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年后，当我把一盒包装精美的广式双黄莲蓉月饼递到姑姑陈秀英手上时，她摩挲着铁盒边缘，忽然问我：“小默，你还记恨姑姑吗？”

很多年后，当我把一盒包装精美的广式双黄莲蓉月饼递到姑姑陈秀英手上时，她摩挲着铁盒边缘，忽然问我：“小默，你还记恨姑姑吗？”

我知道，她问的不是眼前的这盒月饼，而是1986年中秋节，那个从我家门前绕过去，送到了大伯陈建军家的那盒老式五仁月饼。

为了那盒月饼，我们一家人和她，沉默着赌了三十年的气。

三十年里，我从一个眼巴巴望着邻家灯火的九岁男孩，长成了一个会主动给长辈送节礼的中年男人。而父亲陈建国和大伯陈建军，也从壮年走向了暮年。

那一切，都得从那个桂花飘香，却又格外憋闷的午后说起。

第1章 一盒绕道走的月饼

1986年的中秋，来得特别有仪式感。

我们镇上那家唯一的供销社，提前半个月就把月饼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油纸包着的五仁月饼，散装的，用一个大大的玻璃罩子罩着，隔着玻璃都能闻到那股混着青红丝、猪油和果仁的扎实香气。

那时候，月饼是稀罕物，更是“脸面”。谁家要是能提上一整盒用细麻绳捆着的四块装月饼走亲戚，那绝对是村里最体面的人家。

我叫陈默，那年九岁。对于中秋节的全部向往，就凝聚在那一盒月饼上。我爹陈建国是个木匠，手艺好，人却闷，像他手里那些刨得光滑却不吭声的木头。我娘张桂芬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嘴碎，心里藏不住事儿。我们家和我大伯陈建军家，就住在同一个大院的两头，中间隔着一块不大的菜地。

大伯是镇上砖窑厂的副厂长，手头活泛，是我们陈家的“能人”。所以，每年中秋，出嫁多年的姑姑陈秀英回娘家，总是先往大伯家去。

这本是惯例，我们也都习惯了。

那天下午，阳光暖洋洋的，院子里的桂花树开得正盛，风一吹，满院子都是甜丝丝的香气。我正趴在窗台上，用小刀削着一块废木料，想给我自己做一把木头枪。

“秀英回来啦！”

是邻居王婶的声音。我心里一动，立刻扔下木头块，跑到门口张望。

姑姑陈秀英穿着一件时髦的的确良碎花衬衫，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上用网兜罩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她人长得和我爹有几分像，但眉眼间多了几分精明和利落。

“大嫂！大哥！”姑姑人未到，声音先到了大伯家门口。

大伯母王琴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一把接过姑姑手里的车把，“哎哟，秀英，你可算回来了，就盼着你呢！”

大伯也从屋里出来，背着手，脸上带着长兄特有的矜持的笑意。

我娘张桂芬也听到了动静，从厨房里探出头，对着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我过去叫人。我有些扭捏地蹭到院子中间，小声喊了句：“姑姑。”

姑姑正忙着从布包里往外掏东西，闻声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哎，小默，长这么高了。”她的笑容很客套，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就又转向了大伯一家。

她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用红色细绳捆得方方正正的纸盒，递给大伯母：“嫂子，知道我大哥好这口，特地托人从县里食品厂买的五仁月饼，正宗的！”

“哎呀，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太破费了！”大伯母嘴上客气着，手却稳稳地接过了那沉甸甸的纸盒，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

“应该的，应该的。”姑姑说着，又掏出两包用红纸包着的冰糖，塞给我堂哥陈伟，“给小伟的，吃了念书更聪明。”

堂哥比我大两岁，接了糖，得意地朝我扬了扬眉毛。

我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我的心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点点地往下沉。

我看见我娘的头，又默默地缩回了厨房。

姑姑和大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进了屋，门里传来他们高声的谈笑和堂哥撕开糖纸的清脆声音。我家的门，却自始至终，连门槛都没被姑姑的脚尖碰到一下。

