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春末的重庆码头，江风裹着湿冷的雾气。71岁的于右任拄着拐杖，站在“太平轮”甲板上，望穿秋水。他怀里揣着给妻子高仲林的信，信角都被揉得发皱：“仲林，我已到渝，明日便去青木关接你和芝秀。”可等了三天三夜，码头上只有扛货的脚夫、哭嚎的难民，始终不见妻女的身

1949年春末的重庆码头，江风裹着湿冷的雾气。71岁的于右任拄着拐杖，站在“太平轮”甲板上，望穿秋水。他怀里揣着给妻子高仲林的信，信角都被揉得发皱：“仲林，我已到渝，明日便去青木关接你和芝秀。”可等了三天三夜，码头上只有扛货的脚夫、哭嚎的难民，始终不见妻女的身影。

后来他才知道，就在他抵达重庆那天，高仲林和于芝秀背着简单的包袱，坐上了去成都的汽车。老太太攥着女儿的手说：“老于在台上忙，咱别去添乱。”闺女抹着泪应：“等局势稳了，总能再见。”谁承想，这一错过，便是永别。

于右任和妻子高仲林，是旧时候少见的“学问夫妻”。高仲林出身陕西书香门第，能写一手好魏碑，当年于右任在西安办学，一眼就看中她“沉稳又不失灵气”。婚后两人琴瑟和鸣，高仲林操持家务，于右任在外办报、办学，连孙中山先生都夸他“家有贤内助，方能成大事”。

1947年国共矛盾加剧那会儿，于家还在南京的老巷子里住着。高仲林每天清晨给丈夫熬小米粥，看他伏案写文章，劝他：“老于，你总说和平建国，可两边火气都大，咱不为官了，回陕西老家种石榴吧？”于右任摇头，摸着胡子笑：“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百姓说几句公道话。”

局势恶化比想象中快。1948年底，国民政府要南迁广州，于右任作为监察院院长，不得不跟着走。他收拾行李时，翻出高仲林去年给他绣的丝帕，帕子上是并蒂莲，针脚细密。他把帕子贴在胸口：“仲林，委屈你跟我受累了。”可真到了要走那天，他站在南京下关码头，望着滔滔江水，终究没忍心叫妻女跟来——“乱世里，她们在大陆，至少有熟人照应。”

到了台湾，于右任的日子过得像个“挂名的院长”。他住在台北青田街的小院里，桌上摆着高仲林寄来的腊肉（后来才知道，那是托人从香港转寄的），墙上挂着于芝秀小时候画的《松鹤图》。他常对身边人说：“我家仲林，腌的萝卜干最香；芝秀那丫头，琴弹得比我还好。”可话音刚落，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1949年春，他听说重庆还没完全乱，便借口“处理旧报社事务”，带着秘书飞了过去。他住在七星岗的老旅馆，每天早上去山城巷转悠——从前高仲林来重庆看他，总爱逛这里的绸缎庄；又去中央公园，于芝秀小时候在这儿学过画画。

第四天傍晚，他在茶馆听两个挑夫聊天：“听说于胡子来重庆寻老婆娃了？”另一个笑：“人家早往成都去了！”于右任手一抖，茶碗摔在地上。他疯了似的往车站跑，可最后一班去成都的汽车刚鸣笛开走。他蹲在路边，望着车轮扬起的尘土，老泪纵横。

高仲林和于芝秀为啥没等他？后来整理遗物时，发现高仲林的日记本，上面写着：“4月15日，接重庆来信，老于要来。16日，邻居说重庆打仗了，路上不安全。17日，芝秀说去成都投亲戚，我想，老于在台上，肯定有办法，咱别去拖累他。”字里行间，全是心疼和不舍。

此后二十多年，于右任再没见过妻女。他在台湾推行“耕者有其田”，创办草书研究社，可每次提起家人，声音就发颤。1962年，他在日记里写：“我百年之后，愿归葬大陆，陪陪仲林，看看芝秀。”1964年，86岁的于右任在台北病逝，遗物里只有一方刻着“高仲林”的砚台，和一张泛黄的合影——那是1935年在西安，三人站在槐树下，都笑得很开心。

1984年，高仲林在西安去世，床头摆着于右任最后寄来的信，信里说：“台湾的桂花开了，像咱院子里的那棵。”于芝秀活到102岁，临终前拉着孙辈的手：“你太爷爷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奶奶。”

这故事里没有阴谋，没有背叛，只有大时代里一对老夫妻的聚散。于右任不是不想接妻女，是不能；高仲林不是不愿等，是不愿添乱。他们的遗憾，是千万个家庭的缩影——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浪潮里，不过是片叶子。可那片叶子上的脉络，藏着最真的情，最痛的念。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