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57年正月，洛阳宫城的密室里，安禄山被亲生儿子安庆绪派来的太监李猪儿一刀剖开腹部，临死前只来得及嘶吼“家贼难防”。消息传到长安，百姓涌上街头燃放爆竹，以为这场持续一年的浩劫终于要结束。可谁也没料到，直到763年史朝义自缢身亡，战火还在中原大地烧了整整六年。叛

757年正月，洛阳宫城的密室里，安禄山被亲生儿子安庆绪派来的太监李猪儿一刀剖开腹部，临死前只来得及嘶吼“家贼难防”。消息传到长安，百姓涌上街头燃放爆竹，以为这场持续一年的浩劫终于要结束。可谁也没料到，直到763年史朝义自缢身亡，战火还在中原大地烧了整整六年。叛军首领死了，叛乱为何反而愈演愈烈？答案藏在三代唐朝皇帝的“神操作”与叛乱集团的疯狂接力里。

这场葬送大唐盛世的战乱，从来不是安禄山一人的独角戏。当叛军从“一人独大”变成“群雄逐鹿”，当朝廷从“平叛良机”变成“自毁长城”，八年战火便成了无法逃脱的宿命。

安禄山的死不仅没掐灭战火，反而让叛乱陷入更疯狂的内斗与反扑。这群靠刀枪起家的武夫，用“弑父杀兄”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替，每一次更迭都让叛军变得更加凶残。

安庆绪接手时，叛军看似陷入困境：李光弼、郭子仪在河北战场连破叛军，切断了洛阳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哥舒翰死守潼关让长安固若金汤。可安庆绪的狠辣远超其父，他立刻调集洛阳周边所有兵力，对潼关发起车轮战，甚至不惜用俘虏充当“肉盾”。

更关键的是，他拉拢了安禄山麾下最善战的部将史思明。这个契丹族出身的猛将，手握范阳精兵，早在安禄山起兵时就独自率军攻克常山，战斗力比安庆绪嫡系还强。

史思明的崛起堪称叛军的“续命符”，759年，他以“替安禄山报仇”为名，在邺城之战中大败唐军后，转头就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史思明的军事才能甩安禄山几条街：他在嘉山之战中曾以少胜多，把李光弼的唐军打得丢盔弃甲；接手叛军后，他制定“先取河东，再围长安”的战略，一度攻陷太原，直逼关中门户。

《资治通鉴》记载，史思明麾下的“曳落河”骑兵，全是契丹、奚族勇士，“一人可当唐军十人”，连回纥援军都忌惮三分。

即便史思明在761年被儿子史朝义所杀，叛军依然保持着战斗力。史朝义虽然资质平庸，但叛军经过多年征战已形成“兵油子”群体。他们大多是河北边军出身，常年与契丹、突厥作战，早已脱离土地，打仗成了唯一谋生手段。

对这些人来说，投降唐朝可能被清算，继续叛乱反而能抢掠生存，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让叛军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安史之乱能拖八年，最该背锅的是唐朝皇室。从唐玄宗到唐代宗，三代皇帝用一连串“窒息操作”，亲手葬送了至少三次平叛良机，把能打的名将逼得走投无路。

唐玄宗的“潼关之败”是第一个大坑，756年，安禄山刚攻占洛阳，名将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本可凭借天险拖垮叛军。可宦官边令诚进谗言，说二人“畏敌不战”，唐玄宗竟二话不说就砍了两位名将的脑袋。

更荒唐的是，他随后强逼养病的哥舒翰率20万新兵出战，结果在灵宝峡谷中了叛军埋伏，18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当时李光弼、郭子仪已在河北截断叛军后路，就等潼关守军坚守待援，唐玄宗这一刀，直接把“瓮中捉鳖”变成了“放虎归山”。

唐肃宗李亨的“猜忌杀将”更致命，他在灵武即位后，表面重用郭子仪、李光弼，实则处处提防。759年邺城之战，唐军集结九节度使二十万大军，本可一举消灭安庆绪。可肃宗既不设主帅，又派宦官鱼朝恩监军，导致将领们各自为战。

决战时，鱼朝恩瞎指挥强令全军出击，结果被史思明的五万骑兵冲得大败，二十万大军溃散如鸟兽。战后，肃宗还把责任推给郭子仪，罢了他的兵权。名将仆固怀恩见此情景心灰意冷，后来干脆勾结吐蕃反叛，成了唐朝新的祸患。

唐代宗的“姑息养奸”则为战乱收尾埋下隐患，762年，唐军借回纥兵收复洛阳，代宗为尽快结束战争，对投降的安史旧部实行“赦免政策”，不仅不剥夺兵权，还让他们继续镇守河北。