那盒月饼，就像一辆目标明确的马车，精准地驶向了大伯家的门，而我家，只是它路过时，车轮溅起的一点尘土。

我慢慢走回屋里，厨房里，我娘正用力地拉着风箱，火苗“呼”地一下蹿得老高，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

“妈。”我小声叫她。

她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声音闷闷的。

“姑姑……没给咱家月饼。”我还是没忍住，把心里的委屈说了出来。

风箱的声音停了。我娘直起身，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有点红。她没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嘴唇动了动，最后却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你爹快回来了，我去给你爹打酒。”她拿起桌上的空酒瓶，匆匆走了出去，像是要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厨房。

晚上，我爹陈建国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闻到了空气里那股若有若无的桂花香，还有一丝不寻常的沉闷。饭桌上，一盘炒青菜，一盘花生米，还有一碗我娘特地做的鸡蛋羹。

这在平时，已经算是不错的伙食了。但今天，是中秋。

对门大伯家灯火通明，不时传来阵阵笑声，甚至能闻到他们家炖肉的香味。而我们家，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在头顶投下昏黄的光。

我爹一言不发地坐下，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他端起酒杯，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让我娘吃菜，而是一口就闷掉了半杯。辛辣的白酒顺着他的喉咙滑下去，他的脸颊立刻泛起了一层红色。

“他爹……”我娘想说点什么。

“吃饭。”我爹打断了她，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生硬。

那一顿饭，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单调声响，和大伯家传来的热闹笑声，交织在一起，像两根粗细不均的麻绳，一圈一圈地勒紧了我的心脏。

我偷偷看了一眼我爹，他默默地喝着酒，眼睛盯着桌上的那盘花生米，仿佛那是什么深奥的棋局。但我知道，他的耳朵，和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捕捉着对门传来的每一个声音。

那个中秋夜的月亮，又大又圆，清冷的光辉洒满整个院子。可我们家的窗户里，透出的光，却是那么的暗淡和孤独。

我以为，这个令人难堪的中秋节，就会在这样压抑的沉默中结束。

直到晚上九点多，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清晰的，不紧不慢的敲门声。

“咚，咚咚。”

第2章 一扇不愿打开的门

敲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和我娘都吓了一跳，齐刷刷地看向我爹。我爹正端着酒杯，准备喝最后一口，听到敲门声，他的手在半空中顿住了。昏黄的灯光下，他脸上的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

“谁啊？”我娘站起身，有些迟疑地问了一句。

门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才传来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带着一丝刻意的轻松：“二嫂，是我，秀英。”

是姑姑。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她来干什么？是发现自己忘了给我们家月饼，现在来补送吗？还是有别的事？

我娘的脸色变得很复杂，她看看我爹，又看看紧闭的房门，一时竟不知该不该去开。

我爹缓缓地把酒杯放在桌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他没有看我娘，只是盯着门板的方向，沉声说：“把门闩上。”

“建国？”我娘愣住了，满脸的不敢相信，“是妹……”

“我说了，把门闩上。”我爹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他的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混杂着屈辱和固执的火焰。

我娘的嘴唇哆嗦着，最终还是没敢违抗我爹。她走到门后，我能听到那根粗重的木门闩被缓缓插进门扣时，发出的沉闷而决绝的“咔哒”声。

这一下，仿佛不是闩上了门，而是彻底关上了一家人的心。

“二哥？二嫂？你们在家吗？开门啊。”门外的姑姑显然没料到会是这种反应，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疑惑和不耐烦。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爹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一尊沉默的雕像。我娘则靠在门后，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襟，紧张得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躲在桌子底下，透过桌布的缝隙，能看到门板上被月光映出的模糊人影。

“建国！我知道你在家！你开门！你这是干什么？”姑姑的声音开始拔高，敲门声也变得急促起来，“砰！砰砰！”

“有话就隔着门说。”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一样。

门外的敲门声停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能想象到姑姑站在门外，那张向来精明的脸上，此刻会是怎样一副错愕的表情。

“陈建国，你什么意思？”姑姑的声音冷了下来，“我好心好意回趟娘家，你连门都不让我进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就是这么个气度？”

我爹冷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苦涩和自嘲：“我可当不起。你眼里只有你大哥那个厂长，哪还有我这个木匠二哥？”

