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是傍晚打来的，天边正烧着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像被人打翻的番茄酱，浓稠又艳丽。

电话是傍晚打来的，天边正烧着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像被人打翻的番茄酱，浓稠又艳丽。

我正拿着一把旧剪刀，给我养了多年的那盆君子兰修剪枯黄的叶子。

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安安。

是我的女儿。

我的心，没来由地咯噔一下。

安安这孩子，懂事，也报喜不报忧。如果不是有天大的事，她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晚饭后有散步的习惯。

我划开接听键，还没来得及开口，听筒里就传来了压抑的、细碎的抽泣声。

那声音像一根极细的针，一下子就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安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手里的剪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妈……”

她就只喊了一个字，后面的话全被哽咽堵了回去，变成了更汹涌的哭声。

我听着那哭声，心都揪成了一团。我能想象出她现在的样子，肯定是缩在沙发角落里，抱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委屈却不敢大声嚷嚷的小动物。

“别哭，安安，慢慢说，妈听着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可我自己都能听见那无法掩饰的颤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只能听见她努力平复呼吸的抽气声，和窗外渐渐响起的虫鸣。

“妈，他们……他们让我跟林辉离婚。”

“他们”是谁，我心知肚明。

林辉是我的女婿，安安的丈夫。他们结婚三年了。

而“他们”，自然就是我的亲家，林辉的父母。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有架飞机从头顶低空掠过。

“为什么？林辉怎么说？”我追问。

“他……他没说话。”安安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的绝望，“他爸妈今天下午过来的，就在客厅里，当着我的面，跟林辉说，再给我半年时间，要是肚子还没动静，就必须离。”

“他们说，林家不能在他这一代断了香火。”

“他们还说……还说我是个不会下蛋的鸡。”

最后那句话，安安几乎是贴着话筒，用气声说出来的，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这叫什么话？这是二十一世纪，怎么还有这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人！

安安和林辉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很好。当初他们要结婚，我虽然觉得林辉家条件普通，但他父母看起来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对安安也客客气气。最重要的是，林辉那孩子，看安安的眼神里，是有光的。

我以为我女儿嫁给了爱情。

可我忘了，再炙热的爱情，也经不起柴米油盐和世俗偏见的磋磨。

结婚第一年，亲家母还只是旁敲侧击，说谁谁家的媳妇进门三个月就怀上了，谁谁家的孙子都能打酱油了。

第二年，话就开始说得难听了，什么偏方草药，一股脑地往安安这里塞，喝得安安脸色蜡黄，闻到药味就想吐。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今年，他们的耐心显然已经耗尽了。

图穷匕见了。

“安安，你听妈说，”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他们凭什么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

“我说了……可是他们不听。”安安的哭声又上来了，“他们就认定是我的问题。妈，我是不是真的……真的有什么毛病啊？”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自我怀疑和恐惧。

我知道，我女儿被PUA了。在长达三年的精神压力下，她已经开始相信，错的就是她。

“胡说！”我厉声打断她，“我的女儿，我知道，身体好得很！别听他们瞎说！”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也没底。

毕竟，三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确实不寻常。

“安安，这样，”我做了个决定，“明天你请个假，妈陪你去医院，做个彻彻底底的检查。咱们用事实说话。如果检查出来你没问题，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脸说三道四！”

“……嗯。”安安轻轻地应了一声。

挂了电话，我再也无心侍弄我的花草。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走到窗边，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这座城市，万家灯火亮起，像散落一地的碎金。

可哪一盏灯，是为我那个正在伤心哭泣的女儿亮的呢？

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睡。

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安安抽泣的声音，还有亲家那些尖酸刻薄的话。

我甚至开始回忆安安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想从记忆的蛛丝马迹里，找出她身体可能出问题的线索。

