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那头，那个陌生的年轻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他说，他是孙敬山爷爷的孙子，他终于找到了我们，是为了替十五年前孤独离世的爷爷，给我爸磕个头。

电话那头，那个陌生的年轻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他说，他是孙敬山爷爷的孙子，他终于找到了我们，是为了替十五年前孤独离世的爷爷，给我爸磕个头。

那一瞬间，我爸陈建国正戴着老花镜，专心致志地修理一个吱呀作响的旧板凳，听到我的转述，他满是木屑和岁月痕迹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

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长得足以让一个少年长大成人，长得足以让浓烈的记忆褪色成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当年那场冷清的葬礼，母亲王秀莲的抱怨，邻居们的窃窃私语，以及父亲为此花掉的、我们家当时近半年的积蓄，都早已沉淀在时间的河底，几乎快被我们遗忘了。

我一直以为，父亲当年的那份“多管闲事”，就像一颗投进深潭的石子，除了荡开几圈无人喝彩的涟漪，便再无回响。

可我的思绪，却一下子被这个电话，狠狠拽回了2008年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一切，都得从孙爷爷屋里飘出的那股奇怪的味道说起。

第1章 筒子楼里的怪味

我们家住的是老国营厂的筒子楼，一整条走廊串起十几户人家，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这种地方，最大的好处是热闹，最大的坏处是毫无隐私。谁家晚上多炒了个鸡蛋，那香味能馋哭隔壁三家的孩子；谁家夫妻俩拌了句嘴，不出半小时，整栋楼都能知道个大概。

孙敬山爷爷，就住在我家斜对门。

他是个很特别的老人，在这片喧闹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楼里，他像一个沉默的休止符。我们这些孩子都叫他孙爷爷，但大人们都喊他“孙工”，据说他退休前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懂好几国语言，是当年苏联援建时留下来的技术骨干。

可这些“光辉历史”，并不能让他晚年的生活变得更热闹些。他无儿无女，老伴也走了十几年，一个人守着那间小小的单身宿舍，把日子过得像一杯搁凉了的白开水，无声无色，无滋无味。

孙爷爷很高，背却总是微微佝偻着，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戴一副黑框的深度近视眼镜。他不爱串门，不爱凑热闹，每天的生活轨迹像钟摆一样规律：早上提着布袋去菜场，中午在屋里听收音机里的京剧，下午就搬个小马扎坐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一坐就是一下午，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直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爸陈建国，是这条走廊里少数能和孙爷爷说上几句话的人。我爸是个木匠，厂里效益不好后，就靠着这手艺接点私活养家。他话不多，但手艺好，人也实诚。他总说，孙爷爷是文化人，是厂里的功臣，我们得敬着。

所以，逢年过节，我妈王秀莲包了饺子，总会让我爸端一碗过去。孙爷爷每次都推辞，说“使不得，使不得”，但接过去的时候，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会微微发抖。他会从屋里拿出一两个苹果或者几块糖硬塞给我，那是他屋里为数不多的“零食”。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看孙爷爷坐的那个小马扎坏了一条腿，摇摇晃晃的，第二天就利用手边的废料，给他重新做了一个，打磨得光滑锃亮。孙爷爷摩挲着那崭新的马扎，嘴唇翕动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建国，好人呐。”

我爸回来，我妈一边择菜一边念叨：“你就是个烂好人，家里柜子腿都松了也不见你修，外人的事倒上心。”

我爸嘿嘿一笑，也不反驳，只是闷头抽着烟。这种场景，在我家是常态。我爸的心肠像他刨花堆里那些松软的木头，而我妈的心，则像她手里的算盘珠子，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她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太苦，让她必须精打细算。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在窗外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黏糊糊的，像化不开的麦芽糖。大概有三四天，我们都没见到孙爷爷出门。

起初谁也没在意，他本就深居简出。可到了第五天，一股奇怪的味道开始在走廊里若有若无地飘散。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味道，有点像坏掉的咸鱼，又夹杂着一丝说不出的腐败气息。

邻居们开始抱怨，捏着鼻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猜测是谁家忘了倒垃圾。我妈也嘀咕：“这什么味儿啊，熏死人了。”

只有我爸，他站在孙爷爷门口，皱着眉头闻了半天，脸色一点点变得凝重起来。他敲了敲那扇紧闭的、漆皮斑驳的木门。

“孙工？孙工，在家吗？”

