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德九年（626 年），长安城内的权力更迭尘埃落定，李世民即位为帝，是为唐太宗。彼时的朝堂，因此前储位之争的余波，仍弥漫着派系对立的气息 —— 原太子李建成麾下的官员或惶恐自危，或暗中观望，担心新帝清算旧怨。然而，李世民却以超越常人的胸襟，打破派系壁垒，重用魏
武德九年（626 年），长安城内的权力更迭尘埃落定，李世民即位为帝，是为唐太宗。彼时的朝堂，因此前储位之争的余波，仍弥漫着派系对立的气息 —— 原太子李建成麾下的官员或惶恐自危，或暗中观望，担心新帝清算旧怨。然而，李世民却以超越常人的胸襟，打破派系壁垒，重用魏徵、王珪等李建成旧部，以 “不论派系，唯才是举” 的用人策略，迅速稳定朝局，为贞观之治的开启埋下关键伏笔。这场跨越阵营的君臣相知，不仅重塑了初唐的政治生态，更成为后世治国者推崇的用人典范。
李世民即位时，唐朝虽已统一全国，但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待兴，朝堂内部亦需整合。原属李建成阵营的官员中，不乏有治国之才者，却因 “前太子属官” 的身份，陷入 “有才不敢用” 的困境。时任太子洗马的魏徵，曾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甚至建议其早除李世民；时任太子中允的王珪，亦曾辅佐李建成处理政务，颇有才干。储位之争后，有人向李世民进言，主张将这些 “旧敌” 贬谪流放，以绝后患。
面对朝堂内外的呼声，李世民却有自己的考量。他在朝会上对群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天下之才，不为东宫所用，便为朕所用，何分派系？若因旧怨弃贤才，与闭目塞听何异？” 为表决心，他首先召见了魏徵。初次见面时，魏徵虽心怀忐忑，却仍直言不讳：“臣昔为太子谋，今蒙陛下不杀，若陛下愿纳忠言，臣敢不竭尽所能；若陛下欲治臣罪，臣亦无憾。” 李世民闻言，不仅未加责备，反而起身扶起魏徵，诚恳道：“朕知卿有济世之才，昔日本是各为其主，非卿之过。今朕求贤若渴，愿卿弃前嫌，与朕共辅社稷。” 随即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让其专司进谏之职。
不久后，李世民又召见王珪，同样以礼相待。王珪见新帝无清算之意，且真心求才，遂放下顾虑，向李世民提出 “整顿吏治、轻徭薄赋” 的建议，深得李世民认可，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参与中枢决策。李世民的这一系列举措，如同一股清风，吹散了朝堂的派系阴霾 —— 原李建成旧部见新帝 “唯才是举”，纷纷打消顾虑，愿为大唐效力；其他派系的官员亦明白，唯有凭借才能方能立足，而非依附阵营。
被重用后的魏徵，并未因 “旧部” 身份而畏首畏尾，反而以 “犯颜直谏” 的姿态，成为李世民治国路上的 “一面镜子”。贞观元年（627 年），李世民欲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封禅泰山，彰显功绩。朝中大臣多迎合附和，唯有魏徵直言反对：“今陛下即位不久，民生尚未完全恢复，仓库仍有不足，若此时劳民伤财封禅，恐加重百姓负担，非仁君所为。” 李世民起初不悦，与魏徵争辩良久，但魏徵始终据理力争，列举历代封禅因扰民导致天下动荡的事例。最终，李世民醒悟，放弃封禅之念，感慨道：“若非卿直言，朕险些犯下大错。”
此后，魏徵的谏言愈发频繁，小到官员任免，大到国家政策，只要发现问题，便会及时进谏。贞观二年（628 年），长安附近发生旱灾，李世民欲下令罢除部分禁军，让士兵回乡务农。有大臣担忧此举会削弱京城防卫，魏徵却支持李世民：“兵在精不在多，罢除冗余士兵，既解百姓粮荒，又能让士兵归家生产，实为双赢之举。” 李世民采纳其建议，果然缓解了粮荒，且并未影响防卫。据史载，贞观年间，魏徵前后进谏两百余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虽多次让李世民 “下不来台”，却始终得到李世民的尊重与信任 —— 李世民曾说：“魏徵每进一言，皆为社稷着想，朕虽有时不悦，事后细想，却无不有理。”
