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李秀英时，她指着身边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笑着对我说：“建国哥，这是我爱人，镇上的物理老师。”

多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李秀英时，她指着身边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笑着对我说：“建国哥，这是我爱人，镇上的物理老师。”

那一刻，隔在我与1971年那个沉闷夜晚之间的，是三十年的城市风雨，是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午夜，是我书柜里那本从未寄出的、夹着道歉信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用半生去证明那个选择是对的，却也用半生去咀嚼那个选择留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思绪像失控的潮水，一下子退回了那个改变一切的起点——黄土塬上，煤油灯下，李大山队长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

第1章 黄土塬上的风

1971年的秋风，刮在陕北的黄土塬上，像是带着沙砾的锉刀，能把人脸上最后一丝血色都给刮走。

我和赵卫东缩在土坯垒成的知青点里，就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分食着一个冰凉的玉米面馍馍。灯芯结了老大一朵黑色的灯花，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拉得老长，像两个瘦骨嶙峋的鬼。

“建国，你说咱们这辈子，还能回去吗？”赵卫东把最后一口馍馍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问。他的嘴唇干裂得起了皮，眼里是和这煤油灯一样黯淡的光。

我没说话，只是把手里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牛虻》又往灯火下凑了凑。书页已经泛黄，字迹却像烙铁一样烫进我心里。回去？这个词像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我们每天都在做，却又不敢大声说出来。

来这里已经三年了。刚来时的豪情壮志，早被日复一日的“修理地球”磨得一干二净。每天天不亮就得上工，挣那几个微薄的工分，换来的口粮勉强填饱肚子。家里的来信越来越少，信里的话也越来越客气，仿佛我们已经成了远房亲戚。

我们这批知青里，我是为数不多读过高中的，肚子里多揣了几本没被烧掉的书，平日里也爱写点东西，给村里的黑板报投稿。因此，大队书记兼生产队长的李大山，对我总算是高看一眼。他是个典型的庄稼汉，五十出头的年纪，背微驼，手掌像老树皮，脸上被太阳和风霜刻满了深深的沟壑，一笑起来，褶子里能夹死蚊子。

他不爱说话，但眼神锐利得很，谁在磨洋工，谁是真心在干活，他一眼就能看穿。他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谈不上多好，也谈不上多坏，就像对待地里那些不怎么听话的牲口，饿不着，也别想舒坦。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对我。有时候收工，他会把我叫住，递给我一根旱烟，问些城里的事。比如楼房是不是真有好几层高，电灯是不是比太阳还亮。我一边被他那呛人的旱烟熏得眼泪直流，一边耐心地给他描述那个我们回不去的世界。

他听得入神，末了总会“吧嗒”抽一口烟，然后沉默地走开。

我那时以为，这是因为我“有文化”，他觉得新鲜。直到那天下午，这种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那天，大队的广播喇叭里破天荒地没有播放革命歌曲，而是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语调，宣布了一个让所有知青都为之疯狂的消息：上面下来了一个返城招工的名额，分配给了我们李家坳大队。

一个名额。

就像往一锅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整个知青点瞬间就炸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眼睛里冒出狼一样的绿光，死死盯着大队部的方向。

回去，意味着告别这片贫瘠的土地，告别没日没夜的劳作，告别这种看不到尽头的绝望。

赵卫东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建国！一个名额！咱们有机会了！”

我心里也翻江倒海，但理智告诉我，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知青点里二十多号人，谁不想走？论根正苗红，我比不过那些父母是工人的；论吃苦耐劳，我这身板也比不上几个本地长大的。这个名额，怎么算也轮不到我头上。

接下来的几天，知青点里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伙伴，现在看彼此的眼神都带着审视和提防。有人开始频繁地往队长李大山家里跑，送点城里带来的稀罕玩意儿；有人则拼了命地在农活上表现，恨不得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我和赵卫东没去凑这个热闹。我们没什么可送的，也清楚这种临阵磨枪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更加沉默地干活，更加沉默地啃着馍馍。

绝望，有时候比希望更让人平静。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名额会落到大队支书某个亲戚头上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到了我耳朵里。

那天傍晚，我正在知青点的水井边打水，李队长的女儿李秀英提着个篮子走了过来。她比我小两岁，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土布褂子，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胸前。她长得不算顶漂亮，但五官很清秀，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很快就低下头去。

因为李队长的关系，知青点的男青年们没少在她面前献殷勤，但她总是躲得远远的。她也很少和我说话，偶尔在路上碰到，也只是红着脸，轻轻点一下头。

“陈……陈大哥。”她走到我跟前，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

“是秀英啊，有事吗？”我停下手里的活，有些意外。

她把手里的篮子往前递了递，篮子上盖着一块干净的布。她小声说：“我爹让我给你送几个红薯，刚烤的，还热乎。”