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他又加重了力道，门板发出沉闷的“咚咚”声，震得门框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

“孙工！我是陈建国啊！您开开门！”

依然是一片死寂。那股怪味，似乎更浓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瞬间缠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走廊里原本的嘈杂消失了，大家屏住呼吸，目光都聚焦在那扇门上。

我爸回头看了一眼聚拢过来的邻居，又看了看我妈。我妈的脸上也写满了紧张，她下意识地把我拉到她身后。

“不行，得进去看看。”我爸沉声说，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第2章 一扇撞开的门

“建国，你别乱来！”我妈一把拉住我爸的胳膊，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丝颤抖，“这……这万一……多晦气啊！”

周围的邻居也纷纷附和。

“是啊老陈，还是等社区干部来吧。”

“对对，或者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核心意思只有一个：这事儿邪门，谁也别去沾。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尤其是在这种老旧的筒子楼里，人们对“生死”之类的事，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和忌讳。

我爸环视了一圈众人，平日里温和的眼神此刻却异常坚定。他把我妈的手轻轻拿开，说：“等不了了。万一孙工只是病了，摔倒了呢？多等一分钟，就少一分救回来的可能。”

他又转向邻居张大伯，他是楼长。“张哥，你去找社区，我先进去。真要有什么事，我担着。”

说完，他不再理会众人的劝阻，后退几步，深吸一口气，用他那壮硕的肩膀，狠狠地撞向了那扇门。

“砰！”

一声巨响，整条走廊都为之一震。老旧的木门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锁舌在门框里顽固地抵抗着。

“砰！”

第二下，门框周围的墙皮都开始剥落。我能看到我爸的脸上憋得通红，额角的青筋一根根暴起。

我妈紧张地攥着我的手，指甲都快掐进了我的肉里。

“砰！”

第三下，门锁再也支撑不住，伴随着木头断裂的“咔嚓”声，门被撞开了。

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气味，如同实质性的冲击波，瞬间从门里喷涌而出，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捂住了口鼻。

我爸却像没闻到一样，第一个冲了进去。

我也忍不住好奇，从我妈身后探出头，朝那间只在记忆中留下模糊印象的屋子看去。

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从门缝里透进的一点光亮。家具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掉了漆的衣柜。孙爷爷就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仿佛只是睡着了。

可谁都知道，他不是睡着了。

我爸走到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伸出手，探了探孙爷爷的鼻息。随即，他的肩膀垮了下来。他转过身，对外面的人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人……已经走了。”

走廊里一片哗然，随即又陷入了更深的寂静。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当它被证实的那一刻，还是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我妈的眼圈红了，她拉着我，嘴里不停地念叨：“作孽啊，真是作孽啊……这么个好人，怎么就……”

很快，社区干部和警察都来了。拉起了警戒线，开始勘察、做笔录。我们这些邻居被要求待在自己家里。

我隔着门缝，看到警察进进出出，法医也来了。我爸作为第一个发现者，被叫到一边问了很久的话。他的背影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有些萧索。

最终，官方结论出来了：孙敬山，男，78岁，因突发心肌梗死，在家中去世。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五天前。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结论，却描绘了一个无比悲凉的场景：一个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身边没有任何人。他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如果不是因为夏天的炎热加速了身体的腐化，或许还要更久才能被人发现。

警察开始尝试联系孙爷爷的亲属。他们翻遍了屋里所有的抽屉和本子，只找到一个早已停机的座机号码，和一个地址模糊的、十几年前的信封。据说孙爷爷有个儿子，早年间因为一些矛盾，断了联系，后来听说出国了，从此杳无音信。

社区也想办法了，通过厂里的人事档案，联系了一些孙爷爷的老同事、老部下，可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哦，是他啊，好多年没联系了”，或者“唉，知道了，节哀吧”，然后便没了下文。

人情冷暖，在这一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孙爷爷的遗体被殡仪馆的车拉走了。警察撤了，邻居们也都散了，走廊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有那扇被撞坏的门，和空气中久久不散的异味，证明着这里刚刚发生过什么。

当天晚上，我家的气氛异常沉重。我妈炒了两个菜，谁都没什么胃口。

“这事儿就算完了？”我爸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突然开口问。

我妈叹了口气：“不然呢？人家又没亲人，社区会处理的吧，大概就是直接火化了事。”

“那怎么行！”我爸猛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声音不大，却把我吓了一跳，“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个说法，得体体面面地走。就这么烧了，骨灰都没人领，那成什么了？孤魂野鬼吗？”