于是李怀仙当卢龙节度使，李宝臣当成德节度使，田承嗣当魏博节度使。这三人手握重兵，税收自理，子孙世袭，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史称“河北三镇”。虽然安史之乱名义上结束了，但藩镇割据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唐朝从此陷入“打不完的叛乱”。

唐朝平叛的最大尴尬是：自己的兵打不过叛军，借来的兵比叛军还能抢，这种畸形的军事格局，让平叛变成了“饮鸩止渴”。

安禄山的叛军本就是唐朝最精锐的部队，他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18万边军常年与契丹、奚族作战，骑兵配备重甲马槊，战斗力远超内地久疏战阵的禁军。

开元年间范阳节度使兵力达9.14万人，比安西、北庭两镇兵力总和还多，这样的“王牌军”反叛，唐朝根本无兵可挡。更要命的是，府兵制早已崩溃，唐朝只能临时招募流民当兵，这些新兵连弓都拉不开，面对叛军的冲锋只能四散奔逃。

为了扭转战局，唐肃宗不得不向回纥借兵，可这借来的“救兵”实则是“豺狼”。757年回纥太子叶护率精兵支援，肃宗竟与其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收复洛阳后，回纥大军大肆抢掠三日，府库被搬空不说，百姓连衣服都被抢光，只能用纸裹身蔽体。

762年代宗再次借兵，回纥又索要十万匹绢帛作为酬劳，朝廷没钱，只能克扣百官俸禄凑数。这种“以民为代价”的平叛，让百姓对唐朝失去信任，甚至有人转而支持叛军，形成“越平叛越乱”的死循环。

更致命的是，平叛过程中唐朝把西北边防军全调回中原，导致吐蕃趁虚而入。763年安史之乱刚结束，吐蕃就攻占长安，代宗仓皇出逃，还是郭子仪用“空城计”忽悠吐蕃撤军。此时的唐朝早已顾此失彼，平了安史之乱，丢了河西、陇右数十州，军事上彻底陷入被动。

战争打的是钱和粮，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的经济命脉早已断裂。从江南到关中的漕运被叛军多次截断，长安粮价飞涨，朝廷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平叛自然成了“慢动作”。

唐朝的财富中心在江南，长安的粮食、钱财全靠大运河漕运供应。可叛军占领洛阳后，控制了汴水航道，漕船根本无法北上。天宝年间江南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达400万石，安史之乱爆发后骤降至几十万石，长安一度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直到764年刘晏改革漕运，重新疏通河道实行分段运输，江南粮草才得以运抵关中，而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快结束了。

叛军则靠着抢掠维持补给，他们占领河北、河南后，把官仓粮食洗劫一空，还强迫百姓缴纳“贼税”，甚至抓壮丁充军。史思明在范阳囤积了大量粮草，即便与安庆绪内斗，也不愁后勤供应。而唐朝军队却经常断粮，759年邺城之战中，唐军因缺粮士气低落，刚接战就因饥饿溃散，二十万大军竟被五万叛军打败，堪称军事史上的笑话。

经济上的崩溃还引发了社会动荡，均田制瓦解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要么加入叛军，要么沦为流民。河北地区百姓不堪赋税重压，反而觉得叛军“轻徭薄赋”，主动为其引路。这种“民心向背”的逆转，让唐朝平叛变成了“与整个河北为敌”，难度自然倍增。

764年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唐朝早已不是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帝国。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留下的是一个藩镇割据、民生凋敝、边患四起的残破王朝。

安禄山虽死，但他缔造的“节度使割据模式”被延续下来。河北三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中央根本无法插手，甚至连皇帝都要让其三分。唐德宗想削藩，结果引发“四镇之乱”，自己被赶出长安；唐宪宗好不容易平定淮西藩镇，可死后藩镇又死灰复燃。直到唐末黄巢起义爆发，藩镇彻底失控，最终埋葬了唐朝。

更深刻的影响是，唐朝的“开放自信”被彻底摧毁。为了平叛，唐朝不仅借回纥兵，还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曾经“胡汉一家”的包容心态，变成了对胡人的猜忌排斥，社会风气从开放转向保守。杜甫在《留花门》中哀叹“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回望这场战乱，安禄山的死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真正让战火延续八年的，是唐朝皇室的昏庸猜忌、军事制度的先天缺陷、经济命脉的彻底断裂，以及叛乱集团的疯狂接力。这场浩劫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帝国，从来不是被外敌打垮的，而是毁于内部的腐朽与混乱。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

来源：嗔痴历史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