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话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经典论文《技术物有政治性吗》（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探讨一个相似但不同的问题：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我分析两类技术物：（1）在设计中嵌入了特定政治经济关系的技术物；（2）

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

摘要：

本文通过对话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经典论文《技术物有政治性吗》（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探讨一个相似但不同的问题：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我分析两类技术物：（1）在设计中嵌入了特定政治经济关系的技术物；（2）与特定政治经济相兼容的技术物。前者以温纳提到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纽约市桥梁设计为例；后者则区分为“强兼容”（strong compatibility）与“弱兼容”（weak compatibility）两种版本——强兼容体现为同时采纳特定技术与政治经济，弱兼容则表现为社会情境对特定技术和政治经济的适应。我分别用广告技术（adtech）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说明这两种兼容性。全文基于我所定义的“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constructivist political economy）框架，这一跨学科视角位于科学技术研究（STS）与政治经济学的交界处，为分析和应对当代技术科学资本主义（technoscientific capitalism）的复杂性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作者简介：

Kean Birch， 加拿大 约克大学 技术科学与社会研究所

文献来源：

Birch, K. (2025).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al Econom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01622439251352167.

译者：

梁小协

本文作者 Kean Birch

引言

目前有两个重要议题需关注。首先，跨国公司对数字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尤其是云计算、云存储及 GPU 芯片）的巨额投资，已引发广泛担忧。高盛 2024 年 6 月报告就提出尖锐问题：“人工智能将解决什么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 其次，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部分 “科技” 创始人（tech founder）与投资者阶层展现出极强的政治影响力，比如，支持特朗普竞选、为其捐款，甚至加入其政府团队。

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技术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正被少数人垄断。跨国公司、亿万富翁、风险资本家及富有的 “科技兄弟”（tech bros），正在主导技术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他们依据特定的政治经济逻辑配置社会资源，给社会带来多方面影响。正如科恩（Cohen, 2025）指出的，我们正处于 “科技寡头”（tech oligarchy）掌控技术未来议程与投资的时代。

以独角兽企业WeWork为例。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公司曾被估值470亿美元，但最终于2023年11月申请破产。软银（SoftBank）创始人孙正义向其投资约160亿美元，试图依靠“赢家通吃”（Winner-takes-all）逻辑驱逐竞争对手，最终却几乎全部付诸东流。需要注意，WeWork 并非孤例。这些高估值公司的模式核心是：少数投资获得巨额回报，其余则会被淘汰。

因此，STS学者必须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以便分析和评论当前技术科学变革的议程、方向及其问题。我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三个核心要素：社会资源如何被分配（allocation）、什么样的理念在引导（informing）这种分配，以及这些分配方式和理念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技术科学与金融逻辑的深度交织，一些STS学者因此使用“技术科学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对这种资本主义的理解往往陷入两种陷阱：要么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假定经济成功取决于技术有用性；要么是政治经济决定论（political-economic determinism）——假定技术扩散取决于自然化的市场成功。STS具备能够避免这两种陷阱的分析工具，但这些工具需要精炼和打磨，以便在两种决定论之间走出一条精细的路线。

本文的目标是提出一个如何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建议。我回到温纳（1980）的经典论文《技术物有政治性吗》，在本文中关注一个类似的问题：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 温纳的贡献在于考察事物内在的政治性，而不诉诸简单化的技术决定论。我的论证分为两部分：（1）某些技术在设计中嵌入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2）某些技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相兼容——包括强兼容和弱兼容两个版本。前者以摩西在纽约市修建的桥梁为例，后者分别用广告技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说明。我将这一讨论置于“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这是一种位于STS与批判性政治经济学交界处的分析方法。

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关注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导该配置的理念，以及配置方式与理念对社会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中，技术科学与金融逻辑深度交织，一些 STS 学者为此提出 “技术科学资本主义” 这一术语。对这类资本主义的理解常陷入两种误区：一是技术决定论（假定经济成功取决于技术有用性），二是政治经济决定论（假定技术扩散取决于自然化的市场成功）。

近年来，STS 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兴起了一种 “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方法融合了两种视角：一方面是 STS 强调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性、偶然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聚焦的资本积累逻辑，如利润最大化、市场竞争与劳动剥削。受 STS 思想影响，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是厘清知识的政治、经济与生产之间的关联。

这一知识脉络经历了数次重要转向。早期 STS 学者的思想受不同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聚焦劳动过程、技术与性别关系等议题。1980 年代，北美 STS 转向 “强纲领”（strong program）、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实验室研究（Actor-network theory），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逐渐减弱。1990 年代末，Callon 等人关于经济学 “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研究，重新激发了 STS 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 他们研究市场如何由技术经济装置（technoeconomic devices）、工具、实践与知识主张所构成，催生了金融社会研究等新领域。与此同时，Mirowski 等学者分析了科学商业化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勾勒出美国科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 “体制”（regimes）—— 每种体制都涉及由特定资本主义逻辑配置的特定知识生产形式。