她小时候身体很好，活泼得像个小猴子，很少生病。唯一一次比较严重的，是八岁那年，在公园玩秋千，不小心摔了下来。

当时摔得不轻，胳膊擦破了一大块皮，流了很多血，膝盖也磕青了。我吓坏了，抱着她就往社区医院跑。

医生检查了，说是皮外伤，骨头没事，开了点红药水和纱布，嘱咐我好好照顾，别感染就行。

后来伤口也确实好了，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难道……是那次？

我被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吓了一跳，随即又摇了摇头。怎么可能呢？一次摔伤，怎么会影响到生育？

我一定是急糊涂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给单位打了电话请了假，然后坐了最早的一班城铁，去了安安所在的城市。

在医院门口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不过一夜未见，她整个人都憔悴了一圈，眼眶红肿，眼底是浓重的青黑色，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卫衣，整个人缩在衣服里，显得更加瘦小、无助。

看到我，她勉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喊了声：“妈。”

我走过去，什么也没说，只是张开胳膊，紧紧地抱住了她。

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滚烫的眼泪瞬间浸湿了我的衣领。

我能感觉到她积攒了多久的委屈和压力。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就像小时候她受了欺负，我安慰她那样。

“没事了，安安，妈来了。天塌下来，妈给你顶着。”

在我的怀里，她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冰冷又刺鼻。许多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我不在乎。

我只要我的女儿，能把心里的苦，都哭出来。

挂号，排队，问诊。

妇产科的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主任，戴着金丝眼镜，表情严肃，看起来很专业。

她详细地询问了安安的月经周期、生活习惯，以及和林辉的夫妻生活情况。

安安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很多问题都是我替她回答的。

医生听完，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推了推眼镜，说：“光凭这些还不好判断。这样吧，先去做几个基础检查。B超，激素六项，输卵管造影。”

她开了一大堆单子。

我拿着那些单子，带着安安，像两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医院巨大的迷宫里穿梭。

缴费，抽血，做B超，预约造影。

每一个科室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

周围是各种各样的人，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抱着婴儿的年轻夫妻，还有像我们一样，满脸愁容来求医的。

等待的时间最是煎熬。

空气中弥漫着焦虑和不安。

我紧紧握着安安的手，她的手心冰凉，全是冷汗。

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和恐惧。她害怕，害怕那个最终的审判。

做B超的时候，我等在外面。

那扇门关得很紧，隔绝了里面的一切声音。

我盯着门上的那块磨砂玻璃，心里一遍遍地祈祷。

求求了，一定要没事，一定要让我的女儿健健康康的。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门开了，安安走了出来，脸色比进去时更白了。

“怎么样？”我急忙迎上去。

她摇摇头，把一张B超单递给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看不懂上面那些专业的术语和模糊的黑白影像，只看到最后结论那一栏，写着一行字：子宫内膜过薄，回声不均，考虑宫腔粘连可能。

“宫腔粘连？”我喃喃地念出这几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严重吗？

我拉着安安，拿着单子，几乎是跑着回到了主任医生的诊室。

医生看了看B超单，又看了看我们，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语气比之前更严肃了些。

“从B超看，情况不太乐观。子宫内膜太薄，就像一块贫瘠的土地，种子很难着床。而且宫腔有粘连的迹象，这会直接影响受孕。”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医生，这个……这个粘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治好吗？”我颤声问。

“造成宫腔粘连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流产手术、刮宫，或者是一些宫腔内的炎症感染。”医生一边说，一边看着安安，“你以前做过这方面的手术吗？”

安安立刻摇头：“没有，绝对没有。”

我比她更肯定。我的女儿，我很了解。她和林辉是彼此的初恋，恋爱时一直很规矩。结婚前，我特意叮嘱过她，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

“那有没有得过盆腔炎之类的妇科病？”

安安还是摇头。

医生的眉头皱了起来：“这就奇怪了。那有没有受过什么外伤，伤到过腹部或者盆腔？”

外伤？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我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个画面。

绿草如茵的公园，高高的秋千架，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笑得像个天使。

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

“妈妈，你看我，我能飞了！”

我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正在给她的毛衣收一个线头，闻言笑着抬头：“慢一点，安安，小心！”