“你……”门外的姑姑一时语塞，显然被戳中了痛处。

沉默了片刻，她才重新开口，语气软化了一些，但依然带着辩解的意味：“我什么时候眼里没有你了？今天下午人多，我这不是想着晚上单独过来跟你和二嫂说说话吗？你至于把门都给闩上吗？”

“说话？”我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满是讥讽，“是啊，月饼送到了该送的人家，剩下的时间，是该抽空来跟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说说话了。我们可担待不起。”

“陈建国！你说话别这么阴阳怪气的！”姑姑的火气又上来了，“不就一盒月饼吗？你至于吗？你一个大男人，为了一盒月饼跟我置气，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我怕人笑话？”我爹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酒杯和碗筷都跟着跳了一下，吓得我一哆嗦。他霍地站起身，几步走到门后，隔着厚厚的门板，几乎是吼了出来：

“我怕人笑话？陈秀英，你今天下午推着车子，从我家门口过，那盒月饼就在你车后座上。全院子的人都看着！你眼皮子都不抬一下，径直就进了老大家。你让全院子的人怎么看我陈建国？怎么看我老婆孩子？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这不是一盒月饼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见我爹发这么大的火。他平时那么沉默寡言的一个人，此刻却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怒吼。

他的吼声穿透了门板，在寂静的院子里回荡。

我甚至能感觉到，对门大伯家的灯光似乎晃动了一下，邻居家的窗户后面，也一定有无数双耳朵正贴在墙上。

我们陈家的“脸面”，在这一刻，被我爹亲手撕了开来，露出了里面血淋淋的，长久以来不被重视的伤口。

门外彻底安静了。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姑姑已经走了，才听到她幽幽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和颤抖：

“二哥，你……你就只记得这一盒月M饼。你怎么不想想，当年我出嫁，是谁给我凑的嫁妆钱？是我大哥！他那时候在砖窑厂还是个小组长，一个月工资才多少？他硬是把他攒着娶媳妇的钱拿出来给了我。你呢？你那时候在干什么？你说你手头紧，就给我打了两把椅子，一对箱子！”

“那两把椅子，那对箱子，是我熬了多少个通宵，用了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料子打的！”我爹的声音也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我没钱，我只有这身手艺！你大哥有钱，我没话说！可情分不是用钱来量的！”

“情分？情分能当饭吃吗？”姑姑的声音尖锐起来，“我在婆家受气的时候，是我大哥托人给我男人找了个轻省的活儿！我儿子上学差钱，是我大嫂偷偷塞给我二十块钱！你们呢？你们除了逢年过节念叨两句，还为我做过什么？”

“我……”我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是啊，这些年，大伯家确实帮了姑姑不少。而我们家，自己过得也紧巴巴的，除了嘴上的一些关心，确实没给过姑G姑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我娘靠在门上，肩膀微微耸动，我知道，她在无声地哭。

原来，那盒绕道走的月饼背后，藏着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用人情和金钱堆积起来的往事。它不是一次偶然的疏忽，而是一次必然的选择。

在姑姑心里，有一杆秤。一头是大哥家的真金白银，一头是我们家的木头椅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二哥，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明说了。”姑姑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里，却透着一股让人心寒的冷漠，“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今天这盒月饼，就是这个理。你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对，那就算我这个妹妹白交了。”

说完，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不见。

她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沉重的呼吸声。

我爹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缓缓地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他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宽厚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我第一次看到我爹哭。没有声音，却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我心碎。

那一夜，中秋的月光，格外的凉。

第3章 一道无形的墙

那一夜之后，我们家和大伯家之间，仿佛凭空砌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墙这边，是我们家的沉默和冷清。墙那边，是他们家的热闹和风光。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出门，正好碰到大伯和堂哥陈伟也从屋里出来。大伯看见我，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他咳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催促着陈伟快走。

陈伟手里拿着半块月饼，看见我，故意把月饼举到嘴边，狠狠咬了一大口，嘴里含糊不清地炫耀：“五仁的，真香！”

我低着头，没理他，快步走出了院子。身后，还能听到大伯低声训斥他的声音：“吃你的！话怎么那么多！”

