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凌晨四点，我又一次被安安的哭声惊醒。那哭声不像别的孩子，洪亮、有力，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安安的哭声是破碎的，尖锐又虚弱，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一遍遍地割着我的神经。我摸黑爬起来，身体像散了架的机器，每一个关节都在吱嘎作响。冲奶、换尿布、轻拍安安僵硬的后背，一套流程
凌晨四点，我又一次被安安的哭声惊醒。那哭声不像别的孩子，洪亮、有力，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安安的哭声是破碎的，尖锐又虚弱，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一遍遍地割着我的神经。我摸黑爬起来，身体像散了架的机器，每一个关节都在吱嘎作响。冲奶、换尿布、轻拍安安僵硬的后背，一套流程下来，天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我抱着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着窗外那个灰蒙蒙的世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日复一日，在没有尽头的绝望里服刑。
七年前，我不是这样的。七年前的林晓，是朋友圈里公认的“人生赢家”。我出生在一个家风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教育我要独立、理性。我名校毕业，进了一家不错的设计公司，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二十八岁就做到了设计总监。我的丈夫陈默，是我的大学同学，温和、儒雅，在一家国企做工程师，我们感情稳定，在房价高企的城市里有自己的小窝。一切都那么完美，按部就班，直到我怀孕。
怀孕的喜悦冲淡了工作的所有疲惫。我小心翼翼，每一次产检都和陈默一起去，看着B超单上那个小小的生命一点点成形，从一个模糊的孕囊，到能看见手脚的轮廓，再到能听见他有力的心跳。我们给孩子取名“安安”，平安的安，希望他一生顺遂，无病无灾。我甚至开始想象，他会像我一样热爱艺术，还是会像陈默一样，对机械和逻辑有着天生的敏感。
那份美好的憧憬，在孕二十四周的大排畸检查时，被彻底击碎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下午，B超室里异常的安静，医生的探头在我肚子上滑了很久很久，眉头越皱越紧。陈默握着我的手，手心全是冷汗。医生让我们去外面等，她要请主任医师过来会诊。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爬满了我的心脏。
主任医师的话，冷静而残酷，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钉子，钉进我的骨头里。“胎儿侧脑室增宽，胼胝体发育不良，小脑蚓部发育不全……这些指标高度怀疑是脑部严重发育畸形，出生后大概率是重度脑瘫。”
脑瘫？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炸得我头晕目眩。我下意识地反驳：“不可能！医生，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没有遗传病史，我怀孕期间一直很小心……”
主任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一丝职业性的怜悯：“林女士，很多先天性疾病的发生是随机的，没有道理可讲。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我们建议你们……引产。”
引产。多么轻飘飘的两个字，对我来说，却意味着要亲手杀死一个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活了六个月，会踢我、会动、有心跳的生命。我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整个人都在发抖。陈默抱着我，他的身体也一样僵硬冰冷，他一遍遍地说：“没事的，晓晓，我们再找别的医院看看，一定是搞错了。”
我们跑遍了全市最好的三家医院，找了最有名的专家，得到的结果都如出一辙。每一次的诊断，都像一把重锤，将我们最后的希望砸得粉碎。最后一个专家看着我们，叹了口气说：“姑娘，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还年轻，听我一句劝，长痛不如短痛。生下这样的孩子，对孩子、对你们整个家庭，都是一辈子的拖累和痛苦。”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一室的寂静。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手放在肚子上，感受着安安偶尔的胎动，泪水无声地流淌。我感受得到他，他就在那里，他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可能”的未来，就剥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
陈默推门进来，坐在我身边，眼睛红肿。他沉默了很久，才艰难地开口：“晓晓，爸妈那边……我们都商量过了。我们听医生的吧。我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健康的宝宝。”
我猛地抬头看他，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陈默，他也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正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才不希望他来这个世界受苦！”陈默的声音也激动起来，“你知不知道脑瘫意味着什么？他可能一辈子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不会自己吃饭！他会被人嘲笑，被人当成怪物！我们呢？我们要放弃工作，放弃所有的生活，每天围着他转，给他做康复，给他喂饭擦身，直到我们老死！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什么样的日子？”
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可我还是固执地摇头：“我想过。但我也想过，万一呢？万一他没有那么严重？万一通过康复他能好起来？就算他好不起来，他也是我的孩子，只要他活着，我就要他。”
那是我和陈默第一次那么激烈地争吵。第二天，我的父母和公婆都来了。他们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妈拉着我的手，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晓晓，妈妈知道你心善。可这不是养一只小猫小狗，这是一辈子啊！你不能为了你那点不切实际的母爱，毁了你自己，也毁了陈默的一生啊！”