我愣住了。烤红薯在这年头可是精贵东西，平时只有过节才能吃上。李队长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我心里“咯噔”一下，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这怎么好意思，你拿回去吧。”我连忙推辞。

“我爹说了，你必须收下。”她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很坚定，说完，她把篮子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跑了，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

我提着那沉甸甸的篮子，揭开布一看，四个焦黄流油的烤红薯正冒着热气，香甜的气味钻进鼻孔，让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回到屋里，赵卫东看到红薯，眼睛都直了。“我靠，建国，你小子行啊，什么时候把队长的千金给勾搭上了？”

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把一个最大的红薯递给他：“别胡说，是队长让你嫂子……哦不，是队长让秀英送来的。”

“队长？”赵卫东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他看看手里的红薯，又看看我，“建国，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那个名额有关？”

他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中了我心里那个刚刚冒头的、不敢细想的猜测。

我沉默了。

那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红薯的香甜还留在嘴里，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一遍遍地回想李队长最近的举动，他看我的眼神，他问我的那些话，以及今天这篮子莫名其妙的红薯。

一种巨大的、混杂着狂喜和不安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

第2章 煤油灯下的交易

预感成真的那天，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

三天后的一个黄昏，我刚从地里收工回来，浑身是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还没等我喘口气，村口的小娃子就跑来传话，说李队长叫我去他家吃饭。

“去队长家吃饭？”赵卫东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手里的窝头都忘了往嘴里送，“建国，这……这是鸿门宴啊！”

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在农村，被队长请到家里吃饭，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我简单地用冷水擦了把脸，换了件干净点的衣服，心里揣着一百个问号，跟着那个小娃子往李大山家走去。

李大山家在村子的最东头，是村里少有的几间青瓦房。我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飘出了肉香。这股味道，对于我们这些终年肚里缺油水的知青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诱惑。

李大山的婆娘，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村妇人，正在灶台前忙活。看到我，她只是憨厚地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李秀英也在，她端着一盘菜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低着头快步走进了厨房。

“建国来了，快，屋里坐。”李大山从堂屋里迎了出来，脸上带着少有的热情笑容。

我拘谨地跟着他走进屋。屋里收拾得很干净，正中央的八仙桌上已经摆了四五个菜，其中一盘，赫然是油汪汪的红烧肉。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队长，你太客气了，这……”

“啥客气不客气的，你个城里娃娃，来我们这穷地方受苦了。”李大山把我按在凳子上，自己则拿出一个酒盅，倒了两杯浑浊的土烧酒，“来，陪我喝两盅。”

那酒辣得像刀子，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我呛得直咳嗽，李大山却哈哈大笑起来。

饭桌上，他一反常态地话多，问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他的婆娘和李秀英只是埋头吃饭，偶尔给我夹一筷子菜，始终不发一言。气氛热烈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

三杯酒下肚，我的脸已经有些发烫。李大山也面色红润，他放下酒杯，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我，终于切入了正题。

“建国啊，”他慢悠悠地开口，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那个返城招工的名额，大队里研究了一下，决定给你。”

“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像是被炸开了一样。狂喜，难以置信的狂喜，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多了，出现了幻觉。

“给……给我？”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对，给你。”李大山点点头，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是个文化人，有前途，不能一辈子把根烂在这黄土里。”

我激动得站了起来，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队长，我……我谢谢你，我谢谢大队，我……”

“先别急着谢。”李大山抬手，往下压了压，示意我坐下。他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像两口看不见底的古井。

“这个名额给你，我可是顶了不小的压力。支书那边，他小舅子也盯着呢。我跟他们拍了桌子，说你陈建国是我们队的秀才，不能耽误了。”

我心里一阵感动，眼眶都有些湿润了。我端起酒杯，就要敬他。

“但是……”他话锋一转，定定地看着我，“我也有个条件。”

来了。我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要落地了。我握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紧张地看着他。

李大山没有直接说，而是转头看了一眼低头扒饭的李秀英。秀英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目光，头埋得更低了，脸颊红得像要滴出血来。

李大山的婆娘见状，很有眼色地拉了拉女儿的衣角，低声说了句：“吃完了，回屋去。”

李秀英如蒙大赦，放下碗筷，逃也似的跑进了里屋。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李大山两个人。煤油灯的火苗“噼啪”地跳动了一下，把他的脸映照得明暗不定。

他沉默了半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用一种近乎叹息的语气说：“建国啊，你看我们家秀英，咋样？”

