里一紧：“严重吗？”

“还好，心脏的老毛病了，装了个支架，现在已经出院休养了。”

“那就好。”我松了口气。

“他让我打电话跟你说，”李哲继续说道，“他把他那套信义区的房子，卖了。”

我有些惊讶：“卖了？那他们住哪儿？”

“搬到郊区了，买了个带院子的小房子。我爸说，他想在院子里种点东西，养养花。他说，人老了，还是脚踩在地上，心里踏实。”

电话那头，李哲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

“还有，卫东哥，我把我那家科技公司，也做了一些调整。砍掉了一些急功近利的项目，现在，我们想做一点……能留得下来的东西。”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我爸说，他从你那儿，学到了一个词，叫‘根’。”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

窗外，阳光正好。

作坊里，那张明代的供桌，已经快要修复完成了。

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我的儿子李昂，放学后，偶尔会来我的作坊。

他不再只是低头玩手机，而是会拿起那些工具，好奇地问我，这是做什么的，那又是做什么的。

前几天，他甚至拿着一块废木料，像模像样地，凿出了一个简单的榫卯。

虽然很粗糙，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传递了下去。

就像木头里的魂，就像岁月里的回响。

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却比任何豪宅和金表，都更加坚实，也更加长久。

来源：资讯递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