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 “价值化”（valuation）与 “资产化”（assetization）等日常实践过程。价值化研究分析价值如何被建构；资产化文献则探讨事物如何转化为资产及其社会影响。这些研究关注政治经济的 “运作方式”（如新知识产权与技术的创造）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诉求（如宏观经济规则与结构的变革）之间的互动。

我的论点是，这些知识线索可以被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建构主义政治经济方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尺度：微观层面分析构成特定收入流——如利润（profit）、租金（rent）的技术经济知识、实践和关系；宏观层面分析谁在做技术经济决策以及这如何配置社会资源。将两者结合意味着同时关注研究对象（如经济）和构成它的领域（如经济学）与行动者（如经济学家）,从而更好理解社会行动者如何塑造经济和技术科学范式。

因此，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适用于分析技术科学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理解不同政治经济的构成。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从“技术经济”（technoeconomic）关系、装置、组织等角度思考，以理解技术科学资本主义如何被配置。但要做到这一点，像温纳一样，需要在知识上参与技术科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既不回落到技术决定论，也不回落到政治经济决定论。我所说的政治经济决定论，是指假定政治经济遵循其自身内在的自然逻辑，而非由混乱（messy）、重叠（overlapping）和演化（evolving）的配置（configurations）所构成。

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

那么，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 我所说的技术物（artifacts），是指技术、机器、物体、基础设施等——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用来环绕自己的事物。温纳关注的是识别事物内在的政治性。他提出物质性事物在政治上很重要，“能够包含政治性”。他概述了两种情况：

第一，事物可以被设计为有利于某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温纳用罗伯特·摩西在长岛修建的低矮立交桥为例：这些桥梁故意设计得太低，公交车无法通过，从而限制了买不起汽车的人前往长岛海滩。温纳认为，这些立交桥展示了偏见和歧视如何被建入技术物中。

第二，某些事物“与特定类型的政治关系相兼容”。他区分了“强”和“弱”版本：强关系如工厂提供的集中控制，弱关系如能源形式与政治形式之间的关系——核能与集中化、等级化的政治相兼容，而可再生能源则与更分散和民主的政治相兼容。

接下来，我使用温纳的论点作为起点来说明技术物如何也具有政治经济性。第一，某些技术在设计中嵌入了特定的政治经济，我通过分析摩西的另一些桥梁来说明。第二，某些技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相兼容：我用广告技术说明强兼容，用生成式AI说明弱兼容。

罗伯特·摩西的另一些桥梁

摩西的桥梁故事还有另一个温纳未深入探讨的方面，这为“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这一问题提供了同样有趣的案例。摩西的“另一些桥梁”，尤其是1936年开放的三区桥（Triborough Bridge，现名罗伯特·F·肯尼迪桥），很好地说明了技术物如何也能在设计中嵌入政治经济关系。

三区桥连接曼哈顿、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它最初由三区桥管理局（TBA）融资建造，这是1933年纽约州专门为融资和运营该桥而设立的机构，由摩西起草立法并担任主席。作为独立机构，TBA不受市、州或联邦政府控制。根据其授权，TBA可以“发行由通行费收入担保的债券”，这是一种类似公私合作的融资形式。

最初，TBA只有一个目的——建造一座桥梁。为了产生收入，它可以收取通行费，摩西控制着这些收入。按照传统模式，管理局只能建造一个特定项目，债券应尽快偿还，时间限制为40年——债券偿清后，管理局就应停止存在并将桥梁移交给市政府。

TBA 的成功，取决于它能创造的通行费收入。桥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已被嵌入其物质形态的设计中：规划建造的十六车道桥梁，预计每年可通行约 1600 万辆车。但摩西的顾虑在于，能否吸引足够车辆通行以偿还债券。他坚信，唯有打造优质引道网络，让经三区桥通行的体验明显优于旧的免费路线，才能说服足够多司机支付通行费。

物理景观的设计必须服务于一个目标：确保财务测算落地与未来收入实现。摩西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一政治经济学逻辑 ——TBA 所需的收入，依赖于道路基础设施的设计与重组，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更多司机选择这座桥梁。