我的心猛地一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她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提亲了？说她不好？那不是当面打他的脸，名额的事也得泡汤。

我含糊地应道：“秀英……秀英是个好姑娘，勤快，懂事。”

“是啊，是个好姑娘。”李大山点了点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父亲的慈爱和无奈，“就是命苦，生在了我们这种穷山沟里。她娘身体不好，她从小就学着操持家务，没读过几天书，大字不识几个。”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寻思着，她不能跟我一样，一辈子跟黄土打交道。你是个文化人，回了城，将来肯定有大出息。要是……要是你觉得秀英还行，你们年轻人，可以多处处，多……聊聊。”

“聊聊”。

他把这两个字咬得很轻，却像两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上。

这不是明媒正娶的要求，也不是赤裸裸的交换。它模糊，暧昧，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指向性。他没有说你必须娶我女儿，他说的是“聊聊”。可这“聊聊”的背后，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是一种更聪明的交易。他把返城名额这个巨大的诱饵抛给我，然后用女儿的终身幸福作为附加条件。他堵的是我的良心，是我这个“文化人”的道德底线。只要我接受了这个名额，我就等于默认了这份情谊，默认了和李秀英的这层关系。将来我若是翻脸不认人，他李大山固然没法把我怎么样，但我陈建国，就要背上一辈子“陈世美”的骂名。

我看着桌上那盘油光闪闪的红烧肉，突然觉得一阵反胃。

原来，这世上最昂贵的，从来都不是明码标价的东西。

“队长……”我艰难地开口，嗓子干得像是要冒烟，“这事儿……太突然了。我和秀英……我们不熟。”

“不熟可以慢慢熟嘛。”李大山笑了，那笑容里有农民式的狡黠，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年轻人，感情都是处出来的。我也不逼你，就是给你俩创造个机会。你回城的手续，我明天就给你去公社办。今晚，你就跟秀英……好好聊聊。”

他说完，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道很重。

“我出去转转，消消食。你们聊。”

说完，他便背着手，走出了堂屋，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

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一桌残羹冷炙。里屋的门帘动了一下，我知道，李秀英就在那后面。

那个夜晚，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坐立难安，感觉自己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囚犯，等待着那把决定我命运的铡刀落下来。

第3章 那一夜的“聊天”

李大山走后，堂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撞击着胸膛，沉重而慌乱。煤油灯的火苗仍在不知疲倦地跳动，将我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一个怪异的形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起身告辞，就此拒绝这份“好意”，然后继续在这黄土塬上熬日子？还是……硬着头皮，走进那道门帘，去完成这场心照不宣的“交易”？

回去的诱惑太大了。我想念城市里父母做的红烧鱼，想念图书馆里书本的墨香，想念那些可以自由争论、畅想未来的夜晚。我怕了，真的怕了，怕自己会像那些老农一样，一辈子被禁锢在这片土地上，最终变成一撮沉默的黄土。

可是，李秀英呢？

我脑海里浮现出她那张清秀而羞怯的脸。她是一个无辜的女孩，她的人生，难道就要这样被她的父亲，被我，当成一个筹码吗？如果我今天点了头，就意味着我将用我的后半生去偿还这份恩情。我能做到吗？我愿意吗？

我的内心在天人交战。理智和情感，欲望和道德，像两头猛兽在疯狂撕咬。

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帘被轻轻掀开了。

李秀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水走了出来。她换了一件衣服，是件带小碎花的上衣，看得出是她最好的衣裳。她的头发也重新梳过，辫子显得油光水滑。她走到我面前，把碗放在桌上，依旧低着头，小声说：“陈大哥，喝口水吧。”

水里飘着几粒红枣和冰糖，甜丝丝的香气氤氲开来。

我看着她，她似乎鼓足了全身的勇气，才敢抬头看我一眼，但很快又像受惊的小鹿一样，迅速垂下了眼帘。她的手指紧张地绞着自己的衣角，手足无措。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场由她父亲主导的“交易”里，她才是最无助，最可怜的那一个。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或许又隐约知道些什么，但她没有反抗的余地。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父亲的意志就是天。

一股混杂着同情、愧疚和烦躁的情绪涌上心头。

“秀英，你坐。”我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

她顺从地坐下了，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绷得紧紧的，像个等待老师训话的小学生。

我们相对无言，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为了打破沉默，我没话找话地问：“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她想了半天，才小声回答：“喂猪，做饭，纳鞋底……”