整个白天，我娘都没出过门。她只是在屋里默默地做着家务，洗衣服，扫地，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仿佛想用这种方式，来洗刷掉昨晚的屈辱。

我爹则一大早就去了他的木工房。那间小屋子在院子的角落，平时他总爱把门敞开，一边干活一边跟过路的邻居聊上几句。但今天，那扇门却紧紧地关着。

我放学回家，路过木工房，能听到里面传来“刺啦——刺啦——”的刨木头的声音，比平时任何时候都更急促，更有力，像是在发泄着什么。

晚饭的时候，我爹终于从木工房里出来了。他满身的木屑，两只手布满了细小的伤口，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一言不发地吃完饭，然后从床底下的一个旧木箱里，翻出了一个布包。

他把布包打开，里面是几本发黄的册子，还有一些零散的纸张。那是我爹的“宝贝”，他所有的木工图样和心得，都记在里面。

“建国，你这是干啥？”我娘不安地问。

我爹没回答，他只是借着昏暗的灯光，一张一张地翻看着那些图纸，手指在那些线条和符号上反复摩挲。

看了很久，他忽然抬起头，对我娘说：“桂芬，明天你回娘家一趟，跟你弟弟说，我想借点钱。”

我娘惊呆了：“借钱？借钱干什么？”

“买料子。”我爹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光，“我要做一套组合家具。”

“组合家具？”这个词在1986年的我们小镇上，还是个非常新鲜的玩意儿。那时候，大家结婚打家具，还都是传统的“三转一响带咔嚓”里的那几样：大衣柜，写字台，五斗橱。

“嗯。”我爹点头，语气异常坚定，“我前几天去县里，在人家国营家具厂门口看到的样品。城里现在都兴这个。一个电视柜，一个酒柜，一个书柜，连在一起的，时髦得很。”

“可……可那得要多少好木料啊？咱们家哪有那个钱？”我娘满脸愁容。

“所以才要借。”我爹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要让陈家的人看看，我陈建国，不止会打两把破椅子！”

他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那盒月饼，那场争吵，像一把锥子，深深地刺痛了我爹的自尊心。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把他认为被践踏的尊严，一点一点地重新捡回来。

他要用他最擅长的手艺，去对抗那种用金钱和权力堆砌起来的优越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家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而忙碌。

我娘第二天就回了娘家，回来时眼圈红红的，但手里多了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我知道，那里面是舅舅东拼西凑借来的钱，也是我们家未来的希望。

我爹拿着钱，跑了好几趟县里的木材市场，亲自挑选木料。他把那些最好的松木、水曲柳木板拉回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木工房里。

从那天起，木工房的门就很少再打开了。我爹把自己关在里面，像一个闭关修炼的匠人。每天天不亮，我就能听到里面传来锯子和刨子的声音，一直要响到深夜。

我娘每天把饭菜做好，端到木工房门口，我爹就着门口的光，三两口扒完，又一头扎进去。他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院子里的人都觉得我爹“魔怔”了。

大伯母王琴不止一次地在院子里跟邻居们说风凉话：“哎，有些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有那功夫，踏踏实实上工，不比啥都强？瞎折腾什么呢？”

大伯听到了，会象征性地呵斥她一句：“少说两句！”但他脸上的表情，分明也带着一丝不以为然。

只有我知道，我爹不是在瞎折腾。

我曾经偷偷地从木工房的窗户缝里往里看过。昏暗的灯光下，他专注地在木板上画线，每一个尺寸都用卡尺量了又量。他的刨子推出去，卷起的木花薄如蝉翼。他的凿子落下去，精准得像个外科医生。

那些冰冷的木头，在他的手下，仿佛被注入了生命，一点一点地显露出优美的轮廓和精致的细节。

那段时间，姑姑再也没有来过我们家。甚至，她连大伯家都很少来了。院子里，那道无形的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

一个月后，那套组合家具的雏形终于出来了。

那天傍晚，我爹打开了紧闭一个多月的木工房大门。他站在门口，像一个刚刚完成旷世杰作的艺术家，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掩饰不住的骄傲，对我娘说：“桂芬，过来看看。”