魏徵的存在，不仅让李世民避免了诸多决策失误，更在朝堂上树立了 “直言无罪” 的风气。其他官员见魏徵因直谏受重用，亦纷纷敢于进言，形成 “君臣共商国是” 的良好氛围。贞观四年（630 年），魏徵升任秘书监，参与编修国史，同时仍兼谏议大夫之职，其 “旧部” 身份早已被 “治国能臣” 的标签取代。
相较于魏徵的 “直谏”，王珪的贡献更多体现在吏治整顿与人才推荐上。担任黄门侍郎后，王珪发现朝中官员考核制度混乱，部分官员因派系关系得以晋升，真正有才能者却被埋没。他向李世民上书，建议 “改革考核之法，以政绩、才能为主要标准，不论出身与派系”。李世民采纳其建议，命王珪主持修订官员考核制度 —— 新制度将官员分为九等，每三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包括 “德行、政绩、才能”，考核结果直接与升迁、罢黜挂钩。
为确保制度公平推行，王珪以身作则，从不因私人关系偏袒官员。有一次，他的一位旧友因政绩平平，希望王珪能网开一面，王珪却严词拒绝：“考核之法，乃陛下所定，为的是天下公平。我若因私废公，何以服众？” 最终，这位旧友因考核不达标被降职。王珪的公正无私，让新的考核制度得以顺利推行，朝堂风气为之一清，官员们纷纷专注于政务，而非钻营派系。
除了整顿吏治，王珪还善于发现和推荐人才。他深知 “唯才是举” 不仅需要帝王的胸襟，更需要有识人之明的官员举荐。贞观三年（629 年），王珪向李世民推荐了时任陕州长史的薛收 —— 薛收曾是李建成麾下谋士，因储位之争后闭门不出。王珪向李世民介绍薛收 “有经天纬地之才，擅长文辞与谋略”，李世民遂召见薛收，命其起草诏书，薛收果然文思敏捷，所拟诏书条理清晰、文采斐然，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成为李世民的重要文臣。此后，王珪又陆续推荐了马周、褚遂良等人才，这些人后来均成为贞观年间的名臣，进一步印证了 “不论派系，唯才是举” 策略的成效。
李世民重用魏徵、王珪等李建成旧部，带来的不仅是个别人才的发挥，更是整个朝堂政治生态的转变。此前，储位之争导致官员 “各为其主”，派系壁垒森严；而李世民的用人策略，打破了这种壁垒，让 “才能” 成为官员立足的唯一标准。原属李世民阵营的房玄龄、杜如晦，与魏徵、王珪等旧部并无隔阂，反而因共同的治国目标紧密合作 —— 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魏徵善于谏言，王珪善于吏治，四人各司其职，相辅相成，被时人称为 “贞观四杰”。
这种 “不分派系、共辅社稷” 的氛围，吸引了更多天下贤才汇聚长安。贞观六年（632 年），李世民在勤政殿宴请群臣，感慨道：“朕今日能安坐朝堂，百姓安居乐业，皆因卿等不分新旧，同心同德。昔日本为敌对阵营，今同为大唐臣子，此乃朕之幸，亦为天下之幸。” 魏徵起身回应：“陛下不以旧怨待人，唯才是举，臣等方能尽心效力。此非臣等之功，实乃陛下胸襟所致。”
李世民的用人之道，不仅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更成为后世帝王的治国范本。他曾说：“朕之用人，如巧匠选材，不问其出处，只看其是否可用。栋梁之材，或生于山林，或长于市井，若因出身弃之，何以成大厦？” 这种 “唯才是举” 的理念，贯穿了整个贞观年间 —— 据统计，贞观时期的重要官员中，原属李建成、李元吉旧部者占比近三成，他们与李世民旧部共同构成了初唐的治国核心团队。
从即位之初的派系隔阂，到后来的君臣同心，李世民以超越私怨的胸襟，将 “不论派系，唯才是举” 的用人策略落到实处。魏徵、王珪等旧部的尽心辅佐，不仅证明了李世民的识人眼光，更彰显了 “人才不分阵营，只为天下苍生” 的治国真谛。这场跨越阵营的君臣相知，最终化作贞观盛世的璀璨光芒，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世传颂的用人佳话。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