我心里一阵刺痛。她的世界，就是这方小小的院子，就是这些琐碎的家务。她甚至都没有“喜欢”这个概念。

“没……没看过书吗？”我追问道。

她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自卑的神色：“我爹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就让我念了两年小学，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我教你。”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太容易引起误会了。

果然，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那是一种混杂着惊喜、羞涩和期待的光芒。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又低下了头。

屋子里再次陷入沉默。

我端起那碗红枣水，喝了一口，很甜，却一直甜不到心里去。

“陈大哥，”她突然开口，声音细若游丝，“我爹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我握着碗的手一僵。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在摇曳的灯光下，我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抖，显示出她内心的紧张。

我该怎么回答？告诉她真相？说你爹拿你的终身幸福，给我换了一个回城名念？这太残忍了。骗她？说没什么，只是聊聊天？这又太虚伪了。

挣扎了许久，我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

“你爹……他希望我能回城。”我缓缓说道，“也希望……我们能多了解一下。”

她“哦”了一声，声音很轻。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举动。她站起身，走到墙角的柜子前，捣鼓了一阵，然后捧着一个用手帕小心翼翼包着的东西，回到了桌边。

她把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露出来的，是一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书的边角已经磨损，但书页却异常平整干净，看得出主人对它极为爱惜。

“这是我弟弟用过的书，他去上中学了，书就留给了我。”她把书推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种献宝似的羞怯和郑重，“陈大哥，你刚才说……要教我认字，是真的吗？”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充满渴求的眼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在这一刻，她不是一个交易的筹码，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她只是一个渴望走出这片黄土，渴望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女孩。她的渴望，和我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一瞬间，我心里的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倾斜。

“是真的。”我听到自己说。

我接过那本课本，翻开第一页。煤油灯的光晕，将我和她笼罩在一起。

“你看，这个字，念‘天’，天空的天。”我用手指着那个方块字，一笔一划地教她。

“天……”她跟着我念，声音很小，但很认真。

“这个是‘地’，土地的地。”

“地……”

那个夜晚，我们没有聊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没有谈任何关于感情的话题。我们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本破旧的语文课本。

我教她认字，给她讲课文里“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给她描述课本插图上，我们从未见过的火车和轮船。她听得入了迷，眼睛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彩。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墙上的挂钟敲响十下的时候，我才惊觉夜已经深了。

李大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就站在堂屋门口，背着手，沉默地看着我们。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欣慰，有算计，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

看到他，我心里那种交易的感觉又回来了，刚刚升起的那点温情，瞬间冷却了不少。

“该回去了。”我站起身，对秀英说。

“我送你。”她也站了起来。

李大山没有阻拦。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今晚的月亮很好，清冷的月光洒在黄土地上，泛着一层银白。

快到知青点的时候，秀英突然停下了脚步。

“陈大哥。”她叫住我。

“嗯？”我回头。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借着月光，我看到那是一颗用红线仔细包裹着的煮鸡蛋。

“明天……你就要去公社办手续了吧？”她低着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辨的颤抖，“路上吃。”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我握着那颗还带着她体温的鸡蛋，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大哥，”她抬起头，月光照亮了她的眼睛，那里面有紧张，有期盼，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决绝，“你……你不用有负担。我爹是我爹，你是你。你能回城，是好事。真的。”

说完，她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转身就跑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手里的那颗鸡蛋，沉甸甸的，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她什么都懂。她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也比我想象的要善良。她用她自己的方式，试图解开套在我身上的枷锁。

可她越是这样，那枷锁，反而越紧了。

第4章 撕裂的抉择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李大山就亲自赶着队里的牛车，在知青点门口等我了。

“建国，走了，去公社。”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权威。

知青点的所有人都被惊动了。他们从窗户里，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用各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有羡慕，有嫉妒，有鄙夷，也有幸灾乐祸。

赵卫东默默地帮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是一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他什么也没问，只是在临走前，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建国，想清楚。”

我点了点头，心里乱成一团麻。

坐上牛车，一路颠簸。李大山坐在我旁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言不发。晨雾弥漫在田野间，远处的村庄若隐若现。我感觉自己像是坐在一条驶向未知命运的小船上，前路是回城的万丈光芒，身后是这片黄土地的沉重羁绊。

到了公社，一切都出奇地顺利。李大山显然是提前打点好了一切。公社的干部对我异常客气，盖章、签字，不到一个小时，那张盖着鲜红印章、我梦寐以求的返城证明，就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它有千斤重。我的手在微微颤抖，既因为激动，也因为恐惧。

回来的路上，李大山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开始给我规划“未来”。

“建国啊，回了城，先好好找个工作。你是有文化的人，肯定能进个好单位。”