我娘和我跟着他走进木工房。

一瞬间，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一套崭新的，带着原木清香的组合家具，静静地立在工房中央。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左边是带玻璃门的书柜，中间是错落有致的电视柜和储物格，右边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酒柜。整个设计简洁大方，线条流畅，和我爹以前打的那些笨重的老式家具有着天壤之别。

家具表面被打磨得光滑如镜，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温暖柔和的光泽。每一个接榫，每一个转角，都处理得天衣无缝。

“建国……”我娘捂着嘴，眼睛里闪着泪花，“这……这是你做的？”

我爹没说话，只是用他那双布满老茧和伤口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家具的表面，眼神里充满了爱惜和自豪。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套家具。

这是我爹的宣言，是他沉默的反抗，是他用一个月的血汗，为自己，也为我们这个家，重新打造的一副“脸面”。

第4章 满院飘香的不是桂花

组合家具做好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小镇上传开了。

起初，只是几个相熟的邻居，被我爹请到木工房里“掌掌眼”。他们围着那套家具，啧啧称奇，满口的赞誉。

“建国，你这手艺，绝了！比县里家具厂做的还好！”

“这叫啥？组合柜？嘿，真洋气！放屋里得多气派！”

我爹站在一旁，嘴上谦虚地说着“瞎琢磨的”，但嘴角那压抑不住的笑意，却出卖了他内心的骄傲。

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来看家具的人越来越多，把我们家小小的院子都挤满了。甚至连镇上的一些“头面人物”都闻讯而来。

第一个找上门来订货的，是镇上粮站的马站长。他要给即将结婚的儿子置办新房，一眼就看中了我爹做的这套家具。

“陈师傅，”马站长拍着我爹的肩膀，语气十分恳切，“你开个价，这套家具，我要了！不，你给我再做一套一模一样的，用料要最好的！”

我爹沉吟了一下，报出了一个价格。

那个价格，让我娘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光是一套家具的工钱，就差不多是她和我爹两个人大半年的收入。

马站长却连价都没还，当场就拍下了一百块钱的定金，乐呵呵地走了。

这一下，彻底引爆了整个小镇。

原来木匠活儿还能这么干！原来一套家具能卖这么多钱！

我爹陈建国，这个平日里默默无闻，甚至有点被人瞧不起的木匠，一夜之间成了镇上的“红人”。上门来订家具的人络绎不绝，我爹的订单，一下子就排到了第二年开春。

我们家的生活，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直观的，是家里的伙食。我娘脸上的笑容多了，餐桌上开始隔三差五地能见到肉。她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白球鞋，还给我爹扯了块好布料，要做身新衣裳。

而我爹，他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是那个闷头喝酒，满腹心事的男人。他走路时腰杆挺得笔直，跟人说话时声音洪亮，眼睛里总是闪着自信的光。他把木工房扩建了，还收了两个徒弟。每天，我们院子里最响亮的声音，不再是大伯家传出的麻将声，而是我们家木工房里传出的，充满希望的“叮叮当当”的劳作声。

这期间，大伯一家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大伯母王琴不再说风凉话了。她见到我娘，会主动笑着打招呼，问一句“桂芬，忙着呢？”那笑容里，多少带了点讨好的味道。

大伯陈建军也来过木工房几次，背着手，装作不经意地转悠。他看着那些等着被加工的优质木料，看着我爹在徒弟面前指点江山的样子，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羡慕，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测的失落。

他大概从没想过，自己那个老实巴交的弟弟，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而姑姑陈秀英，自从中秋夜那次不欢而散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直到那年腊月，临近过年。

那天下午，下着小雪。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我娘惊讶的声音：“秀英？你怎么来了？”

我心里一动，跑到窗边偷偷往外看。

姑姑穿着一件厚棉袄，头上包着围巾，脸冻得通红。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上面盖着一块布，正局促不安地站在院子中间。

“二……二嫂。”姑姑的声音有点发颤，不敢看我娘的眼睛，“我……我来看看你们。”

我娘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了客套而疏离的笑容：“快进屋坐，外面冷。”

