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索伦部落的几个年轻人蹲在河边收拾猎获的獾皮，旁边的老猎人提着空弓回来，皱着眉头，一句话没说。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初夏，黑龙江以北，气温还没回暖太久。

索伦部落的几个年轻人蹲在河边收拾猎获的獾皮，旁边的老猎人提着空弓回来，皱着眉头，一句话没说。

那年猎物少，草原上草短，野兽不好找，几天下来，几乎没打到什么东西。

“再这样下去，村里人可真得饿肚子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嘟囔了一句，眼神瞥向不远处一片偷偷开垦出来的小地块。

那是他们去年秋天播下的谷种，眼下已经冒了绿苗。

不是谁都知道那块地的事，种地在他们部族里，是被严令禁止的。

可这年头，谁还分那么清楚。

索伦人原本是打猎为生的民族，清政府把他们划入“武装民族”的序列，说白了，就是边防用兵的储备军队。

清廷的想法很直接——打猎的人，才能打仗；一旦开始种地，战斗力就废了。

可现实没那么简单。

猎物越来越少，冬天越来越长，孩子们饿得眼窝发青。

有人就悄悄地在山坳里种了点玉米和高粱，不敢大范围播种，只敢趁夜里动手。

后来事情还是被发现了。

乾隆四十五年春，朝廷派兵巡边，看到那片绿苗，当场就铲平了。

带队的军官勒马站在田头，说话不多，只扔下一句：“索伦人不准种地，忘本者削籍。”

“那是我们自己留的谷种。”一个中年人跪在地里，声音不大，“去年猎不到什么，孩子都饿病了。”

军官没看他，只是吩咐士兵把地翻了个底朝天。

这事儿后来还进了奏折，傅恒在奏章里说：“索伦人之勇，根于狩猎之习。

若耕而不猎，兵威将堕。”乾隆皇帝看完后，批得更狠：“此风不可长，务令其复本。”

说起来可能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哪有人为了保持战斗力，非要让百姓过得更苦？可在那个时代，清廷对“战斗民族”的要求，从来不是生活安逸，而是随时能打仗。

问题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变了。

清朝初年，八旗兵确实靠骑射横扫中原。

女真人原本就是半农半猎的民族，打仗和耕作并不冲突。

但到了乾隆年间，战争方式已经转向火器和阵地战，八旗兵反倒显得笨重。

真正能打的，往往不是那些号称“纯种战士”的人。

像明末的辽东汉人，一边种地一边打虎，西北边军多是农民出身，枪法不差，体力也好。

甚至更早一些，西汉时期的边塞士兵，很多就是农民兼猎人，平时耕种，战时骑上马就能出征。

不是谁天生能打仗，那是日常生活练出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时间段，在大洋彼岸的北美，也有类似的情形。19世纪初期，美国西部的农民差不多人手一杆枪。

他们猎鹿、打狼、自给自足。

有时候，还得对付突然冲过来的印第安部落。

有个德州的孩子，叫奥迪·墨菲，从小在农场里打猎补贴家用。

后来参加二战，成了美国历史上获得军功最多的士兵之一。

他的战斗经验，很多就是小时候在树林里练出来的。

再往前看，古罗马也是一样。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团，首选兵源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他们懂得纪律，吃得了苦，打完仗还能回家种地。

那时候谁也没觉得当兵跟种地冲突。

可在清朝，索伦人种地就成了“叛逆”。

清廷的想法很明确——索伦人不是“百姓”，是“兵”。

一旦他们脱离了狩猎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军队体系。

于是，哪怕明知道他们饿得受不了，也宁愿毁掉庄稼。

“不能让他们像汉人一样。”傅恒说这句话的时候，眉头紧锁，像是真的担心整个边防崩了。

可现实是，边防早就靠不住了。

乾隆晚年，八旗兵战斗力已大不如前，真正能打的，是西南的绿营兵和雇佣的地方武装。

到了道光年间，英军打到广州，八旗兵连守城都吃力。

清廷不得不承认，靠“血统”选兵，已经跟不上时代。

更讽刺的是，清末新军里，最出色的士兵，多是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的青年。

他们懂枪械、会操作、纪律严明。

这种兵，跟过去靠狩猎维持体能的八旗兵，完全不一样。

战争的本质已经变了。

不是谁“天生能打”，而是看谁的生活方式更接近战争。

在冷兵器时代，猎人是战士；到农业社会，农民成兵；进入工业社会，工匠上战场；信息化以后，程序员也能操控战斗系统。

而那些抱着“祖宗很能打”的人，早就被时代甩在了后头。

索伦人的那块地，后来再也没人敢种。

三年之后，这个部落迁到黑龙江支流一带，很多人病死在迁徙的路上。

没人再提起那片地的事。

再后来，清朝灭亡，没人再这样叫他们了。

参考资料：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蒋百里，《国防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美】约翰·凯根，《战争与人类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朱绍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来源：说事小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