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赖绍尧同志现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中央苏区人民邮政创始人之一，又是红军总信柜的主办人。早在五十年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邮政总局建立时，赖老即担任总局长。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第六辑(1981年9月)，作者赖绍尧，原标题《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

正文

（原编者按）赖绍尧同志现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中央苏区人民邮政创始人之一，又是红军总信柜的主办人。早在五十年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邮政总局建立时，赖老即担任总局长。

中央苏区的人民邮政，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对中央苏区进行开次围剿的战争环境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九月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湘赣边区工农政府。这时期红军命令的下达和消息的传递，都是通过组织地下交通（如传山哨，递步哨之类），一村传一村，用暗号互通消息并监视敌人行踪的。一九二八年初，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这是中国人民邮政的开始。这时，在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县区乡和军队中，一般都有了地方红色交通站，传递短途的公文和信件，为党政军及广大劳动人民而服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红军打开了吉安，建立了赣西南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省邮政总局随之诞生。

这个局最初设在吉安，大约两个月后，红军退出了吉安，邮局迁到永阳。一九三一年一月富田事变发生，情况变化，同年四、五月间，又由永阳迁到富田，以后又迁到胜利县（从于都县划出）的平头寨，最后搬到兴国，并改名江西省邮政总局。它所管辖的地区包括泰和、公略（即现在的吉安东固一带）、赣县、兴国、胜利、永丰等八、九个县。总局下面设有赣南分局，局址在东固南龙，县设有支局，区设有交通站，用以传递和接收邮件。当时邮政业务活动不大，邮件不分平信、快信、挂号信，也不对外营业，曾发行“赤色邮政”邮票。

这时，除江西邮政总局外，福建、赣东北（后改为闽浙赣）等省，都设立了省邮政管理局，但在组织机构和业务上，彼此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在瑞金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接着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宣告成立，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领导。至此，中央苏区邮政才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总局以下，除了原有的江西、福建、闽浙赣三个省管理局外，先后又增加了粤赣、闽赣、湘赣、鄂豫皖等四个省局，省局以下的中心县局、县局、分局、支局、代办所，一般也都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留下一部份党、政、军干部，工、农、青、妇组织人员和红军部队，组成中央后方办事处，坚持对敌斗争。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活动，邮政业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因此，总局撤销。留下的人员，将有关公物上交中央办事处后，也和部队一起，转入地下坚持游击斗争。

苏区的邮政工作，和苏区的一切革命工作一样，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央总局和各省管理局都有党的支部（或小组），作为领导核心。

书记开始是上级指派，以后实行民主选举。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运动，开展活动。主要抓学习（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抓发展组织。通过学习和工作，特别注意思想好、政治立场坚定、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经过一定时期的考验，吸收入党，充实党的骨干力量。因此，党支部很有战斗力，在各项工作中，党员能够积极带头，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使党在群众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

各级邮局的领导成员，有的局长兼书记，有的不兼，有的是上级党委成员。不论局长、书记、副职都很少。工会组织：各级邮局都有机关工会。当时全国邮务工会尚在筹备阶段，没有正式成立，但在全苏总工会执行局设立了一个单位，专门负责管理邮务工会的工作。

团组织方面，中央邮政总局开始时是小组，以后也成立了支部。无论小组或支部，在各项运动中，都能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的要求，成为党推动各项活动的有力助手。

所有党，团、工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都能做到既生动活泼，又丰富多彩。开展各项活动，既没有脱产的专职人员，也不占用正常的业务时间。可以说基本上既没有人力、物力、时间的浪费，又能扎扎实实推动工作蓬勃发展。不但得到党、政、军首长的重视与支持，而且深受群众的欢迎与赞扬。递信员们每到一地，群众、红军家属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起来，倒茶递烟，问寒问暖，接待他们，向他们打听党和政府的大事，前方战况以及亲人的消息。递信员们也总是尽量以鼓舞人心的信息，推动着、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苏区邮政始终是在革命战争的大风大浪中进行工作，和革命斗争目肉相连的。它的性质与任务，不同于一般的邮政业务，不仅仅是传递一般邮件而已，它必须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夺取革命胜利而服务。