最重要的是，摩西发现，他可通过将这些收入资本化（capitalize） ，进一步扩大自身政治控制力。而要实现这一点，他必须先将桥梁转化为资产。到 1938 年，他所管理的机构年总收入已达 450 万美元。但关键不在于这笔钱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潜力：按照金融领域的操作逻辑，这 450 万美元的年收入可被 “资本化”—— 即发行价值 8100 万美元的收益债券。若他能保留这笔收入并用于发行债券，就能获得 8100 万美元的巨额资金。

如果能将通行费收入资本化，摩西就能不断建设新基础设施，并将其转化为更多资产。这是资产化（assetization）的一个很好例子——某物（桥梁）通过被构建为投资对象而转化为政治经济对象，成为某个实体可以控制并从中获得未来收入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点，摩西修改了创建TBA的法案。修正案意味着，除非管理局愿意，否则永远不必将桥梁移交给市政府。

摩西通过延伸基础设施的资本化不断启动新项目，创造了一系列提供未来收入流的物质资产来为其计划融资，从而巩固了他的政治权力。金融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摩西将桥梁重新概念化为收入流，同时创造平滑收入流动（smooth out revenue flows）所需的金融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物如何在设计中嵌入政治经济。摩西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他通过塑造城市景观，将桥梁通行费的未来收入资本化，再用这些资本化收入发行债券，为进一步建设融资，从而将三区桥设计为资产。他采用的是源自金融界的理念，在追求特定城市转型的政治过程中利用了金融手段——这种转型在城市规划中优先考虑私人汽车。反过来，金融逻辑通过塑造城市景观来配置这种转型，主要目的是产生交通流量，进而产生可以强化其政治权力的未来收入。

需要强调的是——或许这区别于温纳的论点——技术物的政治经济设计并非静态的。摩西根据其（变化的）目标和关切，在时间上动态管理着桥梁作为资产的技术经济功能。

与政治经济的兼容性：广告技术与人工智能

强兼容性：广告技术

转向政治经济与技术物之间的兼容性时，我从在线广告技术（“adtech”）开始。数字技术日益被指责造成各种社会和政治弊病。Shoshana Zuboff 2019年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触动了公众神经，她告诉我们Google和Facebook等公司如何通过在线广告收集和利用我们的个人数据。

广告技术始于1990年代中期，代表位于广告商和发布商之间的中介。最重要的转变来自2000年代末程序化广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的扩张。程序化广告意味着在线广告功能的转型——广告技术公司根据个人的偏好和行为向特定个人定向投放广告，而这些信息来自对收集的个人和用户数据的分析。

程序化广告现在由实时竞价（RTB）支撑，广告商在自动化拍卖中为每个个人展示出价。简而言之：有人访问网站时，网站的广告服务器识别该人并将信息发送到广告交易所；广告交易所从需求方平台请求出价；平台提交出价；交易所选择获胜者；网站显示广告。

这个例子说明，广告技术部门包含一系列实体，它们都需要用户数据来参与实时竞价，这导致2010年代中期以来个人和用户数据收集的巨大增长。这种数据收集的系统性影响包括对隐私和数据保护权利的破坏。

广告技术很好地体现了特定技术与特定政治经济之间的强兼容性；广告技术的特征是“租赁主义”（rentiership）逻辑，其中商业模式和技术都旨在生成和货币化个人及用户数据。随着时间推移，广告技术部门开发并推出了生成个人和用户数据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cookies、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数字工具，以及鼓励用户参与平台的技术。

广告技术与租赁主义逻辑强兼容。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采用广告技术时，我们也在同时采用特定的政治经济。这在两方面表现明显。

首先，关于用户行为和心理的研究被部署在广告技术中，作为吸纳更多用户的策略。某些数据被视为有价值的，导致广告技术和数字科技公司将其指标标准化，以证明广告商业模式的合理性。数字科技公司创造技术让人们保持在线并持续使用数字产品，从而生成有价值的用户数据。例如，Nir Eyal的《上瘾》（Hooked）一书提到了自动滚动、可变奖励、游戏化等方法来保持用户参与和生成数据。这些指标代表支撑广告库存价值的“注意力资产”（attention assets）。

其次，广告技术日益集中，Google和Facebook占全球数字广告市场份额的60%。这并非偶然，也不是效率的结果。相反，像Google这样的公司不断有意开发和部署新技术以削弱竞争对手并增强其市场主导地位。因为他们依赖广告获得绝大部分收入（Google约80%，Facebook约97%），他们在广告技术生态系统中安装技术以吸引广告商。这些技术反映了与租赁主义逻辑的强兼容性，其策略是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其他公司对关键资源（即个人和用户数据）的访问。

弱兼容性：生成式人工智能

2023年11月OpenAI董事会解雇（后又重新聘用）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的风波为理解AI的政治经济提供了有用的洞见。

