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多子女三代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年代剧并不罕见，《小巷人家》叙事的侧重点放在两位女性主人公——宋莹和黄玲，以及两人的小家庭上。她们都是苏州国营棉纺织厂的职工，1970年代末，因缘际会之下，被分到了同一个家属宿舍小院，只隔一道墙居住。两人性格互补，很快建立了女性

《小巷人家》剧照。（资料图）

近两年，年代剧重受追捧。在刚播完不久的剧集《小巷人家》里，观众的怀旧需求似乎再度得到满足。

以“多子女三代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年代剧并不罕见，《小巷人家》叙事的侧重点放在两位女性主人公——宋莹和黄玲，以及两人的小家庭上。她们都是苏州国营棉纺织厂的职工，1970年代末，因缘际会之下，被分到了同一个家属宿舍小院，只隔一道墙居住。两人性格互补，很快建立了女性间的友谊。宋莹不好惹，是厂里公认的“刺头”，遇到不平一律抗争；黄玲则温厚许多，生活里最大的困境就是和公婆的相处。黄玲的公婆一生养育三个子女，女儿知青下乡，远在贵州。黄玲的丈夫庄超英是庄家的大儿子，有点愚孝，工作之后还要把工资的一部分上交，反哺父母。公婆格外偏疼小儿子，把小儿子一家四口留在身边同住。

黄玲面对的困境，在剧集开始没多久就显露出来：辛苦忙完生日宴后，婆婆轻巧的一句话，就不让她和女儿上桌，赶她们去厨房吃小碗菜；肉凭票供应的年代，黄玲好不容易弄到了肉和排骨，平时不登门的庄母，立刻说要来看望大孙子，实际上是为了带小儿子一家来开荤腥。婆婆看出黄玲本性纯善，有好处的时候想不到他们家，要负担责任就要把“长子”的名号拿出来。

《小巷人家》有锐度地呈现出，血缘亲情里其实也包含算计。黄玲和孩子们，一旦没有像丈夫庄超英那样满足庄父的要求，就会遭到怨怼。冬天，庄母心疼小儿子的孩子受冻，明明他们距离药店更近，反倒要打电话叫黄玲的儿子骑很久的自行车去买药。黄玲剖析公婆的盘算：女儿远在外地，养老靠不上；大儿子甘愿奉献，责任更多让大儿子负担；小儿子陪在身边，以后靠他养老，要处好关系。

这或许是《小巷人家》区别于这两年多数年代剧的所在。很多年代剧试图温情化塑造的多子女家庭，在这部剧中，成为压抑黄玲，让她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

相较北方的年代剧，《小巷人家》显然更具南方沿海地区特色，围绕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妯娌亲缘等话题，剧中并未弥漫普遍的生存危机。人物虽然同有吃不饱饭、房不够住的困顿，生活总体上还算过得去，没有太多陡峭的命运起伏。这部剧也延续着导演张开宙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乔家的儿女》以来一贯处理家庭题材的思路：对传统大家庭叙事里的权威投去批判的眼光。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正午阳光的剧作《都挺好》里，苏大强所呈示的“恶老”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封建时代“宠妾灭妻”的盛父，偏疼宠妾的女儿，不受宠的女儿则处处屡遭忽视。

类似情节在《小巷人家》里同样出现。黄玲和女儿筱婷无疑是这种家庭氛围的受害者，庄父庄母一旦生了病，就想方设法要住到四口人才勉强住下的大儿子家。遭到黄玲拒绝后，又打起筱婷的主意，想让还在上学的孙女住过去通宵照顾他们。也因此，原生家庭始终带给筱婷一种不安感——庄母曾当着筱婷的面告诉她：如果不是你成绩好，父母说不准就离婚了，以后和哥哥要是不孝顺，爸爸妈妈就会吵架。这给孙女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得到家人的爱。

借住在庄家的外甥鹏飞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公阿婆只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庄超英问他：你们就这么记恨阿爹阿婆吗？他回答：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庄超英似乎从未对父母情感分配的不公有所抗争，心甘情愿地站到了要为大家庭奉献的位置上去，这种角色期待，甚至也被大家庭理所当然地转移到庄超英的儿子身上。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长辈因为年龄排位，可以自动获得道德权威。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态系统如何塑造，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道德权威对家庭的要求、对不同人的亲疏态度，甚至对子女人生选择权的干预。这也是当代观众总要批评一些年代剧“爹味重”的原因。

这些年，随着年代剧层出不穷地播映，性别议题和家庭观念该如何展现，似乎成了创作者的普遍矛盾：回到具体的时代语境，旧观念是不可避免的，不表现它必然会让剧集滑向失真——因为你也不太可能让一个生活在1970年代的女性拥有更当代和先锋的女性观。但如果只是不加反思地呈现这种旧观念，又会让很多年轻观众感到不满。

《小巷人家》相对好地调和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它的确提供了一种已经逝去且具备强烈抚慰感的人情模式——一条小巷里住的都是工厂的职工和家属，父辈的进厂名额可以继承给子女，邻里之间后代生活有预期内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在摒弃了大家庭合家欢叙事的前提下，直面那个年代的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要面临的困境。

黄玲和丈夫在那个年代过着一种AA制的生活，两人的收入分开管理，她担忧丈夫宁愿饿着小家庭，也要无限制将钱投入大家庭。棉纺厂的工作让黄玲在婚姻里保持独立性，两人的住房得益于她单位的分配。黄玲曾开诚布公地和丈夫讲：要不是两个孩子，早就和他离婚了。在婚姻里，丈夫因为黄玲对待父母的态度达不到他的预期，常常要争吵，到后来，黄玲直接选择漠视。可以说，除了离婚，黄玲面对的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婚姻很难给她带来生活的支撑感，反倒是邻居宋莹在察觉到她的处境后，能够耐心倾听帮忙献策。她们彼此解救了对方的困境：宋莹的儿子童年孤单缺乏照料，穿着化肥袋子当内裤，而黄玲的儿女为孩子提供童年玩伴，黄玲丈夫作为老师，也能照顾孩子学习；黄玲生性温和，很多时候吃了亏不敢当面起冲突，“刺头”宋莹总能当她的嘴替。

以至于，宋莹一家后来举家南迁，黄玲沮丧而痛苦地说：以后没有人能护着我了。不过，随着儿女陆续考上名校，她在婆家也越来越有底气——一向偏疼小儿子孩子的庄母，塞压岁钱时，给黄玲儿女的钱数开始变多。黄玲也不再承担那个任劳任怨，做完饭却上不了桌的角色。后来，除夕夜到了婆家，她先往床上一躺，等小儿媳做完饭后，正好睡醒，直接往座位上一坐开吃……

尽管《小巷人家》处理的是历史生活材料，但却做了更当代价值化的处理。一套更具现代性的、更平等的家庭观念在支撑《小巷人家》的表达。亲情到底是因血缘关系而先天赋予的，还是后期靠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养成的？《小巷人家》或许提供了一种答案。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编 李慕琰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