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222年深秋，宛城的秋风裹挟着寒意，吹透了魏军的甲胄。魏文帝曹丕立于城楼之上，目光越过南方的旷野，望向长江流域的方向——那里，是他父亲曹操终其一生未能踏破的吴地，也是他急于证明自己、超越父辈的战场。这一年，夷陵之战刚落幕，孙权拒送质子的消息传来，曹丕以“藩
公元222年深秋，宛城的秋风裹挟着寒意，吹透了魏军的甲胄。魏文帝曹丕立于城楼之上，目光越过南方的旷野，望向长江流域的方向——那里，是他父亲曹操终其一生未能踏破的吴地，也是他急于证明自己、超越父辈的战场。这一年，夷陵之战刚落幕，孙权拒送质子的消息传来，曹丕以“藩属叛离”为名，拉开了曹魏伐吴的大幕。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场持续三年、三战皆墨的征伐，不仅没能撼动东吴根基，反而让三国分立的格局彻底稳固，更在《三国志》的字里行间，留下了一段“父未竟、子亦败”的遗憾史。
一、战前暗涌：曹丕的“帝王执念”与孙权的“隐忍算计”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建立曹魏政权。彼时的东吴，刚在赤壁之战后站稳脚跟，又与蜀汉因荆州归属剑拔弩张。孙权深知腹背受敌的危险，主动派使者向曹丕称臣，甚至接受了“吴王”的封号——这份臣服，在陈寿《三国志·吴主传》中被记载为“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一语道破其中的虚伪。
曹丕并非不知孙权的算计，却急于将这份“藩属关系”坐实。在他看来，父亲曹操一生征战，虽统一北方，却在赤壁败给孙刘联军，在濡须口被孙权阻挡，始终未能平定江南。如今自己登基为帝，若能迫使孙权真正臣服，甚至吞并东吴，便是超越曹操的最大功绩。而“质子”，正是检验孙权诚意的最佳标尺。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多次遣使赴吴，要求孙权将长子孙登送入洛阳为质。《三国志·文帝纪》中清晰记载了曹丕的态度：“权遣使奉献，复辞不受，帝怒，欲伐之。”孙权的应对则充满隐忍与拖延，他一面上表谢罪，称“臣孙权谨再拜言，伏惟陛下仁圣，回垂哀省”，一面暗中加固长江防线，调兵遣将。当曹丕最后通牒“旦至夕退，夕至旦退，质子不至，必举兵伐汝”传来时，孙权终于撕破伪装，下令沿长江布防——这场因“质子之争”引发的战争，已然无法避免。
此时的曹魏，看似占据绝对优势：北方经过曹操多年经营，人口众多，兵力雄厚；而东吴虽在夷陵之战中击败蜀汉，却也元气大伤，且需分兵防备蜀汉反扑。曹丕信心满满，甚至亲自前往宛城督战，他坚信，这场战争将是自己帝王生涯的“高光时刻”。
曹丕伐吴
二、首征东吴：三路大军的溃败，《三国志》中的“功亏一篑”
黄初三年九月，曹丕任命曹休、曹真、曹仁分别率领三路大军，从洞浦口、江陵、濡须口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东吴，企图以“三路齐发”之势，一举突破长江防线。
东路战场上，曹休、张辽率领的魏军起初进展顺利。《三国志·曹休传》记载：“休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击孙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破之。”当时恰逢大风，吴军战船被吹得东倒西歪，魏军趁机猛攻，斩杀数千吴兵，吕范率领的吴军陷入混乱。然而就在魏军即将扩大战果时，孙韶、徐盛率领的东吴援军及时赶到，依托水军优势展开反击。张辽虽为曹魏“五子良将”之一，此时却已年老多病，《三国志·张辽传》中提到“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一代名将的落幕，也为东路军的攻势画上了句号，魏军最终未能突破洞浦口。
中路战场的江陵之战，堪称整场战役的焦点。曹真、夏侯尚、张郃率领的魏军，很快击败了城外的孙盛守军，将江陵城团团围住。守城的东吴将领朱然，此时面临着绝境：《三国志·朱然传》记载“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而魏军“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攻势猛烈。更糟糕的是，城中部分将领见大势已去，暗中与魏军联络，准备投降。
就在这危急时刻，朱然展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与魄力。他先是察觉了将领的反叛计划，“尽诛其者，身自巡城，激厉将士”，稳定了军心；随后坚守城池，利用江陵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次击退魏军的进攻。《三国志》中用“然晏如也，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来形容他的从容——这场攻防战，一打就是六个月。魏军久攻不下，粮草渐尽，又遭遇瘟疫，曹真不得不下令撤军。中路军的溃败，让曹丕的伐吴计划遭受重创。
西路的濡须口之战，则成了曹魏的“耻辱之战”。曹仁率领数万大军，本想凭借兵力优势碾压吴将朱桓。他先是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假装要进攻濡须口，实则派大军袭击吴军家属所在的羡溪，企图引诱朱桓分兵。朱桓识破了曹仁的计谋，却故意“偃旗息鼓，示弱于敌”，让曹仁误以为濡须口兵力空虚。
电视剧中的曹仁