就在我低头穿针引线的那么一小会儿工夫。

一声刺耳的尖叫，接着是“砰”的一声闷响。

我猛地抬头，看到我穿着红裙子的女儿，像一只折翼的蝴蝶，从高高的秋千上，直直地摔了下来。

她的肚子，正好磕在了秋千架的底座上。

那个铁质的底座，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瞬间变成了黑白色。

“妈？妈！你怎么了？”

安安的声音把我从可怕的回忆中拉了回来。

我回过神，发现自己正浑身冰冷，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服。

对面的医生和安安，都用一种担忧的眼神看着我。

“我……我没事。”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得厉害，“医生，她……她小时候，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过，肚子……肚子正好磕在铁栏杆上。当时流了很多血，不过……不过医生说只是皮外伤……”

我说得语无伦次。

那个被我刻意遗忘了近二十年的细节，此刻却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记得，当时安安哭得撕心裂肺，裤子都被血染红了一片。

我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胳膊上那道长长的伤口上，因为那里流血最多，看起来最吓人。

社区医院的那个年轻医生，也只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就断定是皮外伤。

我们所有人都忽略了，那个撞击在肚子上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我们所有人都忽略了，那看不见的内伤，可能比皮外伤更可怕。

而我，作为她的母亲，在她的伤口愈合后，就彻底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我以为，过去了，就没事了。

医生的表情，在我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变得越来越凝重。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对安安说：“这样吧，输卵管造影先别做了。你去做个宫腔镜检查，这个看得最清楚。可以直接看到你子宫里面的情况。”

我的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安安拉着，又去缴费，预约。

做宫腔镜检查需要提前准备，约在了第二天下午。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闪烁着，车流穿梭不息，一切都喧嚣如常。

可我和安安，却像是被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冰冷、寂静、没有希望的世界。

我们俩一路无话，打车回了安安的家。

一开门，就看见林辉和他父母，黑着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茶几上摆着几样水果，但谁也没动。

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看到我们回来，亲家母那张刻薄的脸立刻拉得更长了，阴阳怪气地开口：“哟，大医院逛回来了？怎么样啊？检查出是什么毛病了吗？”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我把安安护在身后，迎着她的目光，冷冷地说：“亲家母，安安身体好得很，用不着您操心。”

“好得很？”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好得很能三年不下蛋？你当我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

“妈！”林辉终于忍不住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

“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亲家公在一旁呵斥道，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们林家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娶个摆设回来的！”

我看着林辉。

那个曾经看安安时眼里有光的男孩，此刻却低着头，双手插在头发里，一副痛苦又懦弱的样子。

他连看我们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的心，凉了半截。

“摆设？”我气得笑出了声，“在你们眼里，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就是一个给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一个摆设？”

“不然呢？”亲家母翻了个白眼，刻薄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句句往外甩，“不能生孩子，那跟摆设有什么区别？我们林辉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凭什么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

“你！”我气得眼前发黑。

我身后的安安，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精神，正在一点点地被这些恶毒的语言摧毁。

我不能让她倒下。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一字一句地说：“孩子不是说有就有的。你们这么逼她，给她这么大压力，就算身体没病，也得被你们逼出病来！”

“我再说一遍，我们会去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出来，是安安的问题，我们认。该治就治。但如果不是她的问题……”

我顿了顿，目光如炬地盯着林辉。

“那又怎么样？”亲家母抢着说，“就算不是她的问题，那也是她命不好！我们林家娶媳妇，不光看人，还看命！她就是没这个给我们林家添丁的命！”

这已经完全是不讲道理了。

我懒得再跟她争辩。

我拉着安安的手，对林辉说：“林辉，你是个男人。我把女儿交给你，是希望你能给她幸福，能为她遮风挡雨。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配吗？”

林辉的头埋得更低了。

我失望地摇了摇头，拉着安安，转身就进了她的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把外面那些肮脏的、刻薄的声音，全都关在了门外。

卧室里，安安终于撑不住了，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无声地流泪。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

我蹲下身，把她抱在怀里，心疼得无以复加。

“妈……对不起……”她哽咽着说，“都是我不好……让您跟着我受气……”