例如，红军总信柜（即军邮）在组织上属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而在业务上则由邮政总局指导。为了密切配合、加强军邮工作，邮政总局还选派负责同志到红军中建立总信柜，为红军及其家属服务，我就是中央邮政总局选派到红军总政治部去担任红军总信柜主任，在总政邓秘书长（小平）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当时红军总信柜之下，各军团一—一、三、五、七、九军团及所属各军，都分别设有军团信柜及军信柜，其中业务较频繁的是一、三、五军团（七、九两军团因地处赣东北、鄂豫皖，联系比较困难）。除特别重要的军事机密文件须由部队武装护送传递外，邮件、报刊、包裹均由信柜、邮局传递。同时，邮局收寄信件、报刊、包裹之外，另有特别快信，专为传递党、政、军的重要、紧急文件而服务。这种信，只有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中央政府、省委、省政府及省军区才能交寄，也只有中央邮政总局和省邮政管理局、中心县局才能收寄。这种信的递送，规定了专人负责，随到随走，限定时日送到，每小时行程十里，日夜不停，风雨无阻，倘遇递信员走了，邮务员、局长都得走。收寄的信，邮局至多只能停留十分钟以内，就得送出。这是由于当时电讯通信设备很不普遍，除指挥作战的大军团，配有有线或无线电话器材外，一般都是通过邮递来沟通情况，进行联系的。省军区与中央军委之间的来往联系，也是如此。事实上，当时苏区邮政担负了机要交通与传递邮件的双重任务。此外，红军指战员寄给家属或红军家属寄给红军的信件、包裹，都免费优待，不贴邮票，只须乡政府或部队连队加盖一个章子即可。这些措施对于加强部队之间、前后方之间、以及军民之间的通讯联系，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战斗士气，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苏区邮政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另一个创举，就是在思想战线上广泛、全面地担负着革命报刊的发行工作。把所有的邮政机构，当作党的报刊发行网来运用；把做好报刊发行工作，当作邮政部门的政治任务来执行。直到今天，这一光荣传统，还在人民邮政业务中继续保持着。当时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红色中华》、《红星报》、《红星画报》等党、政、军的机关报刊，全苏总工会中央执行局的《苏区工人》，共青团中央局的《青年实话》以及闽粤赣省委的《红旗》等大小报刊，总共有三十四种，其中《红色中华》的销数高达五万份之多，其他报刊最低的一般都在一、二万份以上。按照当时苏区的面积、人口计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扩大革命斗争的影响，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所发挥的战斗威力，都是极其深刻、重大的。同时，邮章还规定作者、通讯员向革命报刊投稿，减贴邮票优待，对扩大报刊稿源，鼓励群众投稿，充实报刊内容，密切党群关系，也都发挥了极其积极的作用的。

在战争的环境中开展邮政业务活动，与正常的和平环境的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从业人员，既要搞邮务工作，又要搞对敌斗争；既是邮务工作者，又是军事工作者。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以真刀真枪的姿态，冒流血牺牲的危险，保证任务的胜利完成。无论内勤或外勤人，一般都要随身携带武器（枪枝、马刀或梭标），随时准备战斗。为了越过敌人形形色色的关卡、岗哨、封锁线，战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派红军武装部队护送递信员打过去；有时则全凭递信员运用自己的武器冲过去；有时伪装工人、商人、小贩乃至各种各样的人员，依靠群众掩护过去；有时则把邮件隐藏在犁里、箩里、毛竹或者柴草里，装作犁田、砍柴、背运毛竹或其他东西骗过去；有时便采取布置秘密邮路，沿途设站，一站一站来传递组织之间的联系。