我妈皱起眉头：“陈建国，你又想干什么？这事跟我们没关系！你今天撞门已经够晦气的了，还想怎么样？”

我爸看着我妈，一字一句地说：“没人管，我管。我要给孙工办个像样的葬礼。”

第3章 一场没有亲人的葬礼

我妈手里的碗“当”的一声落在桌上，汤汁溅了出来。

“你疯了？！”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置信，“陈建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我一天到晚省吃俭用，一块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你倒好，要去给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办葬礼？”

“孙工不是外人，他是我们的邻居，是厂里的功臣。”我爸的语气很平静，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倔强。

“邻居？邻居多了去了！整栋楼的人谁管了？就你逞能！功臣？那是厂里该管的事，是国家该管的事，轮得到你一个下岗木匠来管？”我妈气得胸口起伏，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你知不知道办个葬礼要多少钱？买骨灰盒，租告别厅，请车，哪一样不要钱？咱家小默马上要上高中了，学费、生活费，哪样不是钱？你把钱花在这上面，儿子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我妈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句句都打在最现实的地方。确实，我们家不富裕。父亲靠着零散的木工活，母亲在外面打点零工，收入很不稳定。每一笔开销，母亲都要记在小本本上，反复盘算。

我爸沉默了。他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小小的饭桌上空烟雾缭绕。

我知道，我爸动摇了。他是个顾家的男人，我妈说的话，他不能不考虑。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和我妈压抑的抽泣声。

过了很久，我爸才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秀莲，”他沙哑地开口，“钱的事，我想办法。我可以多接点活，晚上不睡觉也干。但是孙工这事，我必须管。”

他看着我妈，又看看我，声音放缓了些：“我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就认一个理儿：做人，得讲良心。孙工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我们看见了，知道了，如果就这么扭头当没看见，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我撞开了他家的门，就得负责把他送走。不然，我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你想想，等我们老了，要是也遇到这种事，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心里能好受吗？将心比心啊。”

我爸的话，朴实得掉渣，却像一把重锤，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我妈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她了解我爸，他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最终，她擦了擦眼泪，从卧室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了好几层的东西，放在桌上。打开来，是一沓零零散散的钞票，有整有零。

“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三千六百二十八块五。”她看着我爸，眼神复杂，“你拿去吧。但是陈建国，我告诉你，花了这笔钱，下半年咱家就得顿顿喝粥。小默的学费，你自己想办法。”

说完，她转身进了房间，关上了门。

我爸看着桌上的钱，眼圈也红了。他把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对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儿子，别怪，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吃饭，菜都凉了。”

那一晚，我爸几乎没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用他那双粗糙的手，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我凑过去看，他是在列一个单子：联系殡仪馆、预定告别厅、买寿衣、选骨灰盒……每一项后面，都标注着他从各处打听来的价格。

接下来的几天，我爸就像个陀螺一样转了起来。他先是去了社区，签了一堆文件，以“社区委托人”和“邻居”的身份，把孙爷爷的身后事揽了下来。社区的王主任拍着我爸的肩膀，感慨地说：“老陈，你真是个好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然后，他跑殡仪馆，跑寿衣店，跑所有跟丧葬有关的地方。他不懂那些流程，就一遍遍地问，耐着性子听别人解释。为了省钱，他什么都选最便宜的。寿衣是处理的旧款式，骨灰盒是最普通的那种，告别厅也是最小的。即便如此，那三千多块钱，还是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

那几天，我家的气氛很压抑。我妈不跟我爸说话，每天默默地做饭、洗衣，只是眼角的皱纹似乎又深了些。邻居们看我爸的眼神也怪怪的，有佩服的，但更多的是不解和疏远，仿佛我们家做了什么不吉利的事情。

我走在楼道里，都能听到背后的议论声。

“看陈建我，真是吃饱了撑的。”

“就是，图啥呀？又不是他爹。”

“听说把家底都掏空了，他老婆都快跟他闹离婚了。”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得我心里难受。我为我爸感到不值，也有些埋怨他的“固执”。

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毛毛雨。

告别厅里冷冷清清，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只有社区的王主任和两个工作人员，还有楼长张大伯夫妇。孙爷爷的遗像摆在正中央，照片上的他穿着干净的中山装，戴着眼镜，神情严肃，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清高。