“傻孩子，说什么呢？”我摸着她的头发，“你是妈的女儿，妈不为你出头，为谁出头？”

“妈……我是不是很没用？”

“不是。”我捧起她的脸，强迫她看着我的眼睛，“你听着，安安。生不出孩子，不是你的错。你不是一个工具，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权利得到尊重和爱。如果一个人，因为你生不出孩子就不爱你，那这份爱，不要也罢！”

“可是……我爱他。”安安的眼神里，满是痛苦和不舍。

我叹了口气。

是啊，她爱他。

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可这份爱，正在变成一把刀，把她伤得体无完肤。

那一夜，我陪着安安，就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相拥而泣。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我只知道，从现在开始，我必须比任何时候都坚强。

我要做我女儿最坚实的后盾。

第二天下午，宫腔镜检查。

我陪着安安，等在手术室外面。

等待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过去和未来交织的画面。

八岁那年，她从秋千上摔下来的样子。

昨天，她坐在地上无声哭泣的样子。

还有亲家母那张刻薄的脸。

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如果，如果检查结果真的证实了我的猜测，那该怎么办？

那不仅仅是安安身体上的病，更是我心里的病。

是我，是我亲手毁掉了我女儿做母亲的权利。

这个认知，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几乎要窒息。

我该怎么面对她？

我该怎么告诉她，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她最信任、最依赖的妈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

门开了，一个护士推着躺在病床上的安安走了出来。

她打了麻药，还在昏睡，脸色苍白得透明，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冲过去，握住她的手，冰凉刺骨。

主治医生跟着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

她把我叫到一旁，递给我几张彩色的、看起来触目惊心的照片。

“你自己看吧。”她说。

我颤抖着手接过照片。

照片上，是子宫内部的景象。那本该是光滑、红润、充满生机的腔壁，此刻却布满了白色的、网状的疤痕组织。

整个宫腔，几乎都被这些疤痕粘连在了一起，只剩下一些狭窄的缝隙。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废弃了很久的、结满了蜘蛛网的洞穴。

荒芜，死寂。

“重度宫腔粘连，已经形成瘢痕了。”医生的声音，像来自遥远的天边，飘渺而不真实，“我们医学上称之为‘阿舍曼综合征’。她的子宫内膜也损伤得非常严重，几乎没有功能了。”

“这……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意思就是，”医生看着我，一字一句，清晰而残忍地说，“以她目前这个子宫的状况，别说怀孕了，可能连正常的月经都很难维持。可以说，她已经……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这几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天灵盖上。

我的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

我扶住墙，才勉强站稳。

“原因……原因是什么？”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从粘连的形态和位置看，不像是常规手术和炎症引起的。”医生沉吟了片刻，“更像是由……严重的创伤造成的。比如，猛烈的撞击，导致子宫内部大出血，血块机化后，就形成了这种大面积的粘连。”

猛烈的撞击。

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从秋千上飞速坠落的画面。

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击得粉碎。

是我。

真的是我。

是我那个不经意的低头，是我那一瞬间的疏忽，造成了今天这一切。

我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巨大的愧疚和痛苦，像黑色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

我感觉自己快要不能呼吸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

我只记得，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安安的病床前。

她已经醒了，麻药的劲儿还没过，眼神有些迷茫。

看到我，她虚弱地笑了笑：“妈，我没事。”

我看着她那张苍白的脸，看着她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对不起，安安。”我跪在她的病床前，握着她的手，泣不成声，“对不起……是妈妈的错……都是妈妈的错……”

安安被我吓坏了。

“妈，您怎么了？您别这样。医生说什么了？是不是……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她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摇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反复地说着“对不起”。

我该怎么告诉她？

我怎么能把这么残忍的真相，亲口告诉她？

那天晚上，林辉来了。

他应该是从他父母那里听说了什么，一进病房，脸色就很差。

他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安安，又看了看眼睛红肿的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他只是默默地倒了杯水，放在床头，然后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玩起了手机。