“秀英这丫头，虽然不识几个字，但是手脚勤快，人也老实，会疼人。你们要是成了，将来把她也接去城里，给她找个扫扫地、看看门的活儿，总能养活自己。”

“等你们有了娃，就送回我这儿来，我跟你婶子给你们带，不给你们添麻烦……”

他越说越起劲，仿佛我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家人。我听着，心里却越来越冷。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绳索，在我脖子上又勒紧了一圈。

我终于忍不住了。

“队长，”我打断他，声音有些沙哑，“我和秀英的事……能不能……再放一放？”

李大山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转过头，眯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又恢复了往日的锐利。

“放一放？怎么个放法？”

“我……我还年轻，想先以事业为重。而且，我和秀英……我们真的不了解。”我硬着头皮说。

“哼，”李大山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不了解？昨晚不是聊得挺好吗？我闺女回来，高兴得半宿没睡着，今天早上还给你煮了鸡蛋。”

他提到了鸡蛋，我的心又是一紧。

“建国，我李大山不是个喜欢绕弯子的人。”他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我把话给你说明白了。这个名额，是我豁出这张老脸给你争来的。为什么？我不图你别的，就图你是个文化人，能对我闺女好。你要是觉得我闺女配不上你，行，你现在就把这张纸还给我，我立马给支书的小舅子送去。你要是收了这张纸，那你就是我李大山看中的女婿。你自己选。”

牛车停在了路边。

他把选择题赤裸裸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再也没有了昨晚“聊聊”的温情脉脉。

要么放弃一切，要么接受所有。

我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不容置喙的脸，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张决定我命运的纸。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两个字在反复回响：回去，回去。

最终，欲望战胜了良知。

我把那张纸紧紧地攥在手心，低声说：“队长，我知道了。”

李大山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他重新扬起鞭子，牛车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再说话，但我知道，在我说出那句话的瞬间，一个无形的契约已经订立。

回到村里，我成了焦点人物。大家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没人再敢当面说三道四，但背后的指指点点，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瞧瞧，这就是文化人，为了回城，什么都能卖。”

“李秀英那丫头算是攀上高枝了，就是不知道这城里女婿靠不靠得住。”

赵卫东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建国，你真答应了？”

我痛苦地点了点头。

“你疯了！”他一拳砸在土墙上，“你忘了你在城里还有个林晓燕吗？你们通信那么多年，就等政策松动了……”

林晓燕。

这个名字像一把利剑，瞬间刺穿了我的心脏。

她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畅谈理想。我下乡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在那些最绝望的日子里，是她信里的鼓励，支撑着我走下去。我们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承诺，但那份情愫，早已心照不宣。

我怎么能忘了她？

我痛苦地抱住头，蹲了下去。我感觉自己被撕裂成了两半。一半的我，渴望回到那个有林晓燕的城市；另一半的我，却要用牺牲和林晓燕的未来，来换取回去的资格。

“我……我没有办法。”我喃喃自语，“卫东，我真的没有办法。”

赵卫东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同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离开的日子定在三天后。

这三天，我过得如同行尸走肉。我不敢去见李秀英，我怕看到她那双纯净的眼睛。我也不敢再看林晓燕的信，我怕看到那些充满希望的字句。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地看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可我呢？我即将用一个女孩的幸福和一个我不爱的婚约，去换取我的前途。当我老了，回首往事，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离别的前一天晚上，李秀英来找我了。

她给我送来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千层底，纳得密密实实的。

“陈大哥，这是我给你做的，你路上穿。”她把鞋递给我，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我接过鞋，感觉有千斤重。

“秀英，”我终于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眼睛，艰难地开口，“对不起。”

她愣住了，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脸颊滑落。但她很快就用手背抹去，倔强地摇了摇头。

“你没有对不起我。”她哽咽着说，“是我爹……是我爹逼你的。陈大哥，你是个好人，你回城以后，要好好的。把我……把我忘了吧。”

“忘了我，也忘了这里的一切。你去找你该找的人，过你该过的日子。”

她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

我是一个懦夫，一个自私的混蛋。在这个淳朴善良的女孩面前，我所谓的“文化人”的自尊和骄傲，被击得粉碎。

“我……”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别说了，我都懂。”她吸了吸鼻子，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陈大哥，你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说完，她转身跑进了夜色里，那瘦弱的背影，决绝得像是在与自己的过去做一场彻底的告别。

我站在原地，泪流满面。

那一夜，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让我后悔终生，但却能让我稍微心安的决定。

第5章 一封信与一个空了的信封

离开李家坳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李大山亲自套了牛车送我到县城的火车站。他一路上都在嘱咐我，回城后要经常给家里写信，要告诉秀英城里的情况，还说等秋收忙完了，就商量我们订婚的事。