我爸穿着他最好的一件外套，胸前别着一朵白花，以家属的身份，站在最前面，向每一个前来告别的人鞠躬。可前来告别的，寥寥无几。

整个仪式简单而肃穆。哀乐响起时，我看到我爸的肩膀在微微颤抖。他没有哭，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眼眶通红。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是想起了孙爷爷一个人坐在窗边的孤独背影，或许是想起了他撞开门时看到的悲凉景象，又或许，他只是在为一个生命的逝去，致以最朴素的哀悼。

火化后，我爸捧着那个沉甸甸的骨灰盒，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没有把骨灰盒寄存在殡仪馆，因为那又是一笔费用。他把它带回了家。

我妈看到骨灰盒，脸色刷地一下白了，但这次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回了房间。

我爸把骨灰盒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暂时放在了我们家储藏室的最高处。他对我说：“小默，等爸攒够了钱，就去公墓给孙爷爷买个地方，让他入土为安。人啊，总得有个归宿。”

那天晚上，我爸喝了很多酒，一个人。他醉了，拉着我的手，反复说着一句话：

“儿子，记住，人可以穷，但心不能穷。咱们做的事，得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第4章 尘封的十五年

孙爷爷的葬礼，像一块石头，在我们家平静的生活里砸出了一个大坑，然后又被时间慢慢填平。

日子，终究还是要回到柴米油盐的轨道上来。

我妈说得没错，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接下来的大半年，我家的饭桌上几乎见不到荤腥。我爸为了兑现他对“不影响我学业”的承诺，疯了一样地接活。白天在外面帮人打家具、做装修，晚上回来，就在楼道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做些小件。刨子的声音、锯子的声音，常常响到深夜。

他的背更驼了，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原本乌黑的头发里，也开始夹杂着明显的银丝。

我妈嘴上不说，但行动上却默默支持着。她找了份去食堂帮厨的活，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一身油烟味地回来。她会把食堂里偶尔剩下的一点肉菜，小心翼翼地用饭盒装回来，说是给我补身体。

那段时间，我们一家三口，像三只在风雨中依偎前行的蚂蚁，虽然辛苦，却谁也没有再提那件事，仿佛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禁忌。

孙爷爷的骨灰盒，在储藏室里一放就是两年。

两年后，我爸终于攒够了一笔钱。他没有像我妈期望的那样，把钱存起来，而是第一时间去市郊的公墓，给孙爷爷买了一个最便宜、最偏僻的墓地。

下葬那天，还是我们一家三口。我爸亲手把骨灰盒放进墓穴，又亲手把土填上。他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只刻着一行字：故友孙敬山之墓。

落款是：邻人陈建国。

做完这一切，我爸像是完成了一件天大的心事，整个人都轻松了。回去的路上，他对我和我妈说：“好了，这下，孙工算是入土为安了。”

我妈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轻轻“嗯”了一声，听不出什么情绪。

从那以后，孙爷爷这个名字，就很少再被提起了。那间屋子，也被社区收回，重新粉刷后，住进了一户新邻居。筒子楼依旧喧闹，生活依旧琐碎。

时间是最伟大的魔术师，它能抚平伤痛，也能模糊记忆。

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结婚、生子。我们家也从那个拥挤的筒子楼，搬进了宽敞的商品房。父亲的木工手艺，在那个追求效率和流水线的时代，渐渐变得无用武之地，他彻底退休了，每天养养花，弄弄草，偶尔帮邻居修修补补。母亲也退休了，开始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

他们的头发都白了，皱纹也深了，当年的争吵和窘迫，都成了可以笑着说起的往事。

有一次家庭聚会，我们聊起往事，我妻子好奇地问起我爸当年那件“壮举”。

我妈喝了口茶，笑着说：“你爸啊，就是个一根筋的老顽固。那时候差点没把我气死。不过说真的，现在想想，也多亏了他这股傻劲儿。不然，这事放我心里，也得膈应一辈子。”

我爸在一旁摆弄着他的茶具，咧着嘴笑，也不说话。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显得格外柔和。

我以为，关于孙爷爷的故事，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传奇，一个用来教育我“做人要善良”的范本，一个证明我父亲品格的勋章。

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将永远地被尘封在记忆里。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我开始理解父亲当年的“固执”，也开始体会母亲当年的“无奈”。生活，总是在不断地教育我们。

直到那天，那个电话打了过来。

第5章 迟到了十五年的电话

那天是个周末，我带着妻儿回父母家吃饭。父亲正在阳台上摆弄他那些花花草草，母亲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