AI 日益与基于神经网络的生成技术绑定，涵盖图像生成、大型语言模型（LLM）等，典型如 OpenAI 的 DALL-E 与 ChatGPT。为何这类生成式 AI 技术如今才出现？这个问题恰恰凸显了推动其扩张的社会与政治条件。从 STS视角来看，这一问题十分常规，但对多数人而言可能略显突兀。我认为，多数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会将生成式 AI 的传播归因于其技术优势与商业可行性。在政策叙事中，生成式 AI 被定义为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及公众若想 “改变人类进步的进程”，就需主动适应它。

从弱兼容性的视角出发，答案是：这类技术与大型科技公司市场主导地位及权力所带来的特定政治经济结果相兼容。当前的生成式AI技术，如大型语言模型，依赖于Harry Collins所说的“蛮力”（brute strength）计算能力；具体而言，机器学习依赖于大量信息处理来训练模型。正如Emily Bender等人所说，大型语言模型可以被描述为“随机鹦鹉”（stochastic parrots），其输出反映了训练数据集中过去趋势的概率计算。这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大型科技公司市场主导地位的函数，包括半导体供应和对关键训练数据集的控制。

除了这些技术中嵌入的偏见和歧视外，这意味着生成式AI必然依赖于大量计算能力，并产生高度通用的输出。这两者都反映了与日益由市场集中和垄断构成的政治经济的弱兼容性。这种依赖性在OpenAI事件中显而易见，Sam Altman的复职可以被视为微软对OpenAI影响力的结果，后者依赖于微软的投资，包括访问Azure的计算积分。市场集中和权力也反映在企业对AI研究和创新影响的加速上。

我将生成式AI描述为弱兼容性，是因为在经济和政治上推动我们适应生成式AI的压力。这与强兼容性有所区别：弱兼容性需要适应社会技术环境以使技术物与政治经济相协调。

结论

那么，技术物有政治经济性吗？我的答案是：是的。从摩西的三区桥开始，我试图说明事物如何具有政治经济性。摩西的桥梁被设计为能够转化为金融资产，支撑其市政帝国的扩张；政治经济学被插入到技术物中。我还区分了强弱兼容版本：强兼容性基于同时采用技术和政治经济，而弱兼容性则基于社会背景对技术和政治经济的适应。

三区桥代表了技术经济关系被设计进技术物。桥梁成为既是金融对象又是物质对象，摩西将其转化为金融资产的过程为他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权力。汽车司机被重新想象为收入生成者；桥梁成为收入流；债券成为可资本化的金融索取权。桥梁被设计为产生比隧道或公共交通更大的交通量。将它们转化为金融资产锁定了纽约市的基础设施发展为优先考虑汽车的特定交通体制。

在强弱兼容版本中，我首先说明了广告技术如何对应于租赁主义逻辑。强兼容性意味着同时采用技术和政治经济。广告技术的演化使得在线广告现在由个人和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利用所定义，意味着安装刺激用户参与的数字技术，正是为了通过广告将这种参与货币化：这些技术没有其他存在理由。其次，我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实为社会适应技术的过程。

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中反身性述行性（reflexive performativity）的影响。社会行动者并非 “经济傻瓜”（economy dopes）—— 他们清楚自己正在 “表演经济”（performing the economy），也明白当试图改变经济理念、影响经济运行时，自己在做什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尝试 “操纵经济”（game the economy）。

其次，它有助于扭转政治家与政策制定者近乎彻底地向 “想象中且具破坏性的‘经济’概念”（an imagined—and damaging—notion of “the economy”） 投降的局面。政府虽仍在技术科学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却以将自身政治议程与方向让渡给私营企业的方式推进 —— 这直接导致公众对研究创新议程及其结果的方向影响力被大幅削弱。

第三，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考察商业导向组织内部的科学技术开发与部署过程。当代技术科学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私营企业在技术科学发展的驱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在诸多案例中均有体现：其一，制药行业发展中 “幽灵管理实践” （ghost management practices）的作用与重要性；其二，以广告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具有的 “寄生” （parasitic）性 —— 这类技术的开发，除了通过削弱竞争对手、压制竞争来获取收入外再无其他目的，全然不顾是否能产生社会效益。

最后，它有助于消解金钱的优势地位 —— 后者即便不是技术科学质量与合法性的唯一仲裁者，也已是主要仲裁者。当前，少数超级富豪不仅与全球多数人的日常生存困境脱节，更凭借自身经济与政治权力，将个人愿景强加于整个社会。这种政治经济存在极大问题。作为 STS 学者，若想避免技术精英无力解决集体问题所引发的持续后果，我们迫切需要介入并改变它；而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挑战这类现象所需的重要工具。

本文转自公众号 | 社会学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