我一路沉默着，只是偶尔“嗯”一声，算是回应。我的心里，早已是惊涛骇浪。

到了火车站，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得整整齐齐的包裹，塞到我手里。

“这里是二十块钱，还有几斤粮票。城里花销大，你刚回去，别亏了自己。”他的语气生硬，却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关怀。

我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女儿。他的方式或许粗暴，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那份深沉的父爱，却是真实得让人无法指摘。

“队长……”我叫了他一声，声音有些哽咽。

“行了，别跟个似的。”他摆了摆手，转身就走，“赶紧上车吧，别误了点。”

我看着他赶着牛车远去的背影，那个曾经在我眼中如同山一般强硬的男人，此刻显得有些落寞和苍老。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打开了那个包裹。除了钱和粮票，里面还有两颗被红线缠着的煮鸡蛋。

我捏着那两颗鸡蛋，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回到阔别三年的城市，一切都既熟悉又陌生。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他们抱着我，老泪纵横。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看到了书架上那些熟悉的书籍。

生活，似乎正在回到它应有的轨道上。

我很快就通过招工，进了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我开始给林晓燕写信，告诉她我回来了。她的回信充满了喜悦，我们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亲密。

一切都很好，好得像一场梦。

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家坳的那个夜晚，李秀英那双含泪的眼睛，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那颗用红线包裹的鸡蛋，那双千层底的布鞋，都像烙印一样刻在我心里。

我成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我开始给李大山写信。第一封信，我只是报了平安，说了说城里的情况，对名额的事表达了感谢，但对秀英和我们的“婚事”，我只字未提。

很快，李大山的回信就来了。信是请村里的小学老师代写的，字迹很工整，但内容却很直白。他问我为什么不提秀英，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回来看看，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把事情办了。

我看着那封信，如坐针毡。

我回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我撒了谎。我说我刚参加工作，单位有规定，几年内不准结婚。我说我想先干出点成绩，不想耽误秀英。

这是一个拙劣的借口，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

这封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李大山再也没有给我回过信。

我知道，他看穿了我的谎言。他明白了我的退缩和背叛。

我心里充满了愧疚，但同时也有一丝解脱。我告诉自己，长痛不如短痛，这样对谁都好。我把对李家坳的记忆，连同那份沉重的愧疚，一起埋在了心底。

一年后，我和林晓燕结了婚。她温柔善良，我们情投意合。我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很快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新的生活。

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从陕北寄来的包裹。寄件人是赵卫东。

我和赵卫东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在我走后第二年，也通过招工回了城，在另一个城市安了家。

我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堆陕北的土特产，红枣、小米。在包裹的最底下，我发现了一个信封。

信封已经泛黄，上面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写地址，只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陈建国。

那字迹，我认得。是李秀英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我颤抖着打开信封。

信封里，是空的。

只有一张小小的、从课本上撕下来的插图。图上画着一列绿色的火车，正冒着白烟，驶向远方。

在插图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字写得很用力，笔画都快要穿透纸背。

“陈大哥，祝你前程似锦。”

没有署名。

我拿着那张小小的插图，呆立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我立刻给赵卫东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迫不及待地问他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的赵卫东沉默了很久。

“建国，”他终于开口，声音很沉重，“这封信，是李秀英在我走之前，托我转交给你的。她说，等你结婚了，再给你。”

“她……她怎么知道我结婚了？”

“我回去看过她一次，跟她提了一句。”赵卫东叹了口气，“建国，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

“你走后没多久，李队长就病倒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挺过来。村里人都说，他是被你给气的。”

我的心像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那……那秀英呢？”

“秀英……她变了个人。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她把家里所有的活都揽了过去，拼了命地干活，照顾她爹。后来，她爹身体好了，就托人给她说了门亲事，是邻村的一个石匠，人很老实，就是家里穷，还有点瘸。”

“她嫁了？”我急切地问。

“没有。”赵卫东说，“她死活不同意。她说，她这辈子不嫁人了。她爹气得拿鞭子抽她，她就跪在院子里，一声不吭，任凭怎么打，就是不点头。她说，她不能让别人戳她爹的脊梁骨，说他李大山卖女儿不成，就随便找个人把她打发了。”

“她说，她要留在家里，给他爹养老送终，证明给他看，也证明给全村人看，她李秀英不是没人要的赔钱货。”

电话这头，我早已泪流满面。

原来，她不是让我忘了她，她是选择用自己的一生，来维护她父亲的尊严，以及……我这个背信弃义者的名声。

她承担了所有的一切。流言蜚语，乡亲的白眼，父亲的失望。而我，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用青春和幸福换来的城市生活。

