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遗孀的绝命信：一位被时代冷落的抗日将军晚年岁月

摘要：阳明山上有块简单的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字：汤恩伯。没有“抗日名将”的头衔，连出生年份也看不清。石面被雨水冲刷过，字迹斑驳，就放在那里，没人特意去拜，路过的人也不会多看一眼。

阳明山上有块简单的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字：汤恩伯。没有“抗日名将”的头衔，连出生年份也看不清。石面被雨水冲刷过，字迹斑驳，就放在那里，没人特意去拜，路过的人也不会多看一眼。

从他最后的那段，说起比较直白。1954年夏天，他躺在东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床单被血和药水染了色，伤口渗着脓。医生和护士忙来忙去，诊断词写得明白：癌细胞已经扩散。可他盯着天花板，眼神不像害怕自己的死，更像怕那些夜里出现的人影。值班护士回忆，有人半夜里穿着白大褂，拎着加密电话在走廊尽头低声说话——那些人是从台湾来的医疗顾问。外头看就是病房和设备，只有在场的人知道他真正惦记的是谁会来，谁不会来。

再退回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跟着兵到了岛上，但进不了蒋介石的内圈。那样的落差细化成日常：有一次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护士听见一句话，说有个胃癌的老头没人来认领。躺在病床上的人会有种被放逐的感觉，不是没人理会他，而是曾经的地位和现在的待遇裂得太开。时间一久，连名声也被磨平了。

往前看1942年河南大饥荒，那会儿老百姓饿死一地。他在洛阳的一处公馆里摆酒招待，弹钢琴给外宾看字画，聊战争轶事。那时有人从粮仓偷了半袋玉米面，他下令把人按住，用马鞭抽，直到那人腿断。这样的做法让一些部下开始动摇。新八军里有人受不了，选择离队甚至投向敌方。所谓的威严，换来的是人心的流失。

再拉回到1937年的南口战场。面对日军飞机和坦克，前线士兵被命令用身体顶住弹片，向阵地拼命冲，而他自己在三公里外的掩体里发号施令。战后那张照片被广为传播：他站在被炸得焦黑的阵地上，手指着残破的工事，公众因此把他捧成抗日英雄。可士兵私下里有别的话，说他喝多就骂人，还骂他是“怂包将军”。能上镜头的，是指挥台前的那一面；忘不了的，是深夜里下达命令的距离和位置。

更早的事，1927年的黄埔教官生涯。那会儿他举着蒋的旗子，带学生军去冲闸北的工人纠察队，街头打斗，血溅在他新买的呢子大衣上。有人看着说，他像蒋介石手里的刺刀——有人接受，有人厌恶，但对蒋来说，他是能用的工具。后来在中原大战，他守陇海线，命士兵腰间绑三颗手榴弹，要大家知道不能退。那招确实在某次交锋里奏了效，冯玉祥的骑兵在汤家庄前吃了亏。

往更早的出身说，他来自浙江武义一个佃农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四十年前的一个雪夜，他记得父亲在地主牛棚前把脚绑住，冻得通红。那一幕像刀一样刻在他脑子里，成了后来许多算盘的起点：不想再做别人的脚下土。出身给了他仇恨也给了目标，变成了他处事的底色。

处理所谓“匪患”时，他也用过狠招。剿共期间，他搞出“人篱笆”的办法：抓老百姓当壮丁，手里拿根木棍排成一排，挡在前面当挡箭牌。后来有士兵回忆说，他自己的私家车总在队伍最后，车窗焊死，自己安全走在后面；对上面的报告里，每句话都是尽忠职守、死而无憾。表面和背后像两个人在写日记，公事一套，私事又是另外一套。

这中间还有形象工程的味道。南口那张照片、在洛阳招待美国记者的场面，都是给外界看的包装。那些画面被放大，成了宣传的素材；私底下的细节，比如下令把偷粮士兵的腿打断，这类事既带来服从，也在部队里摧生怨恨。怨恨一多，离心就大，更多人不想继续跟着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