整个病房里，安静得可怕。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的失望，已经变成了绝望。

这就是我女儿托付终身的男人。

在她最需要安慰和支持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和逃避。

安安也看着他，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地开口，声音沙哑：“林辉，我们谈谈吧。”

林辉放下手机，抬起头。

“医生说，我的情况很不好。”安安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了。”

林辉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没有说话。

“我不想拖累你。”安安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离婚吧。”

我没想到，安安会主动提出离婚。

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我知道，她说出这两个字，需要多大的勇气，又藏着多深的不舍。

林辉猛地站了起来，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慌乱的表情。

“安安，你别这样……我……”

“你什么？”安安看着他，惨然一笑，“你难道要为了我，让你爸妈戳一辈子脊梁骨吗？要让你家断了香火吗？”

“我……”林辉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他爱安安吗？

我想，他还是爱的。

可是这份爱，太懦弱，太无力。

它不足以对抗他父母的压力，不足以对抗世俗的偏见。

“就这样吧。”安安闭上了眼睛，眼角滑下一滴泪，“我累了。你也解脱了。”

林辉站在原地，手足无措。

他看了看安安，又看了看我，最终，像个逃兵一样，落荒而逃。

他甚至没说一句“我不同意”，或者一句“我们再努力一下”。

他走了。

病房的门被轻轻带上。

安安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淌。

我走过去，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哭吧，安安。”我说，“哭出来就好了。离了，也好。这样的男人，不值得。”

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颤抖。

我知道，她哭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爱情，更是那个破碎的、做母亲的梦。

而我，这个罪魁祸首，只能抱着她，用我同样破碎的心，去感受她的痛苦。

我恨我自己。

在安安住院的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掉了灵魂。

白天，我强打精神，给她洗衣做饭，陪她说话。

晚上，等她睡着了，我就一个人跑到医院楼下的花园里，一坐就是大半夜。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个下午，那个该死的秋千架。

如果我当时没有低头去穿那根线。

如果我当时能看得更紧一点。

如果我当时能把她送到大医院去做个全面的检查。

……

可是，没有如果。

人生最残忍的，就是没有如果。

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查阅关于“阿舍曼综合征”的一切资料。

我加了各种各样的病友群。

我看到了无数和安安一样，因为各种原因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

她们有的被丈夫抛弃，有的被婆家欺凌，有的在绝望中挣扎，有的在黑暗里互相取暖。

我才知道，我女儿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是独一份。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却是我。

这份罪恶感，像一条毒蛇，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心。

我不敢告诉安安真相。

我怕她会恨我。

我更怕她会因为这个真相，彻底崩溃。

我只能把这个秘密，死死地埋在心里，让它腐烂，发臭。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

安安办了出院手续，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

林辉没有来。

只有一个电话，说是单位临时有急事。

安安听完，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挂了电话。

我知道，她已经心死了。

回到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屋子，此刻却冷得像个冰窖。

林辉的东西，已经搬走了一大半。

茶几上，放着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男方那一栏，“林辉”两个字，写得龙飞凤舞，透着一股迫不及不及的决绝。

安安拿起那份协议，看都没看，就从包里拿出笔，在女方那一栏，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周安安。

写完，她把协议推到我面前，笑了笑。

那笑容，看得我心都碎了。

“妈，都结束了。”她说。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结束了，也好。

长痛不如短痛。

接下来的日子，我搬过来和安安一起住。

我辞掉了老家的工作，专心陪着她。

我怕她一个人会胡思乱想，会做傻事。

她瘦得很快，像风中的一片叶子，仿佛随时都会被吹走。

她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出门，整天就坐在窗前发呆。

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她在用这种方式，舔舐自己的伤口。

而我，除了陪着她，什么也做不了。

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想让她多吃一点。

我拉着她一起看搞笑的综艺，想让她笑一笑。

我给她讲我年轻时候的糗事，想让她知道，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可我知道，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

她的心病，需要心药来医。

而那味药，我给不了。

我只能更加拼命地去寻找希望。

我几乎问遍了国内所有知名的妇产科专家。

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

“太严重了。”

“手术分离粘连的意义不大，很快又会重新长上。”

