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贞观十二年（638 年）的长安，已是一派盛世景象。东突厥早已平定，高昌纳入版图，西域商路畅通无阻，关中粮仓充盈，农户家门上的 “课役簿” 上，赋税记录一年比一年轻薄。这年秋收后，太宗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邀群臣共庆丰年，酒至酣处，他望着殿外夜色中万家灯火，不禁感

贞观十二年（638 年）的长安，已是一派盛世景象。东突厥早已平定，高昌纳入版图，西域商路畅通无阻，关中粮仓充盈，农户家门上的 “课役簿” 上，赋税记录一年比一年轻薄。这年秋收后，太宗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邀群臣共庆丰年，酒至酣处，他望着殿外夜色中万家灯火，不禁感慨：“朕即位十二载，终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居，这份功业，较之古之明君，亦不逊色吧？” 群臣纷纷起身附和，唯有少数人面露忧色 —— 此时的李世民，已渐渐褪去即位初年的谦逊，“功业日盛” 的自豪感中，悄然生出了一丝骄傲的苗头。

正是这份苗头，让时任中书舍人的马周彻夜难眠。几日后，一封洋洋洒洒的《陈时政疏》递到了李世民案前，其中 “居安思危，莫忘隋亡之鉴” 的恳切劝谏，如一盆冷水，浇醒了沉浸在盛世荣光中的帝王。这场关乎贞观走向的君臣互动，不仅展现了马周 “位卑不敢忘忧国” 的忠直，更印证了李世民 “闻过则改” 的胸襟，为贞观之治的延续筑牢了 “戒骄戒躁” 的根基。

贞观中期的功业，足以让任何一位帝王心生自豪。自贞观四年（630 年）擒获颉利可汗起，唐朝的疆域不断拓展，东到辽东，西至西域，北抵漠北，南达岭南；内政上，科举制日渐完善，吏治清明，《唐律疏议》颁行天下，百姓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记载，频繁出现在地方官的奏折中。李世民的 “天可汗” 名号，更是传遍四方，西域诸国使节每年云集长安，贡品堆积如山。

功业的积累，渐渐改变了李世民的心态。早年那个 “每日召见谏臣，深夜批阅奏章” 的帝王，开始偶尔缺席早朝；面对魏徵、王珪等人的逆耳忠言，虽仍会采纳，却少了往日的虚心，有时甚至会皱着眉说：“朕今已非昔比，些许小事，何必过于苛责？” 贞观十一年（637 年），有大臣提议在洛阳修建 “飞山宫”，以备帝王巡幸，李世民虽未立刻应允，却也未断然拒绝，反而让将作监估算工期与费用 —— 要知道，贞观初年他曾因 “洛阳行宫” 耗费民力，直接下令停建。

更让马周担忧的，是地方上的细微变化。他奉命巡查关中时，发现部分州府官员开始效仿宫廷，修建豪华官署；有的地方为了讨好朝廷，虚报收成，强征百姓粮食充作 “贡品”。这些现象，与隋末隋炀帝时期 “地方效仿奢靡，百姓不堪重负” 的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马周深知，盛世的崩塌往往始于细微的放纵，若不及时提醒李世民，贞观之治恐将重蹈隋亡覆辙。

马周能成为敢向帝王直言劝谏的人，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与 “接地气” 的执政视角。他出身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的寒门，早年因家境贫寒，只能靠教书谋生，却始终苦读经史，关注民生疾苦。武德年间，他曾投奔地方官员，却因出身低微不受重视；贞观五年（631 年），他辗转来到长安，投在中郎将常何门下做幕僚。

转机发生在贞观五年的一次朝会 —— 李世民要求大臣们 “言时政得失”，常何是武将，不善文辞，马周便代他写下二十余条建议，涵盖轻徭薄赋、整顿吏治、重视农桑等内容，每条都切中时弊，且有具体解决方案。李世民读罢，当即察觉此疏绝非武将所能写就，追问之下，才得知是马周所作。他立刻召见马周，两人从午后谈至深夜，马周对民生疾苦的熟悉、对治国弊端的洞察，让李世民惊叹：“朕求贤多年，竟不知身边有如此人才！”

此后，马周凭借过人的才干，从幕僚一步步升至中书舍人，参与中枢政务。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寒门子弟的清醒 —— 他常去长安西市与商人交谈，到城郊农田与农夫聊天，了解最真实的民间状况。这种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的视角，让他比其他出身世家的大臣，更能敏锐察觉到盛世背后的危机。

当看到李世民渐生骄傲，地方出现奢靡苗头时，马周没有选择沉默。他闭门三日，梳理出贞观中期的三大隐患：一是帝王 “听不进逆耳言”，二是地方 “效仿宫廷奢”，三是官员 “淡忘隋亡训”，随后写成《陈时政疏》，直言不讳地呈给李世民。