那个空了的信封，装的不是信，是她对我无声的宽恕，和对我未来最真诚的祝福。

我挂了电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失声痛哭。

第6章 三十年的回望

从那天起，那个空的信封和那张火车的插图，就成了我心底最深的一根刺。

我把它和我写了无数遍、却从未寄出的道歉信，一起夹在了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这本书，我一直放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每当我工作上取得成就，家庭美满幸福的时候，我都会看它一眼。它像一个沉默的审判者，提醒着我，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以怎样一种不堪的方式获得的。

我的妻子林晓燕是个心思细腻的女人。她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也知道我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但她很聪明，从不多问。她只是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默默地给我泡一杯热茶，或者陪我坐一会儿。她的理解和包容，让我更加愧疚。

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我也从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一步步做到了总工程师的位置。我的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我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是标准的成功和幸福。

但我知道，我的灵魂深处，始终有一块无法弥补的缺口。

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到李家坳去看一看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想去看看那片黄土地，想去看看李大山队长，更想……当面对李秀英说一声“对不起”。

我知道，这声道歉迟到了三十年，可能已经毫无意义，甚至会打扰到她平静的生活。但我必须去。这是对我自己灵魂的救赎。

退休后的第二年春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没有告诉妻子和儿子，一个人踏上了西去的火车。

火车穿过平原，穿过隧道，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熟悉。当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坡出现在眼前时，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

三十年了，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县城变得繁华，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我辗转坐上了一辆去往乡镇的班车。记忆中的李家坳，也变了模样。土坯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甚至还有几栋两层的小楼。

我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了村东头。那几间熟悉的青瓦房还在，只是显得更加破旧了。院门虚掩着，我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推开了门。

院子里，一个头发花白、背影佝偻的老人，正在吃力地劈着柴。

“请问……李大山队长在家吗？”我试探着问。

老人闻声，缓缓地转过身来。当我看清他的脸时，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更深的痕迹，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眼神也浑浊了许多。但他还是当年的李大山。

他眯着眼睛，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半天，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然后是惊讶，最后变成了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

“你……你是……建国？”他试探着叫出了我的名字。

“队长，是我。”我的声音已经哽咽。

他手里的斧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颤抖着嘴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浑浊的眼睛里，渐渐泛起了泪光。

“你……你还回来干啥？”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带着一丝怨气，但更多的，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

我走上前，扶住他颤抖的胳膊，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终只化作三个字：“我……来看看您。”

就在这时，屋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人。她穿着朴素，但干净利落，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鬓角已经有了些许白发。她的脸上带着岁月的风霜，但那双大眼睛，和记忆中那个十八岁的少女，慢慢重合在了一起。

是李秀英。

她看到我，先是愣住了，随即脸上血色褪尽，变得一片煞白。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慌乱。

“秀英。”我轻声叫了她的名字。

她浑身一颤，像是被这个称呼惊醒。她没有看我，而是快步走到李大山身边，扶住他，低声说：“爹，外面风大，回屋吧。”

她的声音，不再是当年的细若游丝，而是多了一份沉稳和沙哑。

我被晾在了院子里，手足无措。

李大山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女儿，重重地叹了口气，对我说：“进来吧。”

走进那间熟悉的堂屋，一切仿佛都没有变。墙上，依旧挂着那口老旧的挂钟。只是八仙桌上，多了一尊黑白遗像。

“这是……婶子？”我看着遗像，心里一沉。

李大山点了点头，眼圈红了：“走了十年了。”

李秀英默默地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我面前，然后就站在她父亲身后，一言不发。

气氛，比三十年前那个夜晚，还要压抑。

“爹，我去地里看看。”李秀英似乎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找了个借口就要走。

“站住！”李大山突然喝住了她，声音不大，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建国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这是什么态度？”

李秀英停下脚步，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耸动。

李大山看着她的背影，眼神里充满了疼爱和无奈。他转过头，看着我，缓缓说道：“建国，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想干啥。当年的事，都过去了。”

“不，过不去。”我摇着头，终于说出了那句迟到了三十年的话，“队长，秀英，对不起。”

我站起身，对着他们父女，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秀英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但她始终没有回头。

李大山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建国啊，”他终于叹了口气，声音苍老而疲惫，“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愣住了。

“当年，是我不对。是我这个当爹的，太自私了。”他浑浊的眼睛看着远方，仿佛在回忆遥远的过去，“我看着你是个文化人，想着把秀英托付给你，她就能跟你去城里，过上好日子，不用再跟我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我没问过她愿不愿意，也没问过你愿不愿意。我就想着，我这是为她好。”