我爸，那个一向沉稳理性的教授，也用近乎请求的语气说：“孩子，听爸爸一次。做出这个决定，是理性的选择，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能感情用事。”
公公更是直接，把话挑明了：“林晓，你要是执意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陈家不会认的。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被全世界抛弃了。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对，都充满了理性和现实的考量。可他们都不是我，他们感受不到我肚子里那个小生命每一次的跳动。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无法割舍的羁绊。
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爸，妈，叔叔，阿姨。他是我的儿子。我决定了，我要生下他。无论将来怎么样，我自己承担。”
那场家庭会议不欢而散。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变了。父母不再主动给我打电话，公婆更是直接断了联系。陈默虽然没有再激烈地反对，但我们之间也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隔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婴儿房的布置，也不再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感受胎动。他只是沉默地陪我产检，沉默地为我准备营养餐，那份沉默，比争吵更让我心寒。
我辞去了工作，断绝了大部分的社交，像一只冬眠的动物，把自己蜷缩起来，等待着那个未知的审判日。
安安是剖腹产生下来的。他很小，只有四斤多，哭声微弱。他没有像其他新生儿一样被抱到我面前，而是直接被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我在病床上躺了三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他躺在保温箱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小小的脸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我隔着玻璃看着他，心疼得无法呼吸。医生告诉我，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安安除了严重的脑损伤，还伴有心肺功能不全。
那一刻，我没有哭。我只是平静地告诉医生：“请尽全力救他。”
从安安出院那天起，我才知道，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安安的吞咽功能很差，每次喂奶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他呛咳、吐奶是家常便饭。他的肌肉张力极高，身体总是僵硬地挺着，四肢蜷缩，我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给他做按摩和被动操，常常累得满头大汗，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最可怕的是夜晚，他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因为身体不适而惊醒哭闹，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陈默一开始还试着帮忙，但很快，他就被这种日复一日、毫无希望的消耗磨平了所有的耐心。他开始加班，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干脆就睡在公司。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除了安安的病情，几乎无话可说。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一口深井，冰冷、黑暗。
我成了全职妈妈，一个被困在孩子病痛里的囚徒。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奶瓶、尿布、康复训练和医院的消毒水味。我以前那些光鲜亮丽的衣服都收进了箱底，取而代之的是方便哺乳、耐脏的棉质T恤。我没时间化妆，没时间看展，没时间和我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闺蜜喝下午茶。她们偶尔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问候，我除了说“还好”，也说不出别的话来。渐渐地，电话也少了。
我带着安安开始了漫长的康复之路。每周三次，我们要辗转两趟公交车，去市里最好的康复医院。医院里，到处都是和安安一样的孩子，和像我一样满脸疲惫的家长。我们机械地给孩子做着各种训练，推拿、针灸、运动治疗……看着孩子因为疼痛而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心也跟着一起被凌迟。
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康复治疗费用高昂，加上安安特殊的营养品和药品，我们很快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拉下脸，给我爸妈打电话。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卡号发过来吧。”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知道，她给我的不是钱，是怜悯。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安安三岁生日那天。那天，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尽管他根本不会吃。陈默难得没有加班，早早回了家。我以为，这会是一个难得的温馨时刻。
我把蛋糕放在桌上，点上蜡烛，抱着安安，想让他感受一下气氛。可安安突然开始抽搐，口吐白沫，脸色发紫。是癫痫，他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我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地找药，掐他的人中。陈默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像个局外人。