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外地号码。

我随手接起：“喂，你好。”

“您好，请问……请问是陈默先生吗？陈建国是您的父亲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年轻，但带着一种明显的紧张和激动，普通话里夹杂着一些南方的口音。

“是我，您是哪位？”我有些疑惑。

“我……我叫孙远，孙敬山的孙子。”

“孙敬山？”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深处一把生了锈的锁。我愣住了，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是的，我爷爷，孙敬山。十五年前，在……在你们家对门去世的那个……”对方的声音哽咽了，似乎在极力控制着情绪。

我的心猛地一跳，几乎是下意识地看向客厅里正在看电视的父亲。

“哦……哦！我想起来了！孙爷爷……你好你好！”我赶紧说道，声音也有些不自然。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很冒昧。”孙远在那头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下来，“我找了你们很久。我爷爷当年的档案太模糊了，厂子也搬迁了，我通过很多关系，才查到你们家以前的地址，又通过老邻居，才要到您的电话。”

“没关系，没关系。你……你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到了压抑不住的哭声。

“陈先生，我……我打电话来，是想谢谢你们，谢谢你父亲。我刚从您家以前的邻居张大伯那里，听说了所有的事情……我……”他泣不成声，话都说不完整。

“我替我爷爷，谢谢你父亲。如果不是他，我爷爷……我爷爷就真的成了孤魂野鬼了。这份恩情，我们孙家没齿难忘。”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捂着话筒，走到阳台，把手机递给我爸：“爸，找你的。”

“谁啊？”我爸擦了擦手，接过电话。

“喂？”

我看到我爸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再到激动。他的嘴唇微微颤抖，拿着电话的手也开始发抖。他没有说太多话，只是不停地“嗯”、“唉”、“好”、“孩子，不怪你”……

挂了电话，我爸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我看到他浑浊的老眼里，噙满了泪水。

“爸，怎么了？”我妈也从厨房里出来了，关切地问。

我爸摇了摇头，把手机还给我，走到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是孙工的孙子。”他声音沙哑地说。

然后，在我和母亲震惊的目光中，他把孙远在电话里说的事情，断断续续地讲了出来。

原来，孙爷爷的儿子，也就是孙远的父亲，当年并非是和家里闹矛盾，而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迫远走他乡，后来辗转到了海外。那些年，他们不是不想联系，而是不能。信件被退回，电话打不通，他们与国内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十多年前，政策松动，他们才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国内的亲人。可那时候，孙爷爷已经从原来的大院搬到了我们住的筒子楼，厂里的人事变动又大，他们找了很久，都杳无音讯。

孙远的父亲，在几年前带着遗憾去世了，临终前，他唯一的嘱托，就是让儿子一定要找到爷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孙远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他回国创业，一边打拼，一边继续寻找爷爷的下落。他就像一个大海捞针的人，凭着一点点模糊的线索，在茫茫人海中寻找。

终于，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当年那个国营厂的退休办，从一份尘封的档案里，查到了孙爷爷最后的住址。他找到了那栋早已物是人非的筒子楼，找到了还住在附近的张大伯。

张大伯把十五年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包括我爸如何撞开那扇门，如何顶着所有人的不解和压力，自掏腰包，为他的爷爷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

“那孩子在电话里哭得……唉……”我爸掐灭了烟，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说，他马上就过来，要当面……当面给我磕头。”

我妈听完，早已是泪流满面。她走到我爸身边，握住他那双粗糙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

我转过身，望向窗外。夕阳正缓缓落下，将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第6章 一场迟到了十五年的叩首

三天后，孙远来了。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我们家楼下。我和我爸一起下楼去接他。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事业有成。只是他的眼睛红肿着，脸上满是风尘仆仆的疲惫和难以掩饰的悲伤。

他见到我爸，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当年那个能用肩膀撞开一扇门的壮年汉子，如今已是这般白发苍苍的模样。

他快步走上前，嘴唇颤抖着，叫了一声：“陈伯伯。”

然后，在我和我爸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双膝一软，“噗通”一声，就直挺挺地跪在了我爸面前，对着坚硬的水泥地，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每一个，都那么用力，那么实在。

“使不得！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我爸慌了神，赶紧上前去扶他。我也连忙过去帮忙。