“子宫内膜已经没有再生能力了，就是一片盐碱地，不可能长出庄稼。”

每一个专家的判词，都像一把锤子，把我的希望，一点点敲碎。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病友群里，看到一个病友分享的帖子。

她说，北京有位老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他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案，通过宫腔镜手术分离粘连后，再移植一种特殊的生物材料，可以促进内膜再生。

虽然成功率也不高，而且费用极其昂贵，但已经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了。

她说，她就是那位教授的病人，经过两次手术，现在已经成功怀孕了。

帖子的最后，是一张B超图，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孕囊。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黑暗的世界里，仿佛照进了一丝光。

我立刻通过那个病友，要到了那位老教授的联系方式。

我几乎是颤抖着，拨通了那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温和而沉稳的声音。

我语无伦次地把安安的情况说了一遍。

老教授很耐心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棘手。根据你的描述，成功率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这个数字，低得让人绝望。

但我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教授，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都愿意试！”我急切地说。

“手术的费用很高，一次大概在十五万左右，而且很可能不止做一次。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钱不是问题！”我想也没想就回答。

我这些年攒下的养老钱，还有安安爸爸去世时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加起来差不多有五十万。

我原本是打算留着给安安，让她以后生活能有个保障。

现在，我要用这些钱，去为她博一个未来。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挂了电话，我立刻就去查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可是，我该怎么跟安安说？

我能告诉她，我们去北京，去做一个成功率不到百分之十的手术吗？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满怀希望地躺上手术台，然后再一次面对失望甚至绝望吗？

还有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个关于她受伤原因的真相。

我能瞒着她一辈子吗？

如果手术需要家属签字，需要了解详细病史，我这个谎言，还能撑多久？

那几天，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坦白，还是继续隐瞒？

这两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反复拉锯，快要把我撕裂了。

终于，在我订好去北京的火车票的那个晚上，我做出了决定。

我不能再骗她了。

她有权利知道真相。

无论她会是什么反应，是怨我，是恨我，我都必须承担。

这是我欠她的。

我走进安安的房间。

她还是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

城市的灯火，映在她清瘦的脸上，明暗不定。

“安安。”我轻轻地喊了她一声。

她回过头，看着我。

我走到她面前，深吸一口气，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她的面前。

安安吓了一跳，连忙过来扶我：“妈！您这是干什么？您快起来！”

我抓住她的手，摇了摇头，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安安，妈对不起你。”

“妈有件事，骗了你二十年。”

我看着她茫然又震惊的眼神，终于鼓起所有的勇气，把那个埋藏在我心底二十年的秘密，和盘托出。

我讲了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讲了那个高高扬起的秋千。

讲了我那个致命的、低头的瞬间。

讲了她那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讲了社区医院那个草率的诊断。

也讲了妇产科主任的那个残忍的判决。

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先是捅向我自己，然后再插进她的心里。

我说不下去了，只能跪在那里，泣不成声。

整个房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哭声，和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我不敢抬头看安安的表情。

我想，她一定在恨我吧。

是啊，她凭什么不恨我呢？

是我，亲手毁了她的人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我感觉到一双冰凉的手，轻轻地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然后，我听到了安安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

“妈，您起来吧。”

我缓缓地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又红又肿，里面蓄满了泪水。

可是，我没有在里面看到恨。

没有怨。

只有一种让我心碎的、深不见底的悲伤。

“我不怪你。”她说。

这四个字，比任何指责和打骂，都让我更加痛苦。

“你怎么能不怪我？”我哭着说，“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

“妈。”她打断了我，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那只是个意外。你不是故意的。”

“你扶我起来，地上凉。”

我被她拉着，从冰冷的地板上站了起来。

她扶着我，坐到床边。

然后，她反过来，抱住了我。

就像过去无数次，我安慰她那样。

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说：“妈，别哭了。你再哭，我也会哭的。”

我的眼泪，更加汹涌了。

我的女儿。

我那个善良、懂事的女儿。

到了这个时候，她还在安慰我。

她把所有的痛苦，都自己一个人扛了下来。

“安安……”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妈，其实……我早就猜到了。”她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那天在医院，你说起我小时候摔伤的事，我就猜到了。”