马周的《陈时政疏》，没有空泛的指责，而是以 “隋亡之鉴” 为镜，对照贞观现状，字字恳切。疏中开篇便写道：“昔隋炀帝都洛阳，当政之初亦有善政，却因功业稍成便生骄奢，建西苑、征高句丽，终致民变四起。今陛下功业远超隋炀，若不居安思危，恐重蹈其覆辙。”

紧接着，马周列举了他观察到的具体问题：“今关中诸州，有官员私建豪华官署，费用取自百姓；洛阳一带，为备陛下巡幸，地方官强征民夫修整道路，农时受损；朝堂之上，谏臣之言渐少，附和之语渐多，陛下虽未明说，却已显不耐 —— 此皆隋亡之始也。”

在疏的后半部分，马周提出了三条对策：一是 “陛下当重拾贞观初年之谦逊，每日召见谏臣，闻过则喜”；二是 “下令严禁地方官员修建豪华官署，违者严惩，已建成者改为学校或粮仓，惠及百姓”；三是 “命史官每日为陛下讲述隋亡史事，让‘隋亡之鉴’常悬于心”。最后，马周写道：“盛世如良田，需日日耕耘，稍有懈怠便会荒芜；百姓如草木，需悉心呵护，稍有苛待便会枯萎。陛下若能居安思危，贞观盛世必能传之长久。”

李世民读完《陈时政疏》时，已是深夜。他将疏文反复读了三遍，起初的不悦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反思 —— 他想起贞观初年，自己因 “渭水之盟” 的耻辱，日夜勤勉，不敢懈怠；如今功业已成，竟真的放松了警惕，连修建行宫的念头都有了。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长安的夜色，喃喃自语：“马周所言极是，朕若再如此，何颜面见天下百姓？何颜面见先父与创业诸臣？”

次日一早，李世民便召马周入宫，在太极殿书房中，他握着马周的手说：“先生的疏文，如警钟在耳，朕昨夜辗转难眠，细想之下，确有诸多不妥。若不是先生直言，朕险些误了社稷。” 随后，他当着马周的面，下令停办洛阳 “飞山宫” 的筹备事宜，将已征调的民夫全部遣返回家，还命将作监核查地方官私建的豪华官署，一律改为公用设施。

为践行 “居安思危”，李世民还采取了三项具体举措：一是恢复 “每日召谏臣” 的制度，不仅魏徵、王珪，连品级较低的谏议大夫，也可随时入宫奏事，他还规定 “凡谏言者，无论对错，皆不得责罚”；二是命房玄龄牵头，整理隋亡的详细史料，编成《隋亡鉴》，每日由史官为他诵读一章，让他时刻铭记 “奢则亡，俭则兴” 的道理；三是亲自前往关中农村巡查，与农夫同食粗茶淡饭，倾听他们的诉求 —— 在华阴县，他看到一位老农因儿子被征调修道路，误了秋收，当即下令免除老农一家三年赋税，并责罚了当地县令。

这些举措，很快扭转了贞观中期的骄傲风气。朝堂上，谏言的大臣多了起来，官员们也不敢再肆意奢靡；地方上，百姓的怨言渐渐消失，农户们重新投入到农耕中。贞观十三年（639 年）年末，全国登记的农户数量较上年增加了十五万户，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安西市的商队数量，比贞观十二年多了三成 —— 这一切，都印证了 “居安思危” 的成效。

马周也因这次劝谏，更受李世民信任，不久后升任中书侍郎，成为中枢核心大臣。李世民常对人说：“马周出身寒门，却最懂百姓疾苦；位虽不高，却敢言他人不敢言之事。有这样的臣子在侧，朕才能不犯大错。”

马周劝谏与李世民转变的故事，成为贞观之治中 “君臣相得、居安思危” 的典范。它告诉后世，盛世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外敌入侵或自然灾害，而是内部的骄傲与懈怠 —— 隋炀帝并非无才，却因骄傲而忽视民生；李世民并非无过，却因能及时警醒而延续盛世。

贞观后期，李世民虽仍有过 “征高句丽” 的争议决策，但始终未再陷入骄傲的泥潭，每逢重大决策前，都会想起马周的 “隋亡之鉴”，召集群臣商议，倾听不同意见。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马周病逝，李世民悲痛不已，他在马周的灵前说：“先生虽逝，但‘居安思危’的教诲，朕会记一辈子，让大唐的盛世，永远不褪色。”

从贞观中期的这场君臣互动中，我们能看到中华文明中 “盛世戒骄” 的智慧 —— 真正的盛世，不仅在于 “开创”，更在于 “守护”；真正的明君，不仅在于 “建功”，更在于 “自省”；真正的贤臣，不仅在于 “顺承”，更在于 “直言”。马周的《陈时政疏》，虽已历经千年，却仍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盛世治理的核心要义：唯有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

而李世民与马周的这段故事，也永远镌刻在贞观之治的史册中，成为后世治国者与从政者的重要镜鉴 —— 无论功业多盛，地位多高，都需保持一份清醒与谦逊，因为 “骄傲” 是盛世崩塌的开始，“警醒” 才是盛世延续的保障。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