孙远却执意不肯起，他抬起头，额头已经红了一片，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陈伯伯，这一拜，是替我爷爷拜的，感谢您让他老人家走得有尊严。这一拜，是替我父亲拜的，感谢您完成了他一生的夙愿。这最后一拜，是我自己拜的，感谢您为我们孙家保留了最后的体面和香火。这份大恩，我们没齿难忘！”

我爸的眼圈也红了，他用力把孙远从地上拉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都过去了，快起来，地上凉。”

回到家里，我妈早已泡好了热茶。孙远一进门，又想给我妈行礼，被我妈手疾眼快地拦住了。

“好孩子，快坐，快坐。别这样，我们受不起。”我妈拉着他坐下，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怜爱和心疼。

孙远从随身带来的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爸面前。

“陈伯伯，这里面是二十万。我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法报答您当年的恩情。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当年您为我爷爷办后事的钱，还有这些年墓地的维护费，请您务必收下。”

我爸看都没看那个信封，直接就推了回去，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小远，你要是这样，就是看不起我陈建国了。”他沉声说，“我当年做那件事，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谁的感谢。我就是图个心安，图个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爷爷是我邻居，我尊敬他，就这么简单。”

“钱，我一分都不会要。你要是真有心，明天，就陪我们老两口，一起去看看你爷爷，给他烧点纸，跟他说说话，告诉他，他的孙子出息了，回来看他了。这就比什么都强。”

孙远愣住了，他看着我爸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我妈和我，最终，他没有再坚持。他站起身，对着我爸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伯伯，我明白了。您是我见过的，最高尚的人。”

第二天，我们陪着孙远去了市郊的公墓。

十五年的风雨，让那块小小的墓碑显得有些陈旧，但周围被打扫得很干净。我爸妈每年清明都会过来，拔拔草，擦擦碑。

孙远在墓碑前长跪不起，把带来的祭品一样样摆好，点上香，烧着纸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跟墓碑里的爷爷说着话。

他说着父亲在海外的艰辛，说着自己创业的不易，说着对爷爷无尽的思念和悔恨。他哭得像个孩子，把这十五年来积压的所有情感，都宣泄了出来。

我和爸妈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去打扰他。风吹过山坡上的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应和着他的哭诉。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爸当年种下的那颗善良的种子，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沉寂之后，终于开出了一朵最温暖的花。它不仅仅是告慰了逝者的灵魂，更是治愈了生者的伤痛。

孙远在我们市待了一个星期。他没有住酒店，就住在我家。我妈把他当亲侄子一样对待，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我爸则把他当成了忘年交，两人经常一聊就是大半夜。孙远给我们讲国外的见闻，讲创业的经历；我爸则给他讲厂里的旧事，讲孙爷爷生前的点点滴滴。

那几天，我们家充满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孙远的存在，仿佛填补了我们家某种情感上的空缺。

临走前，孙远还是留下了一张银行卡。这次，他没有当面给我爸，而是悄悄塞给了我。

“陈哥，伯父的脾气我了解。这钱，不是报答，也不是感谢。”他真诚地看着我，“这是我们做晚辈的一点孝心。伯父伯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收下。密码是爷爷的生日。就当是……爷爷给二老的养老钱。”

“另外，”他顿了顿，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公司，正在发展期。陈哥，你如果有兴趣，随时可以来帮我。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却又无比沉重的银行卡，看着他真诚的眼睛，我知道，我无法拒绝。

送走孙远那天，我爸妈一直把他送到安检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爸一言不发。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平静。

回到家，我把那张银行卡拿了出来，告诉了他们实情。

我妈听完，叹了口气，看着我爸说：“老头子，看来，你当年做对了。”

我爸没说话，他走到阳台，看着窗外。许久，他才缓缓开口，像是对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木匠。我也不求什么回报。我就是觉得，人活在世上，不能太冷。邻里之间，能搭把手，就搭把手。人心要是都冷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他的话，依旧那么朴实。

但这一次，我听懂了。我终于彻底理解了十五年前，那个在所有人的不解中，固执地要去为一位孤独老人送行的父亲。

他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个逝者的尊严，更是一种正在被我们这个时代渐渐遗忘的东西——那种不计得失、发自内心的、人与人之间最古老、最纯粹的温暖和情义。

而这份温暖，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漫长时光后，最终以一种我们谁也未曾想到的方式，回馈到了我们自己身上。它告诉我们，你付出的一切善良，岁月终将以它的方式，温柔以报。

来源：幽默糯米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