“只是……我不敢问。”

“我怕问了，你比我还难过。”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我无法呼吸。

“傻孩子……你真是个傻孩子……”

那个晚上，我们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好久好久。

我们哭逝去的青春，哭破碎的梦想，哭命运的不公。

但我们没有哭散。

哭过之后，我感觉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年的巨石，好像被搬开了一点点。

虽然伤口还在，还在流血，但至少，它被暴露在了阳光下。

我把去北京找老教授的事情，跟安安说了。

“成功率，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我看着她的眼睛，坦白地说，“而且过程会非常痛苦。安安，妈不逼你。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我以为她会犹豫，会害怕。

没想到，她只是沉默了几秒钟，就抬起头，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我去。”她说，“妈，我们去。”

“为什么？”

“因为，”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想让你一辈子都活在愧疚里。”

“我想试一试。不是为了生孩子，也不是为了任何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让我们，都从过去走出来。”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女儿，忽然觉得，她长大了。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女孩了。

她变成了可以和我并肩作战的、坚强的战士。

三天后，我们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那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出远门。

车窗外，景物飞速地后退。

我看着身边安安的侧脸，她的眼神，望着窗外，平静而悠远。

我知道，我们即将奔赴的，是一场结果未知的战争。

对手，是命运。

但这一次，我们不是一个人。

到了北京，我们很快就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老教授。

他比我想象中要和蔼得多，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却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

他仔细地看了安安所有的检查报告，又亲自给她做了检查。

然后，他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画了一张图，详细地讲解了手术的方案。

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和痛苦。

首先，要进行一次宫腔镜手术，把粘连的组织全部分离开。

然后，在子宫里放一个特殊的支架，防止再次粘连。

同时，要大剂量地使用激素，刺激残存的内膜生长。

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三个月。

三个月后，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支架，同时移植那种生物材料，像播种一样，把它铺在子宫壁上。

之后，又是漫长的恢复和观察。

“整个治疗周期，至少需要一年。而且，我必须再说一遍，成功率，非常低。”老教授看着我们，表情严肃，“你们，真的想好了吗？”

我和安安对视了一眼。

我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答案。

“想好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手术，很快就安排了。

安安被推进手术室的那天，北京下起了小雨。

我一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看着头顶上那个红色的“手术中”的灯牌，心里一片空白。

我没有祈祷，也没有流泪。

我只是静静地坐着，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

我的腿都坐麻了。

终于，灯灭了。

门开了。

老教授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却是亮的。

“手术很顺利。”他说，“比我们预想的要好。粘连基本都分开了。”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是喜悦的泪水。

是希望的泪水。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安安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大剂量的激素，让她整个人都浮肿了起来。

脸上长满了痘痘，情绪也变得非常不稳定，时而烦躁，时而抑郁。

每天晚上，她都会因为腹部的胀痛而睡不着觉。

我看着她受罪，心如刀割。

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说：“安安，要不，我们放弃吧？”

可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

因为我看到，安安在坚持。

她每天都按照医生的要求，吃药，打针，散步。

再难受，她也一声不吭。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悄悄推开门，看到她正坐在书桌前，戴着耳机，在听英语网课。

她离婚后，就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

她说，她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她想考个翻译证，以后做一名自由翻译。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她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

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人，只属于她自己的未来。

无论手术成功与否，她都不会再倒下了。

三个月后，第二次手术。

同样是漫长的等待。

手术结束后，老教授告诉我，生物材料已经成功移植进去了。

“接下来，就是看天意了。”他说。

出院后，我们在北京租了个小房子，方便定期复查。

日子，就在一次次的复查和等待中，不紧不慢地过着。

安安的身体，在慢慢恢复。

激素停了，浮肿消了，脸上的痘痘也退了。

她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翻译的散活，每天都很忙碌，也很充实。

我们俩，相依为命，把这个小小的出租屋，经营得像一个真正的家。

我们一起买菜，做饭，逛公园。

我们聊工作，聊电影，聊八卦。

我们很少再提起过去，也很少去想未来。

我们只是努力地，过好眼下的每一天。

我发现，安安笑得越来越多了。

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

我也一样。

我心里的那份罪恶感，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被这种平静而温暖的日常，冲淡了很多。