在以上种种不平凡的邮递过程中，不少的递信员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负伤、流血乃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例如粤赣省邮政管理局会昌县局的一位姓旷的递信员，路遇国民党铲共团的四个匪徒，经过搏斗，把敌人杀死杀伤各二人才通过。又如江西省邮政管理局的递信员兰生林，从兴国送文件到龙岗、洛口，中途在永丰小布乡政府住宿，突然冲入二十多个大刀会的匪徒，使他腹背均受重伤。待匪徒走后，忍痛爬至老百姓的牛栏，得到群众的细心照顾，让他休养，并送至乐安县后方医院治疗了十多天，才痊愈出院。他在被匪徒枪击时，所带的文件还是妥慎地保藏完好，直到送至后方医院后才把文件交给组织上送去收文单位，真正做到了邮章规定的“人在邮件在”。又如宁都县的琳池分局，有一次被大刀会的匪徒包围，在战斗中，该局递信员袁应带竟以身殉。又如中央邮政总局，文书阙粹球，在检查秘密邮路时，途遇敌人的巡逻队，也惨遭杀害。类似这样的以身殉职的勇士还有不少。他们都是邮政战线的功臣，永远值得人民学习、怀念的无名英雄。

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随时准备对付情况的变化，因而日常生活都是紧张的军事化的。早上起床后要下操，当时邮政总局地址紧靠中央苏维埃政府，因而下操也在一起；由于我是从部队来的，就指定我担任教练。那时我很年轻，早操也不同于现在的广播操或工间操，完全是一种战斗的锻炼，组织纪律很严，不论年纪大、职务高的首长，都要按时去出操，除特殊情况外，谁都不许请假。要我这个年轻人象部队指挥员对战士那样执行教练任务，思想上感到拘束、顾虑和胆怯。但是，大家都很主动自觉，进行锻炼，无故不到的，始终没有发现。即如领导我们的内务部长、苏区五老之一的何叔衡同志，虽然年纪大、动作较缓慢，也和大家一样，天天坚持参加。每天，一切邮件、邮票、印章以及有关用具，都要及时收检妥当，不准随便乱摆乱放，以便一有情况发生，就可以随时转移、带走。还规定各县邮局，要选定一个稳妥可靠而又隐蔽的地方，把不需要的东西，集中存放，以便情况突变，减少负担，避免损失。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使苏区与外界陷于隔绝的状态，一切物资供应的困难，生活待遇的艰辛是无以复加的。各级邮局所需要的寄信表报、单据、簿册、信纸信封，笔墨等等，都要由省局精打细算，统一核发，下级邮局不能随便开支。机关用过的信封，要保留翻转作再发文件之用。用铅笔，不能随便削掉铅条屑，用到拿不上手了，要用竹片夹着，用线绑着继续使用。买不到复写纸，就用自制的油墨复写纸。点灯规定用樟脑油代替煤油（有的甚至用松柴点着装在铁丝笼里或用竹片点着照明），因为樟脑油价钱便宜，又推销了苏区的产品。公家买的火柴，私人不准用来抽烟。有病服药，每剂药费不能超过三角，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超过的，要经当地高一级的政府批准，请假回家去医病的，医药费自理。

机关办公场所，一般都是挤在群众的厅堂，中央邮政总局就是如此。包装邮件，不但油布奇缺，连油纸都很珍贵。最辛苦的是广大邮务工人特别是递信员，成千累万的信件、包裹，不象现在有各种机动车辆、轮船乃至飞机运载，有轻便的邮袋盛装；完全依靠工人、递信员们用箩筐、扁担，肩挑背驮。用上一根竹扁担，就算是最好的工具，因为它比木扁担轻快、爽汗、不易吸收水分，而且有弹性。工人、递信员们跋山涉水，奔走于无止境的邮路上，不论三伏炎热，数九寒冬，风里雨里，马不停蹄的从无间歇。有时，不但衣著单薄，甚至光着脚走，连草鞋都是没有的。每天三餐，吃的是席包蒸的饭，虽然按各人的需要，分等定量，一般可以吃饱，但对于象递信员一类的劳动强度大的人，有时就难免有不够饱的现象。并不是因为粮食不够供应，而是要尽量支援前线部队，并充分留好后备。特别是食盐，吃白锅、吃自熬的硝盐是常事，最困难的时候，每人分得一、二两海盐，揣在袋子里，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会吃的。

仅管生活是这样艰苦，所有的邮务工作人员，大家都能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刻苦耐劳，接受考验，不但毫无尤怨，处之泰然，还要尽量节衣缩食，减少自己的生活开支，积极捐献。如湘赣省各级邮局，每天每人从五分钱的伙食费中节约一分钱，支援前线红军费用。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的革命公债，邮政人员自动自觉的订出办法，实行局与局、人与人的购买竞赛。按照邮政劳保规定，邮政人员连续工作半年以上的，可以休息两星期（因为平常无例假），不休假的加倍发给工资。但是江西全省的邮政人员，却自动要求不休假，不领取加倍工资，并且号召中央苏区的一千二百个邮政战友，一致响应这一运动。

