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11月9日，上海完全陷落，戴笠与杜月笙商量，杜拿出20万法币作为遣散费，就这样，成立不到3个月的苏浙别动队基本解散。

淞沪会战后，戴笠任命文强为前方办事处主任，派出6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失散的淞沪别动队成员。

原本万余人的队伍，最后收容到的仅有1/5，绝大部分人都在战场上身亡，很多还是杜月笙的门徒和戴笠特务处的骨干。

1937年11月9日，上海完全陷落，戴笠与杜月笙商量，杜拿出20万法币作为遣散费，就这样，成立不到3个月的苏浙别动队基本解散。

当时，第二支队从上海的浦东撤退到了江苏南部；第四支队撤退到了位于皖南祁门县的历口镇，这支队伍实力保存相对较多，武器装备基本健全，军官损失极少；第五支队从南市的战场上撤退下来之后，就被陶一珊带往了江苏的江阴附近。另外，苏浙行动委员会直属的一个独立大队退守到了浦东地区。

而最让戴笠担心的是在青浦和松江这两个特工训练班的撤离工作。

青浦训练班既是戴笠和杜月笙为提高“别动队”作战素质而设，亦是其谋私利之举，试图在这支队伍内部发掘具有从事特务工作潜质的人才，由余乐醒任副主任兼教务主任，并全权负责筹办。

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曾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具有赴法勤工俭学经历，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归国后一直任军校教官，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

毕业后，他叛离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经戴笠介绍加入特务处，视其为智囊。

几天后，戴笠又在松江开办了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培训班，谢力公出任副主任兼教务主任。

谢力公是广东梅县人，1930年5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学员，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香港站少将站长。

青浦训练班举办的地点是青浦县的西溪小学，开课的日期是1937年9月27日，前后共有408名学员前来学习和训练。在10月4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戴笠亲自主持并演讲。

这是戴笠与青浦特训班的学员的一张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培训期间，他前后数次赶往西溪小学观摩培训和训练，并和具有潜质的学员单独谈话，还为一些学员签名，嘘寒问暖，以显示其对人才的尊重和爱护。

这两个训练班培训时间3个月，均由戴笠自己担任主任，足以看出戴笠对训练班的重视。

上海沦陷后，青浦训练班的学员接到撤退命令，简单收拾了下行装，星夜上路，长途跋涉，显示意想不到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他们连夜赶路，却很少有人叫苦；他们步行几百里，却没有抱怨路途遥远，也几乎没有学员做“逃兵”。

到达太湖附近时，戴笠下令撤销了原来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将其地位提升一位，直接由军委会直辖。

戴笠对这支队伍在撤退过程中的表现十分满意，接着，令青浦训练班转移撤退方向，往南京、长沙方向撤退，还从其中挑选了数十人前往南京去执行任务。

这时，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并没有停下来整顿，而是分兵三路径直向南京而来。

青训班的队伍前脚踏进南京城，南京告危的消息就悄悄传来，还没等青训班的学员和教员们歇歇脚，戴笠让他们再次撤退的命令已经到来。

此刻，戴笠已经撤离了上海，在南京的特务处仍有150人，南京区区长刘启瑞和何之园心急如焚，他们得知招商局搞到了一艘轮渡，正准备撤离，刘启瑞亲自带人将招商局的轮渡抢了过来，乘船从水路撤离了南京。

而青浦训练班在余乐醒的带领下，再次踏上征程，经芜湖、荻港、铜陵、安庆、九江前往华中重镇武汉。

可是，戴笠又一次下令改变行军路线，“要折返九江后撤向安徽南部”。于是，他们调转方向，前队变后队，打算休整几天后继续向皖南进发。

行军途中，前头暗哨突然发现了一股急行军的队伍，于是发出紧急戒备信号，余乐醒立即带领一个班的学员悄悄地跟上了这支“陌生”的队伍。

然而，余乐醒在这支队伍中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这个人正是自己的老同事谢力公。

余乐醒大喊一声，谢力公听见身后的树丛里有动静，命令“全体停止前进，原地警戒”，然后带着几个人摸了过来。

老同事相见真是难得，况且又是在这荒山野岭。后来，余乐醒得知，松江训练班的学员们从松江撤离时，遇到了一股日军突然袭击，一番战斗之后，双方几乎战成平手，

日军随后出动了轰炸机，学员们一边打一边撤退，最后终于逃出日军的炮火包围圈，但是伤亡惨重，伤亡400多人，逃散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仅剩不足50人，连一个加强排都不够。

现在，两个训练班原来有1000人，仅剩下不足500人，队伍合并之后，继续开往祁门县的历口镇，与淞沪别动队第四支队会合。

与此同时，文强作为前方办事处主任也在沿撤退路线收容被日军打散的别动队成员，他们从南通的天生港出发，经过苏州、句容等地跋涉近千里，收容近2000人，另外，还趁机收容在淞沪会战中溃散的国民党军以及伤兵8000余人。

随后，戴笠令手下人将他们就地整顿，按照青浦和松江训练班的模式进行训练。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这支队伍的人员比之前的别动队更为复杂，其中包括帮会成员、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军校高材生、溃散的正规军人、特务处特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军官，等等。