“我逼了你，也……也害了她。”

他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你走后，她就像变了个人。我知道，她心里苦。村里人那些闲话，跟刀子一样。我后悔啊，建国。我后悔当初不该逼你，更不该拿我闺女的幸福去做赌注。”

“后来，她死活不嫁人，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法子，惩罚我，也是在……维护你。”

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

一直背对着我们的李秀英，再也忍不住，发出了压抑的哭声。

我看着这对相依为命的父女，心里翻江倒海，愧疚得无地自容。

第7章 前程似锦

那天下午，在李家坳的村口，我见到了李秀英的爱人，那个叫王平的、镇上的物理老师。

他看起来比秀英小几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说话很温和。看到我，他很自然地伸出手，笑着说：“您就是陈建国大哥吧？我常听秀英提起您。”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看向李秀英。

李秀英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有些不好意思地捶了他一下：“就你话多。”

王平憨厚地笑了笑，眼神里满是宠溺。

原来，李大山走后的第二年，一直坚持不嫁的李秀英，在亲戚的撮合下，认识了当时刚分配到镇上中学的王平。王平不嫌弃她年龄大，不嫌弃她没文化，就看中了她的善良和孝顺。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他的真诚和耐心，一点点敲开了李秀英冰封的心。

他们结婚后，王平就把家安在了村里，方便照顾岳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教秀英读书认字。

“秀英很聪明，学得很快。现在她看报纸、看小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王平说起这些，脸上满是骄傲。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看着李秀英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平和而幸福的笑容，心里那块压了三十年的巨石，终于缓缓地落了地。

我为她感到高兴，真正的高兴。

那天晚上，李秀英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三个人，加上王平，围坐在那张八仙桌前。气氛不再像下午那样压抑。李大山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起来，讲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饭后，李大山把我单独叫到了院子里。

晚风习习，月光皎洁。

“建国，”他递给我一根旱烟，“你看到秀英现在这样，心里……是不是也踏实了？”

我点点头：“踏实了。队长，谢谢你。”

“谢我啥？”他自嘲地笑了笑，“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逼你。做得最对的事，就是后来没再逼她。”

他抽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圈，看着烟雾在月光下消散。

“其实啊，当年我让你跟秀英‘聊聊’，心里头……也不全是算计。”他看着我，眼神真诚，“我是真觉得你这后生不错，有文化，心眼好。我想着，你们要是真能处到一块儿去，那是天大的好事。要是处不到一块儿去……那名额，我也认了，就当是我李大山看走了眼。”

“只是后来，我看着秀英那丫头对你上了心，我这个当爹的，就急了，就犯了浑，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

我沉默了。原来，在那场看似冷冰冰的交易背后，还藏着这样一份朴素而笨拙的期许。

“建国，那张火车的画，你收到了吧？”他突然问。

我心里一震，点了点头。

“那是秀英亲手画的。”他说，“你走后，她就天天坐在门槛上，学着课本上的样子画火车。她说，火车能带你去好地方。她说，陈大哥是干大事的人，不能被我们这穷山沟给绊住了。”

“那封信，她写了删，删了写，写了上百遍，最后还是觉得，啥也别说了。就祝你前程似锦。”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前程似锦。

这四个字，她用自己三十年的青春，默默地践行着。

第二天，我要走了。

李秀英和王平，还有李大山，一起送我到村口。

临上车前，李秀英递给我一个布包。

“建国哥，”她笑着说，这是三十年来，她第一次这样自然地叫我，“这是我自己种的小米，自己晒的红枣，你带回去尝尝。”

我接过布包，很沉。

“秀英，”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说道，“好好过日子。你……值得最好的。”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睛里泛着泪光，但脸上，却带着灿烂的笑容。

车子开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三个人站在村口，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和那片黄土地融为了一体。

回到家，我打开了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取出了那封写了又改，早已泛黄的道歉信，和那张火车的插图，以及那个空的信封。

我走到阳台，用火柴，将它们一一点燃。

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1971年的那个夜晚，那个在煤油灯下，一笔一划学认字的羞怯女孩。

灰烬随风飘散，飘向了遥远的西方。

我知道，有些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但有些和解，却可以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地完成。

我的前程，早已不再是锦绣繁华。它变成了对过往的敬畏，对善良的感恩，和对平凡生活最深刻的理解。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妻子的号码。

“晓燕，我回来了。晚上想吃你做的红烧鱼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妻子温柔的笑声。那一刻，阳光正好，岁月安然。

来源：极速风筝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