姑姑跟着我娘进了屋，把篮子放在桌上，揭开上面的布，里面是几条她自己家腌的腊鱼和一些自家种的青菜。

“知道你们忙，没空弄这些。这是我自家做的，不嫌弃就尝尝。”姑姑搓着手，局促地说。

屋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这时，我爹从木工房回来了。他一进门，看到姑姑，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收敛了。他没说话，只是走到炉子边，默默地烤着火，把后背留给了姑姑。

姑姑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她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双手无措地绞着自己的衣角。

还是我娘打破了沉默：“他爹，秀英来了，你没看见？”

我爹头也不回，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姑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咬着嘴唇，鼓足了勇气，对着我爹的背影说：“二哥，我……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跟你订套家具。”

我爹烤火的动作停住了。

屋子里静得能听到雪花落在窗户上的声音。

“我男人单位里分了新房子，开春就搬。我想……也置办一套你做的那种组合柜。”姑姑的声音越说越小，带着一丝恳求的意味，“二哥，我知道你现在活儿多，订单都排满了。你能不能……抽空帮我先做了？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我爹缓缓地转过身，看着她。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不出喜怒。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姑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姑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头都快埋到胸口里去了。

“我的活儿，是排满了。”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订单都记在本子上了，得按先来后到的规矩办。你要是想订，就去跟我徒弟说一声，让他给你记上。排到你，大概要明年夏天了。”

“夏天？”姑姑猛地抬起头，满脸的难以置信，“二哥，我们开春就要搬家了……你就不能……不能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通融一下吗？”

“兄妹？”我爹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却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陈秀英，你还记得你是我妹妹？中秋节那天，你拿着月饼从我家门口过，怎么不记得我是你二哥？”

姑姑的脸，瞬间血色尽失。

“我……”她张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二哥，那件事……是我不对。我……我给你道歉，行吗？”

“道歉就不必了。”我爹摆了摆手，重新转过身去，对着炉火，“我陈建国就是个木匠，认的是规矩，不认什么人情。你要订家具，就按规矩排队。你要是等不及，就去县里家具厂买。他们那是大厂，出货快。”

说完，他再也不多说一个字。

空气，冷到了冰点。

姑姑站在屋子中央，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她看着我爹决绝的背影，又看了看一脸为难的我娘，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充满了悔恨、无助和哀求的眼神。

最终，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背胡乱地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快步跑了出去，消失在风雪里。

桌上，那篮子腊鱼和青菜，还孤零零地放在那里，像一个无人理会的，迟来的歉意。

那年冬天，我们家院子里，满院飘香的，不再是秋天的桂花，而是我爹用手艺和骨气，挣回来的尊严的味道。

第5章 时间的刻度

姑姑在风雪中哭着离开后，我们家的日子，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我爹的“建国家具”名声越来越响，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在镇子边上租了个更大的厂房，正式挂牌，招了十几个工人。他自己当厂长兼总设计师，每天穿着一身干净的工作服，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在镇上和厂房之间来回穿梭，忙得脚不沾地。

我们家也从那个住了几十年的老院子，搬进了镇上新盖的二层小楼。有了自己的客厅，自己的卧室，甚至还有了抽水马桶。

生活好起来了，但那道因为一盒月饼而产生的裂痕，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

姑姑最终没有在我爹这里订家具。我后来听人说，她托了好多关系，从县里的家具厂买了一套现成的，质量和我爹做的，差了一大截。搬新家那天，她家冷冷清清，我们家和大伯家，都没有人过去。

大伯陈建军的日子，却在走下坡路。九十年代初，乡镇企业改革，他所在的砖窑厂效益越来越差，最后倒闭了。他从一个风光的副厂长，变成了一个下岗工人，整个人都蔫了下去，每天靠打点零工和打麻将度日。

大伯母王琴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终日的愁眉不展。她几次三番地想让我娘去跟我爹说说，看能不能让堂哥陈伟进我爹的家具厂上班。

我娘心软，跟我爹提过两次。

第一次，我爹正在看图纸，头也不抬地说：“厂里不养闲人，招工得考试。他要是能考上，就来。”