1938年元月初，戴笠从九江出发，由一班宪兵护送，化名汪涛，乘车来到祁门历口，下榻在茶业改良场。

旋即在许家祠堂，正式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分设两个教导团，历囗为第一教导团，浙江淳安约2000人为第二教导团。戴笠亲任总团长，俞作柏(1889~1959年，曾任广东省参事和政协委员)为副团长实际负责、文强为政训处长。

戴笠和忠义救国军军官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1938年春节，戴笠是在历囗过的，春节联欢会还邀请了当时避难在历口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彭养光、柏文蔚参加，在历口停留了1个半月，他取道南昌回到武汉。

1937年11月，日军攻向南京时，戴笠安排一干人等做好撤退工作之后，前往香港。

在这里，戴笠立即通知自己的随行人员召开特务会议，其中还包括在戴笠之前已经到达香港的部分特务处核心人员。

戴笠在此次会议中提出，如果南京陷落，那么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很快被日本人攻占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的控制力量就变得微乎其微了，所以香港的作用就变得十分关键。

另外，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网络也日渐成熟，能够为特务活动提供一定的条件。

戴笠指出，要将香港打造成情报工作的中转站，不仅要做国内的情报工作，还要谋划好针对日本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其中包括日军的军事情报、沦陷区的汉奸情报、以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动态情报等。

为此，戴笠专门安排得力干将组建了国民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香港区，担当过香港区负责人的先后有郭寿华、李崇诗、王新衡等。

这时的中国已经是风雨飘摇，蒋介石将首都迁往了远居西南的重庆，称为“战时陪都”，国民党的大股军队也基本撤往了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

在港期间，戴笠马不停蹄地梳理了香港特务网络，并频繁地约见一些香港名流，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国民政府，和日本人拼死一战”，几天之后，又匆匆地赶回了南昌。

这次赶回南昌主要是在蒋介石暂居的随节组建特务网络，确保蒋介石的警卫工作万无一失。然后，他和毛人凤碰头后，共同来到杭州一带，布置钱塘江地区的特务情报工作。

特务处迁至武汉时，已经是11月29日，冬天已经悄然降临，南方的湿寒渐渐地开始弥漫整个长江沿线。

长途远征的日军不适应这样的气候，风寒病已经在军营中悄然传播，戴笠据此判断，日军侵占南京之后会有一段时期的休整期，最起码在来年开春前不会再有像淞沪会战一样的大规模的会战发生。

随后，特务处大部分人被戴笠调往了湖南长沙，因为他认为武汉的失守会在长沙之前，将临时总部设置在长沙可以维持一定时期内特务工作的稳定状态。

特务处大部人马到达湖南后，戴笠指示他们到距离长沙东门五里的朱家花园落脚，因为这里有100多间宽敞的平房，又是深宅大院，远离城区，所以不会太引人注意。

但是当一行人到达朱家花园的时候，朱家的主人对他们的到来并不表示欢迎，于是戴笠下令将这片老宅“抢了下来”，并将这位主人“好生看管起来”。

根据蒋介石的明确要求，戴笠需要将特务机关的指挥中心设置在距离蒋介石不远的地方，以便及时获得指示，时时做出战略战术的部署。戴笠选择了汉口作为特务处的指挥中心。

他将梁若节、邓葆光、陈浩等人从长沙调往了武汉，设置了武汉大区，任命李果谌为武汉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唐新负责具体的行动工作。

武汉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武汉大区下设了许多的小组，其中包括宋岳带领的“汉奸侦查组”，邓葆光带领的“经济侦查组”、“法租界组”，叶文昭的“电台组”，施文棣为首的“交通组”、武昌组、汉阳组等……

这样周全的特务网络部署在抗日战争的初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日军的情报战中屡有收获。

南京沦陷后，一次意外给戴笠部署的对日反间谍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南京潜伏区负责人钱新民的叛变。

钱新民叛变后，将戴笠在上海、南京地区布置下的天罗地网全部告诉了日本人，宁沪地区的特务网络几乎全军覆没。

特务处内部高层人物这个时候出现叛徒，对于整个长江沿线地区的特务工作是个致命的打击，戴笠感觉前方的路会变得越来越难走。

就在南京陷落的前几天，全国抗日战场战败的消息屡屡传出，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傅作义在太原的战败。国民政府已经在1937年11月20日宣布迁都到重庆，蒋介石逃到了偏僻的西南一隅。

12月20日，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武汉会谈，面对民族危亡的情境，两党摒弃前嫌，共同抗日。

这时，沪宁一带的难民潮涌到武汉城内，他们衣衫褴褛，夜宿街头，半夜冻死、冻伤的事情经常发生。

从1937年8月到1938年夏天，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进入武汉市区的难民数量就多达30多万。由于这些难民的缘故，武汉市区的治安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刑事案件频频发生，屡禁不止。

戴笠将自己的办公场所和居住的场所都安置在了武汉的日本租界内，对于时局的情报搜集，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渠道多，速度快。

戴笠将自己从长沙带来的人马都安排在了特务工作的一线，他在武汉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合传来的情报，然后再向蒋介石汇报。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