《三国志·朱桓传》详细记载了这场战役的转折：“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朱桓率领吴军，利用熟悉的水战环境，先是击败了进攻中洲的常雕、王双，斩杀常雕，俘虏王双；随后回师反击曹泰，烧毁魏军大营。这场战役，魏军损失惨重，曹仁羞愧难当，“发病薨”——一代宗室名将，竟因一场惨败郁郁而终。
首征东吴的三路大军，两路溃败，一路无功而返。曹丕站在宛城的城楼上，望着撤回的残兵，心中充满了不甘。他或许不会想到，这只是他伐吴失败的开始。
三、二征与三征：长江天堑难越，《三国志》中的“天命难违”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曹丕并未吸取第一次伐吴的教训，而是耗费巨资打造水军，准备再次南下。这一次，他亲自率领大军，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隔着长江遥望东吴的防线。
此时的东吴，早已做好了准备。孙权派徐盛在长江南岸“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联绵相接，数百里中，旌旗楼橹，望之若山”——这看似简单的“疑兵之计”，却让曹丕心生畏惧。《三国志·文帝纪》中记载了曹丕当时的感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他望着宽阔的长江，看着南岸密密麻麻的“城池”，终于意识到，父亲未能突破的天堑，自己同样难以逾越。此时的魏军，虽然兵力雄厚，却缺乏水战经验，水军战船在长江中难以施展。曹丕犹豫再三，最终下令撤军——这场声势浩大的二征，以“望江兴叹”告终。
孙权水军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第三次伐吴。这一次，他集结了十几万大军，旌旗连绵数百里，企图以“泰山压顶”之势，突破长江防线。然而天公不作美，这一年深秋，天气异常寒冷，长江提前结冰——《三国志·文帝纪》中写道：“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更让曹丕难堪的是，东吴将领孙韶趁机派敢死队夜袭魏军大营。《三国志·孙韶传》记载：“韶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远斥候为务，先知动静而为之备，故鲜有负败。”敢死队不仅烧毁了魏军的部分营帐，还夺走了曹丕的“副车羽盖”——这相当于在曹丕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仓皇之下，曹丕下令全线撤军，第三次伐吴再次以失败收场。
三年三征，曹丕耗尽了曹魏的国力与锐气，却连长江的南岸都未能踏上。回到洛阳后，曹丕一病不起，次年便去世了。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的评语中，对他的伐吴之举给出了客观的评价：“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这番话，看似夸赞，实则暗含惋惜——若曹丕能放下“超越父辈”的执念，不执着于伐吴，或许曹魏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四、战后格局：吴蜀复盟与三国分立，《三国志》中的“历史定数”
曹丕伐吴的失败，不仅让曹魏元气大伤，更彻底改变了三国的战略格局。孙权在击退魏军后，终于摆脱了对曹魏的“臣服”姿态，开始主动与蜀汉修复关系。
公元223年，蜀汉先主刘备去世，诸葛亮辅佐刘禅即位。诸葛亮深知“联吴抗曹”的重要性，派邓芝出使东吴。《三国志·邓芝传》记载了邓芝与孙权的对话：“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孙权被邓芝的言辞打动，决定与蜀汉复盟，双方“聘使往来，重结盟好”。
吴蜀复盟后，三国形成了“曹魏强，吴蜀弱”但“吴蜀联合抗曹”的平衡局面。曹魏虽然仍是实力最强的一方，却因吴蜀联盟的存在，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其中任何一国。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西晋建立，成为了三国历史的“定数”。
回望曹丕伐吴的三年，从“质子之争”到“三战皆败”，从“望江兴叹”到“夜袭受辱”，这场战争不仅是曹丕个人的遗憾，更是曹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陈寿在《三国志》中，通过对曹丕、孙权、朱然、朱桓等人物的记载，对战役细节的还原，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历史的走向，从不以个人的执念为转移。曹操未能踏破的长江天堑，曹丕同样无法逾越；而孙权的隐忍、朱然的坚守、诸葛亮的远见，最终共同铸就了三国分立的格局。
千载之后，当我们翻开《三国志》，读到“帝怒，欲伐之”“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这些文字时，仍能感受到曹丕当年的不甘与无奈。这场耗尽锐气的徒劳之战，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成为了三国历史中一段令人唏嘘的注脚。
来源：新农人学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