我开始觉得，或许，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母女俩，走出了那段最黑暗的时光。

我们都获得了新生。

转眼，一年过去了。

又到了复查的日子。

那天，安安去做B超。

我在外面等着。

这一次，我的心情，出奇地平静。

我甚至在想，检查完，我们中午去吃哪家餐厅。

过了很久，B超室的门开了。

给我开门的，不是安安，而是那个做B超的年轻女医生。

她一脸激动地看着我，声音都在发抖。

“您是周安安的家属吗？”

我点点头：“是，我是她妈妈。怎么了？”

“您快进来！”她一把拉住我，把我拽了进去。

我看到安安，还躺在检查床上。

她看着天花板，眼睛睁得大大的，眼泪，正顺着眼角，一滴一滴地往下流。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医生，是不是……是不是情况不好？”

“不是不好！是太好了！”女医生指着屏幕，激动得语无伦次，“您看！您看这里！”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在那个我曾经看过无数次的、代表着子宫的黑白影像里。

在那个曾经荒芜、死寂的地方。

我看到了一个，极小极小的，像一颗小豆芽一样的……孕囊。

孕囊里，还有一个微弱的、正在搏动的……胎心。

一闪，一闪。

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以为我出现了幻觉。

我使劲地眨了眨眼。

那颗星星，还在。

还在那里，顽强地、有力地跳动着。

“这……这是……”我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胎心！是原始心管搏动！”女医生比我还激动，“阿姨，恭喜您！您女儿怀孕了！虽然孕周还很小，但已经能看到胎心了！这是个奇迹！这简直就是个医学奇迹！”

奇迹。

我转过头，看着安安。

她也正转过头，看着我。

我们俩，四目相对。

然后，我们都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满脸。

我们没有拥抱，也没有欢呼。

我们就只是看着对方，无声地流泪。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多少。

我们走过了怎样一条，布满荆棘和血泪的道路。

从医院出来，北京的天，蓝得像一块通透的宝石。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安安小心翼翼地把那张B超单，折了好几层，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仿佛那里放着的，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

我们俩手牵着手，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谁也没有说话。

但我们的心，是满的。

是被一种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幸福感，填得满满的。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我想，是的。

我们，都变得更强大了。

几个月后，安安的肚子，像吹气球一样，一天天大了起来。

她的翻译工作，也越来越顺手，有了几个固定的客户，收入很稳定。

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柔和而坚定的光芒。

那是对新生命的期待，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掌控。

期间，林辉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消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电话里，他支支吾吾，后悔不迭，说想跟安安复婚，想回来看看她。

我一次都没有让他跟安安通上话。

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晚了。安安现在过得很好。这个孩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拉黑了他的号码。

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永远无法弥补。

破镜，即便重圆，也还是有裂痕。

更何况，我们已经不需要那面镜子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第二年春天，安安顺产生下了一个女儿。

六斤六两，很健康。

孩子被护士抱出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了。

小小的，红红的，像个小老鼠。

但她一睁开眼，我就愣住了。

那双眼睛，清澈明亮，像极了安安小时候。

护士把孩子抱到我怀里。

我抱着这个软软的小生命，感觉自己抱着全世界。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等了二十多年的那声“外婆”，终于要听到了。

我低头，亲了亲她的小脸蛋。

我在心里对她说：

“你好啊，小宝贝。”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外婆和你妈妈，会用尽所有的力气，去爱你，去保护你。”

“我们会让你，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奔跑，无忧无虑地长大。”

“我们会告诉你，女孩子，最宝贵的，不是子宫，而是你自己。”

“是你独立的人格，是你自由的灵魂，是你爱与被爱的能力。”

病房里，安安正躺在床上，侧着头，微笑地看着我们。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来源：人际交往育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