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3月，日本帝国军队攻占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标志着这片富饶的群岛彻底落入日军之手。

1942年3月，日本帝国军队攻占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标志着这片富饶的群岛彻底落入日军之手。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约十万荷兰裔平民而言，和平与优越的殖民生活戛然而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迅速关押进条件恶劣的集中营。

然而，对于其中一些女性来说，集中营的饥饿与疾病并非最可怕的噩梦，一个更为黑暗的命运正在等待着她们——被强征为日军的"慰安妇"。

日军的强征行为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国家暴力。

由于荷兰籍女性大多被拘禁在集中营内，这些营地便成了日军挑选"慰安妇"最直接的地点。

日本兵会定期进入营地，以"需要劳动力"或"提供服务工作"为借口，点名带走年轻女性。

幸存者贝尔特·科尔菲努斯回忆，日本兵会来到集中营，专门带走女囚。

她记得其中有些女孩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

当时，一些年长的女性曾勇敢地站出来，试图替换下这些年轻的女孩，但她们自己却因此坠入了深渊。

这种"挑选"过程充满了恐惧与不确定性，女人们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生怕被日本兵的目光扫到。

另一种强征方式则更为直接。

荷兰记者希尔德·扬森在其著作《慰安妇》中记录，日本宪兵会在外出劳动的队伍中或利用其他机会，公然将妇女抓走。

一份1946年的荷兰政府档案中记载了一名27岁荷兰妇女的证词，她描述自己是如何被日本宪兵剥光衣服，然后强行带至所谓的"慰安所"。

尽管她奋力抵抗，却遭到枪托猛击和耳光，最终被拖进囚禁她的房间。

2013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一份官方资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铁证。

资料中包含了对前日军中将等人的判决书，其中明确记载了1944年在日军军官命令下，荷兰女性被从俘虏收容所强行带走，并送往4处慰安所。

判决书甚至提到，该中将在后续调查中承认"在签(成为慰安妇的)承诺书时，对若干人多少有所强制"。所谓的"承诺书"完全是在枪口胁迫下签署的虚伪文件。

一旦被送入慰安所，这些荷兰妇女便彻底失去了自由和尊严，陷入了人间地狱。她们的生活被系统性的性暴力完全填满。

在玛格丽特·哈默尔所著的《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幸存者们的悲惨遭遇。

书中揭露，许多慰安妇每天被迫为20名左右的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

这个数字并非上限，在周末或日军休假的日子，她们需要"接待"的士兵数量会暴增至40人甚至更多。女人们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被编号，士兵们在门外排队等候。

13岁的莉娅是已知最年轻的荷兰慰安妇之一。

她在慰安所里度过了整整九个月的非人生活。由于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每次遭受强暴都会导致严重撕裂和出血。

她记得士兵们常常一边实施性暴力，一边用刺刀在她身体上方比划，看着她因恐惧而颤抖的样子取乐。

暴力是慰安所里的常态。

日军士兵并不将她们视为人，而是视为发泄兽欲的工具。幸存者埃伦回忆，她曾因月经期拒绝接客而被绑在椅子上，日本兵用香烟烫她的身体，直到她昏死过去。

另一位幸存者回忆，她目睹一个女孩因试图抵抗而被多名士兵轮番殴打，最后被刺刀捅死，尸体被随意丢弃。

罗妮·荷曼德永的母亲用日记记录下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其中提到了日军"用烟头烧灼女性身体、在她们的手指里穿竹钉子"等暴行。

由于极度害怕日记被日军发现，她后来不得不忍痛撕毁了记录着最残酷暴行的页码。

但她在幸存的一页上写道："今天又听到了隔壁营房传来的惨叫声，持续了整个下午。晚上安静下来时，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孩没能挺过去。"

慰安所内完全没有医疗保障。性病在慰安妇和日军士兵中迅速传播。

患病的妇女不会得到治疗，反而会被迫服用一种名为"606"的含砷药物。

这种药物虽然能暂时抑制性病症状，但会带来剧烈的呕吐、头痛和发热等副作用，长期使用还会导致神中毒。

怀孕也是常见的悲剧。一旦发现怀孕，日军会强制进行流产手术。

这些手术通常在极其不卫生的条件下由军队医生完成，没有麻醉，使用未经消毒的器械。许多妇女因此患上严重的妇科疾病，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术后她们通常只能休息一两天，就不得不继续"工作"。

基本的卫生条件也极其恶劣。慰安妇们每天只能获得极少量的水用于清洁，有时甚至连续数周无法洗澡。

床单上沾满了前一个受害者留下的血污，却很少更换。

跳蚤、臭虫和蟑螂在房间里滋生，许多妇女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疾病。

除了肉体的痛苦，慰安妇们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日军有意识地摧毁她们的人格尊严，将她们彻底物化。她们被剥夺本名，代之以编号或侮辱性称呼。禁止使用母语交流，违者会遭到毒打。

最常见的控制手段是利用家人进行威胁。

日军会明确警告她们，如果试图逃跑或不服从命令，她们仍在集中营里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孩子将会受到严厉惩罚或被处决。

对于已经失去一切、家人成为唯一精神支柱的女性而言，这种威胁是极为有效的枷锁。

幸存者安娜回忆，她曾亲眼目睹一个试图逃跑的女孩被抓回后，日本兵当众强暴了她，然后强迫她的母亲在一旁观看。

母亲因受刺激过度而精神失常，当晚在营房内上吊自杀。这种集体连坐的恐怖政策，有效地压制了大多数人的反抗念头。

长期的非人生活导致许多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

有些人变得麻木不仁，整日呆坐不语；有些人则会在夜间发出无法控制的尖叫和哭泣。日军将这些症状统称为"营房精神病"，不仅不给予治疗，反而认为这是她们"软弱"的表现，加以嘲笑。

二战结束后，相关的战争罪行审判陆续展开。

在荷兰设立的临时军法会议上，涉及强征和强奸荷兰慰安妇的日军相关人员受到了追究。

记录显示，直至1949年，包括一名前日军中将在内的5名军官和4名民间人士因此类罪名被判处刑罚。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资料，正是来源于这些审判的判决书。

然而，对于幸存者而言，正义远未完全实现。

战后几十年，这段痛苦的记忆被她们深深埋藏。当她们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作证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而日本政府的态度却始终暧昧不清。

幸存者贝尔特·科尔菲努斯曾公开撰文，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否认"慰安妇"事实的言论。

她强调："不全面认识历史，不尊重受害者，加害者就不可能获得原谅。"

另一位幸存者直到临终前仍坚持接受采访，她说："我要说出真相，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这样的罪恶永远不再重演。"

据学者估算，约有250名荷兰女性在日军占领印尼期间被迫成为慰安妇，但实际数字却远不止此。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被暴力撕碎的人生。

她们在慰安所中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对人性底线的突破。

从强行抓捕到系统性强暴，从肉体摧残到精神折磨，这段历史通过幸存者的口述、学者的研究以及解密的档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荷兰妇女的经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实施系统性性暴力的重要证据。

她们的身体带着永久的创伤：许多人患有慢性盆腔炎、子宫脱垂等妇科疾病；另一些人则长期被噩梦、焦虑和抑郁所困扰。

可更让她们痛苦的是社会的不理解，是战后荷兰社会对这段历史普遍保持沉默……

来源：海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