苏区的邮政，不仅在物质方面是从无到有，白手兴家创办起来的，即人员的培养、技术的训练、规章制度的制订，也都是逐步摸索，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关于人员、技术的培训，主要是采取训练班的办法，分期招收学员，集中训练。我在中央邮政总局任职期间，于一九三二年前后办了两期。学员的来源是从各机关、团体、部队中抽调优秀的党团员及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学习时间一般为两三星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邮政业务，并结合学习政治。当时提出：党员一定要钻进去，掌握业务技术，发挥党在邮政工作中的骨干作用。仅管当时物质条件差，生活苦，学习时间短，什么设备都谈不到，连课桌以及某些必要的文具都缺乏甚至没有，但是由于招收进来的学员，都是经过挑选的，素质好，一般都能发挥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精神，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毕业时举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分配工作，有的任县局长，有的任邮务员，不少的学员分配工作后，成了各级邮政单位的骨干。据我所知，除中央邮政总局外，各省邮政管理局，有的也举办了类似的训练班。除了办训练班培训后备力量外，对在职的人员，也注意整顿和改造。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举行的湘赣省第一次县邮局长联会议所作的决议，其中第一部份就是“彻底改造各级邮局工作人员的成分，坚决洗刷消极怠工、腐化浪漫、阶级异已分子出邮局，选择积极刻苦耐劳的贫苦工农，依照介绍手续到邮局来工作”，并且规定：“各县邮局须立即派人深入到分局去，从政治上与斗争中去实际改造”，“各级邮局的工作人员，经过改造后不准随便更换（如有特殊情况不在此限）……倘有故意对工作消极或挑拨捣乱者，可以指名报告省管理局，由管理局按照革命纪律制裁”。这是因为，在敌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邮政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组成部份，工作、任务既紧张繁重，又有着极大的政治机密性，经常注意邮政队伍的纯洁性，加强它的战斗性，乃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邮政规章制度的制订，在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成立以前，各地邮局所执行的都是各自为政，不统一也不一致的。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邮政总局在瑞金叶坪召开邮政工作座谈会。会上研究了规章制度问题，江西、福建两省邮政管理局都派了人参加，这两个省的规章制度首先统一起来了。其内容是从打开福建长汀保留的长汀白色邮局那里汲取适用的部份，结合苏区的具体情况加以制订的。这个规章制度订定后，报请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批准、颁布施行。在这以前，赣东北省（后改为闽浙赣省）也设立了邮政管理局，也有它自己的规章制度。叶坪座谈会举行以后，总局派了江西省局长王群同志前往横峰葛源协助整顿，赣东北省的邮政制度，因此统一了。王群同志从横峰返回瑞金途中，路过黎川时，适逢闽赣省政府正在成立，他又帮助建立了闽赣省的邮政管理局。以后各省和各根据地的邮政机构，都先后和中央邮政总局取得了联系。到一九三三年，全中央苏区的邮局，除经济上的开支仍由各省自行掌握外，有关的规章制度，就全部统一了。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时，中央政府指定中央邮政总局局长张善初，江西省邮政管理局长王群，邮务员钟金辉等三人，携带中央苏区邮政有关的规章、表报、文件随同长征。其中钟金辉、王群同志都先后安全到达了陕北，使苏区这一套富有革命传统的邮政规章制度，得以在陕、甘、宁及其他解放区继续执行并发扬光大，其中若干主要之点，一直保持到今天，还贯串在邮政章则中继续执行。

关于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情况，我所知道的大致如此。遗憾的是时间久了，记忆模糊，资料不足，写得很不全面、很不具体，也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有错误。衷心期望了解当年情况、掌握有关史料的同志—一特别是王群、汪奇峰、钟金辉等老同志，有以指正，以便全面、系统、具体地写出来，为苏区的人民邮政史，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第六辑(1981年9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