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逐渐恶化，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逐渐恶化，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江西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总共不过控制着瑞金、石城、长汀、雩都、会昌五个县的范围，而到1932年4月之际，江西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了7个全县及县城。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当然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意味着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更加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苏区共产党人带领红军不但与国民党打打杀杀，同样在苏区内部也不断打打杀杀。

在中央苏区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因“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大批干部党员已经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还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20天内即在1512家里查出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已分子，或“驱逐出境”，或“就地枪决”。而大批中农被划为富农或小地主，更是造成“人人怕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以至连田也宁肯荒掉。

1932年7月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共党占地，首重分粮分田，故贫民趋之，然战斗无已，生产不兴，粮尽后则如何？此事实问题也。是以共党之飘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军事上之避冲，实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国现在之经济环境下，共党苟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区域，外无战事，内有建设，则其势力不足久支，久则穷矣。”

现在来看，《大公报》这篇文章确实有远见。到了1934年夏秋之交，中央苏区除了强制性征罚来的粮食暂时尚可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等各种物资供应早已陷入绝境，群众反水和士兵逃亡的现象自1933年夏秋以后就已持续发生。

据《红色中华》称，到1934年，已不断出现区委书记、区苏主席、副主席、少共区书记和组织科长等领着群众，成批地带着鸟枪、梭镖等武器反水的情况。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竟至发展到数千以至上万人之多。

不仅如此，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外来干部组成的，而赣西南省行委则主要由本地干部组成。各苏区的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隔阂较深，常常会引发冲突和斗争，而本地干部相当一部分又出身于较富裕家庭，他们因此认定“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很快发动起反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于是，“严刑追问”诞生了AB团分子，到1930年10月，在赣西南3万多中共党员中，就开除所谓地主富农分子1000余人，并杀了1000多所谓AB团分子。

反地主富农竟然发现了秘密组织AB团分子，各个苏区立即成立了各级肃反委员会，在军队中清查AB团分子。在1930年的江西中央苏区，据《红军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披露，仅红四军一个军7000多人，一个月左右时间就在严刑逼供下清查出来1300多名所谓 AB 团分子，占该军总人数的1/5。在整个红一方面军，则打出来4000多名AB团分子。

由于严刑逼供和乱打滥杀来肃清AB团，有人咬出了省行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等为AB团头子，毛于1930年12月初立即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等前往省行委所在地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村实施抓捕，毒刑逼供，一个个“打得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咬出一批，再抓一批，无论男女，都是“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五天时间里，共在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中抓出了120余名所谓的AB团分子，先后处决了40余人。后来，激起红20军干部的反抗。他们率领部队将被抓起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以及段良弼等数十人营救了出来，史称富田事变。

据1994年出版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记载，事变发生后，段良弼还专程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经过。总前委却将事变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随后采取了调和态度，解散了省行委，宣布开除段良弼等人的党籍，同时也将乱捕滥杀的李韶九开除党籍，并否认参加富田事变者都是AB团分子。

然而，中央支持总前委，免去了项英的职务，以毛为代理书记。代表中央前往苏区解决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将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省行委及红20军领导人一网打尽。随后又取消了红20军的番号，全部编入红7军，但却将所有副排长以上数以百计的军官全部处决了。短短几年时间里，因所谓AB团问题被杀害者，就有76000 人之多。

1931年，闽西苏区仅因青年军人喊错了口号，就立即展开了追查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的肃反斗争。据《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党史通讯》记载，闽西苏维埃政府中半数的执行委员因此被杀，共青团30多个区委几乎全部瓦解，闽西红12军因此大量减员，一些地方接连发生武力反抗事件，全苏区党员人数由8000人锐减了3000 余人。全苏区被扣上“社会民主党”分子而遭杀害者达到6352人。

1931年，鄂豫皖苏区也在张国焘主导展开肃反。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录》称，根据酷刑下咬出来的证据，捕杀了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2师参谋长魏孟贤、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以及团营级干部一大批人。

随后，全苏区展开整肃，仅据当年11月公布的统计结果，就消灭了所谓“改组派”1000人，富农及不好的分子1500多人。据徐向前回忆，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就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

苏区中六安、霍邱、英山等县委，几乎全体干部都被杀害了。红安独立师一个晚上就杀了200多人，六安独立团也被杀害200余人，红山警卫团第八连100余人全部杀光。甚至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退入四川之后，这种肃反仍在继续。不仅继续杀害大批军政干部，而且杀害四川省委和原川东游击队的干部，就连200多名前来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最后也被杀得只剩下五六人了。

1932年，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主导下就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据1934年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记载，数以千计的人，从苏区及红军创建人，到省委委员、特委书记、中央分局巡视员，以及红三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均被杀害。各个根据地总共肃出3万人，其中2万多人惨遭杀害。原来有2万多人的红三军，最后只剩下了三四千人。整个苏区和红军党的组织，最后只剩下了四五名所谓信得过的党员。

在湘赣苏区肃反运动中，红七军因为是广西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其领导人无端被怀疑，以至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被杀，甚至连投身革命的总指挥李明瑞也因此死于非命。粤东北苏区的红49团1932年只因误听敌特谣言，就在不过两三千人的队伍中杀害了千余人。

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化，中央苏区无法生存，把干部分为几类，除需要带走的和必须要留在根据地坚持作战的外，有些信不过的就留下来打游击，如瞿秋白等。对那些可能成为隐患者，则干脆杀掉。相当一批红军学校的教员、被俘军官，甚至是起义人员和被认为不可靠的高级干部，如与参谋长赵博生、70旅旅长董振堂一起，率领国民党第26军1.7万人起义的74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及红军学校总教官张少宜、湘赣省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湘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红8军政委邓乾元、闽西12军代军长李中佛等，都被秘密处决了……

强敌在前，苏区内部却不断的打打杀杀，为渊驱鱼、自毁长城、内囊掏尽，中央红军和中央不得不于1934年秋天西撤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首肯下，会议增补毛为常委，会后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即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不久，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拥兵10万的张国焘发现原有8.7万的中央红军竟然只有数千人枪，而且新一届中共中央并非经由莫斯科认可，无疑使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高层对中央的权威性发生了动摇。

另外，张国焘坚持反对北上（苏联曾多次表示希望红军向四川等地发展，不愿意红军太过靠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担心会给日本进攻苏联和外蒙古造成口实）。于是，很快双方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分道扬镳，这次幸亏没有发生打打杀杀……

来源：挑灯看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