等安安的症状缓解下来，沉沉睡去，我整个人都虚脱了。我瘫坐在地上，看着一片狼藉的客厅和那个还没来得及许愿的蛋糕，眼泪终于决堤。我转头看着陈默，嘶吼道：“你为什么就站在那里看着？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陈默没有看我，他的目光空洞地落在窗外，许久，他用一种极其疲惫的声音说：“林晓，我们离婚吧。”
我愣住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片死寂的荒漠。“我撑不住了。这三年，我每天都活在噩梦里。我一回到这个家就喘不过气。我看着他，我……我甚至会怨恨他，怨恨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又会怨恨自己，怎么能有这么恶毒的想法。我快被逼疯了。”
他站起来，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这里面是我所有的积蓄。房子留给你们。我……对不起。”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我抱着安安，哭了一整夜。我终于明白，七年前专家说的那句话，“对孩子、对你们整个家庭，都是一辈子的拖累和痛苦。”我当初以为我的母爱可以战胜一切，可我错了。我战胜不了现实，也战胜不了人性。我高估了爱情，也高估了自己。
陈默走后，我的生活彻底坠入了谷底。我带着安安搬到了一个租金便宜的老旧小区。为了生存，我开始在网上接一些零散的设计私活。白天带安安去康复，晚上等他睡着了，我就打开电脑，熬夜画图。困到极点的时候，就用冷水泼脸，喝一杯又一杯的速溶咖啡。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暴躁。有时候，安安整夜哭闹，我怎么哄都不行，我会控制不住地对他大吼：“你为什么不哭死算了！你为什么要来折磨我！”吼完之后，看着他那张因为脑瘫而表情怪异的脸，和那双清澈却空洞的眼睛，我又会陷入更深的自责和痛苦，抱着他不停地道歉，不停地流泪。
我开始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镜子里的我，憔悴、苍老，眼神里满是麻木和疲惫。我才三十五岁，却感觉自己已经活到了人生的尽头。这就是我当初不顾一切选择的结果吗？这就是我以为的伟大母爱换来的代价吗？我常常在深夜里问自己，后悔吗？
每一次，答案都是肯定的。我后悔了。我后悔我的固执，后悔我的天真。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承受不起这样沉重的人生。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日日夜夜将我淹没。
转机发生在一个很偶然的下午。那天我带安安在小区楼下晒太阳，一个做直播的年轻人，把镜头对准了我们。我本能地想躲开，他却笑着说：“姐，别误会，我没恶意。我看你带孩子挺辛苦的，想跟你聊聊。”
也许是那天的阳光太好，也许是我积压了太久，我竟然对着那个陌生的镜头，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我的故事。我没有哭，只是平静地叙述，像在说别人的事情。直播间的评论区炸开了锅，有同情的，有指责的，也有很多人分享了他们类似的经历。
那天之后，我的生活有了一点点微小的变化。有同城的宝妈给我送来了孩子穿小的衣服和玩具，有网友给我介绍了线上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个专门帮助残障儿童的公益组织联系到了我，为安安申请了部分康-复补贴。
我开始尝试着记录我和安安的日常，发在社交平台上。我不再刻意美化什么，就是最真实的生活：喂饭的狼狈，康复的艰辛，深夜的崩溃，也有安安偶尔一个无意识的微笑，带给我的瞬间慰藉。我给我的账号取名“蜗牛妈妈和她的安安”。
我没想到，这些琐碎而沉重的记录，竟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很多人在评论区里给我加油打气，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在各自的困境里，努力地活着。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岛。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私信，是陈默发来的。他说他一直在关注我的账号，他说他很后悔当初的懦弱，他说那张银行卡里的钱，他每个月都会继续往里存。他说：“林晓，你比我想象中坚强，也比我勇敢。对不起。”
看着那句“对不起”，我没有回复，只是默默地关掉了对话框。我对他，已经没有爱，也没有恨了。
如今，安安七岁了。他还是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智力永远停留在了婴儿时期。我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我依然会在深夜里感到疲惫和绝望，依然会问自己“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
我没有答案。
当我清晨醒来，看着安安安静的睡颜，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长长的睫毛上，那一刻，我的内心会有一种奇异的平静。我给他擦脸，给他换衣服，抱着他柔软的身体，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我会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真实而滚烫。
我不再去想“如果当初”这种无意义的假设。人生没有回头路。我选择了这条最艰难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我不知道安安能陪我多久，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还能支撑多久。
但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是他的妈妈，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所谓的“生不如死”，或许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感觉。当我沉溺于失去的过往，对比曾经的完美人生时，我确实生不如死。但当我低下头，专注于眼前这个小小的、脆弱的生命，专注于解决今天的每一个难题时，我发现，我还能活下去。
我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设计总监林晓了。我是蜗牛妈妈，正背着我沉重的壳，带着我的小蜗牛，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缓慢而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爬行。也许，这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全部意义。
来源：风居住的街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