第二次，我爹干脆把笔一放，看着我娘，很严肃地说：“桂芬，你记着，咱们家的日子，是靠我一刨子一凿子干出来的，不是靠谁施舍的。当年咱们被人家踩在脚底下的时候，谁拉过咱们一把？现在想沾光了？没那么容易。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我娘叹了口气，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堂哥陈伟最后也没来我爹的厂里，他南下广东去打工了，据说混得并不好，几年才回来一次。

时间就像一把刻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刻下了不同的痕迹。

我上了初中，高中，然后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室内设计。这或许是受了我爹潜移默化的影响。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和他聊起最新的家具设计理念，聊起人体工程学，他听得津津有味，厂里后来推出的几个爆款，就有我出的主意。

我和我爹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亲近。我理解了他当年的固执和骄傲，也敬佩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有一年暑假，我回家，看到我爹正在库房里整理一批旧木料。其中有一对落满了灰尘的，样式古朴的樟木箱子。

“爸，这箱子还留着呢？”我随口问。

我爹拍了拍箱子上的灰，眼神变得有些悠远：“留着吧。这是当年给你姑姑做的嫁妆。她没要，说太小家子气，后来我又给拿回来了。”

我心里一震。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往事。

我爹看着那对箱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你姑姑……其实也不容易。你姑父家条件不好，兄弟又多，她嫁过去，没少受气。你大伯那时候帮她多，她心里记着，这没错。只是……她做事太绝，伤人心。”

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听见我爹用如此平静的语气，提起姑姑。没有了当年的愤怒和怨恨，只剩下一种过来人的，淡淡的沧桑。

“爸，”我试探着问，“这么多年了，你……还生姑姑的气吗？”

我爹没直接回答，他只是反问我：“小默，你说，是情分重要，还是规矩重要？”

我想了想，说：“都重要。但没了情分，规矩就变得冷冰冰的了。”

我爹赞许地点了点头，叹了口气：“是啊。当年，是我心里那口气憋着，非要争个对错。现在想想，一家人，哪有那么多对错。我争赢了规矩，却把情分给弄丢了。”

他顿了顿，又说：“你姑姑后来托人传话，想把当年那两把椅子买回去。我没卖。不是赌气，是觉得……东西还在，人情却回不去了，留着也没意思。”

我这才知道，那两把椅子，竟然也成了他们兄妹之间一个解不开的结。

岁月流转，我们家和大伯家、姑姑家，就像三条并行的线，再也没有过多的交集。奶奶去世的时候，大家在葬礼上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然后各自散去。

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疏离，已经无法改变。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每次回家，看着父亲日渐花白的头发和母亲脸上越来越多的皱纹，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家赢得了“脸面”，赢得了富足的生活，但那个曾经完整的“家”，却再也回不去了。

那盒1986年的五仁月饼，像一根拔不掉的刺，深深地扎在了我们三家人的心里。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即便是时间，也未必能将它完全抚平。

第6章 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和解

转眼，就到了2016年。

父亲的家具厂已经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他和母亲过上了退休生活。大伯因为长年累月地打麻将和酗酒，身体垮了，中风偏瘫，常年卧床。姑姑也老了，姑父前几年因病去世，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日子过得很是冷清。

那年中秋前，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小默啊，你姑姑……病了，挺严重的，在县医院住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疲惫和担忧。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病？”

“肝上的毛病，医生说……不太好。”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那个曾经精明干练，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姑姑，如今也敌不过病魔的侵蚀。

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提前回一趟老家。

回到家，我先去看望了父亲。他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比前几年更显苍老。

我把姑姑生病住院的事跟他说了。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只是慢慢地把报纸叠好，放在一边。

“知道了。”他淡淡地应了一句，看不出什么情绪。

“爸，要不……我们去看看她吧？”我小心翼翼地提议。

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站起身，走回了屋里。

第二天，我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一个人去了县医院。

在病房里，我见到了姑姑。她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蜡黄的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头发也白了大半。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才亮起了一丝光。

“小默……你……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嘶哑而虚弱。

“姑姑，我回来看看您。”我把东西放下，在她床边坐下。

我们聊了些家常，她问我的工作，问我的孩子，我问她的病情。她说话很吃力，说几句就要喘半天。

临走的时候，她忽然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干枯冰冷，像一截枯树枝。

“小默，”她看着我，眼睛里忽然噙满了泪水，“你……你跟你爸说，就说……我对不起他。这辈子，是我欠了他的……”

我的心猛地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姑姑，都过去了。”我只能这么安慰她。

从医院出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我直接开车回了老宅，那个我们早已不住，但父亲始终不肯卖掉的老院子。

我推开虚掩的院门，看到父亲正站在那间老旧的木工房门口，静静地看着里面。

我走过去，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工房里，那对当年他给姑姑打的樟木箱子，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静静地放在角落。而在箱子旁边，还放着两把崭新的，样式古朴的太师椅。

那椅子的造型，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和当年父亲画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

“爸……”我喉咙有些发哽。

父亲没有回头，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你姑姑住院前，托人带话，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坐上我亲手打的椅子。”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花了半个月，又重新做了两把。用的，是当年剩下的料子。”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这个固执了一辈子的男人，这个用“规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父亲，他的心里，其实一直都为那个妹妹，留着最柔软的一块地方。

他嘴上说着不原谅，却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了那个横亘了三十年的遗憾。

“爸，我们……去医院吧。”我走上前，扶住他的胳膊，“把椅子，带上。”

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拒绝。

那天下午，我们借了一辆三轮车。父亲亲自把那两把椅子小心翼翼地搬上车，用棉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生怕磕碰到一点。

当我们推着椅子，出现在病房门口时，姑姑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看着我父亲，又看看那两把椅子，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

父亲走上前，把椅子放在她的病床边，声音嘶哑地说：“秀英，二哥……来看你了。”

“二哥！”姑姑终于哭出了声，那哭声里，有委屈，有悔恨，有三十年都未曾说出口的歉疚。

父亲的眼圈也红了，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笨拙地拍了拍姑姑的肩膀：“好了，别哭了。都过去了。”

那天，他们在病房里，聊了很久很久。

他们聊起了小时候一起掏鸟窝、偷红薯的往事，聊起了各自的儿女，聊起了这些年的不易。他们谁也没有再提那盒月饼，但彼此心里都清楚，那个结，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解开了。

出院后，姑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那年中秋节，我特地从省城赶了回来。我买了一盒最贵的广式双黄莲蓉月饼，先去了姑姑家。

她就坐父亲给她做的那把太师椅上，精神看着还不错。

我把月饼递到她手上。

她摩挲着精美的铁盒边缘，忽然抬起头，看着我，问出了那个问题：“小默，你还记恨姑姑吗？”

我摇了摇头，笑着说：“姑姑，我只记得，小时候你给我买过两毛钱一根的冰棍，可甜了。”

姑姑笑了，眼角的皱纹里，闪着泪光。

离开姑姑家，我又提着一盒一模一样的月饼，去了大伯家。

大伯躺在床上，已经不太能说话了。大伯母王琴接过月饼，连声说着谢谢，态度谦卑得让我有些不适应。我陪着他们坐了一会儿，看着这个曾经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的家庭，如今的落魄光景，心里没有快意，只有一声叹息。

最后，我回到了自己家。

父亲和母亲正在准备晚饭。我把月饼放在桌上。

父亲看了一眼，说：“今年，把他们都叫过来吧，一起过个节。”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那天晚上，是我们陈家三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姑姑坐着轮椅来了，大伯也被堂哥陈伟背了过来。我们三家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桌子中央，摆着切好的月饼，有我买的广式莲蓉，也有父亲特地让老点心铺子做的，1986年那种老式的五仁月饼。

父亲举起酒杯，看着我们，缓缓地说：“都过去了。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往后，要好好的。”

所有人都举起了杯，眼眶湿润。

窗外，一轮明月，高悬夜空，清辉洒满大地。

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时间无法化解的。如果有，那或许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与自己的固执和解，如何与家人的不完美和解。

那盒绕道走的月饼，曾是我们家的一道伤疤。而今，它终于变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情的冷暖，也照见了亲情的珍贵。

来源：幽默糯米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