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刘玉梅，今年五十一岁，在省城里做了快十年的保姆。人家都说我手脚麻利，心眼好，找我的人家都得排队。可干我们这行的，见得多了，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尤其是照顾老人，那真是把人一辈子的酸甜苦辣都提前尝了一遍。都说养儿防老，可我亲眼看到的，人老了，日子过得有多难，跟
我叫刘玉梅，今年五十一岁，在省城里做了快十年的保姆。人家都说我手脚麻利，心眼好，找我的人家都得排队。可干我们这行的，见得多了，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尤其是照顾老人，那真是把人一辈子的酸甜苦辣都提前尝了一遍。都说养儿防老，可我亲眼看到的，人老了，日子过得有多难，跟有几个孩子，有多少钱，有时候真没多大关系。
我刚从上一家出来，那家的老爷子走了。走的时候，我正给他擦背，他就像睡着了一样，悄无声息。我给他换上早就备好的寿衣，看着那张曾经意气风发的脸变得蜡黄松弛，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老爷子姓郑，我们都叫他郑叔。他不是没钱，也不是没孩子。他有两儿一女，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一个在国外当教授，一个在国内开大公司，女儿也是个有名的医生。可郑叔最后这三年，身边陪着最多的，是我这个外人。
我第一次去郑叔家，是被他女儿郑医生请去的。那是个高档小区，电梯直接入户，房子大得能跑马。郑医生穿着白大褂，一脸疲惫地跟我交代注意事项，她说她爸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会糊涂，脾气也不太好，让我多担待。我点点头，说放心吧，我干这行有经验。
郑叔那时候精神头还行，就是记忆力差，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他总把我当成他过世多年的老伴，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年轻时候的事。他说：“阿芬啊，你看咱家现在多好，孩子们都有出息了，你也就放心了。”我不敢戳破，只能“嗯嗯”地应着，陪他一起沉浸在那些泛黄的记忆里。
他的大儿子每个月会从国外打一笔钱过来，足够支付我的工资和家里的一切开销。二儿子公司忙，但每周都会派司机送来各种高级补品，人参、燕窝堆得像小山。郑医生工作在本地，可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忙得脚不沾地，能抽空回来看看，也是来去匆匆，放下点水果和药，说不上几句话就又被医院的电话叫走了。
他们都以为，给了钱，给了物质，就是尽孝了。可郑叔最想要的，根本不是这些。
有一次，郑叔半夜突然发起高烧，说胡话。我吓坏了，赶紧给郑医生打电话。电话那头，郑医生声音嘶哑，说她正在抢救一个病人，实在走不开，让我先给郑叔物理降温，然后叫救护车。我一个五十多岁的妇道人家，背不动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只能一边用湿毛巾给他擦身子，一边哭着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抱着郑叔的衣物，看着急诊室亮着的红灯，感觉整个世界都冰冷得可怕。郑叔在里面，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给他的二儿子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说老板在开一个很重要的跨国会议，不能打扰。我气得想骂人，可我有什么资格呢？我只是个保姆。
直到凌晨四点，郑医生才满身疲惫地赶过来。她看到我，眼圈一红，说：“刘姨，辛苦你了。”我摇摇头，把手里的热水袋递给她：“快暖暖手吧，你爸烧退了，在病房睡着了。”她接过热水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起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也挺可怜的。事业再成功，在父母病倒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和愧疚感，是谁也逃不掉的。
郑叔的病，从那次以后，就越来越重了。他开始不认人，连自己的儿女都认不出来。有时候他会指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问我：“这人是谁啊？怎么天天在说话？”有时候又会像个孩子一样，因为我做的饭不合胃口，就把碗筷摔在地上。
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他清醒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玉梅啊，我对不起你，给你添麻烦了。”糊涂的时候，他会把我当成坏人，拿着扫帚要把我赶出家门。我身上被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心里也委屈，可看着他那双浑浊又无助的眼睛，所有的火气都烟消云散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是病了。
真正让我心寒的，是那次家庭会议。郑叔的病情需要更专业的护理，郑医生提议把他送到高级养老院去。她说那里的设施更好，有二十四小时的医生护士，对郑叔的身体更有好处。视频电话里，国外的大儿子立刻表示赞同，说钱不是问题，只要父亲能得到最好的照顾。二儿子也说，这样刘姨也能轻松点，他们也更放心。
我当时正在厨房给郑叔准备流食，他们的话一字不落地飘进我的耳朵。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们讨论得那么理智，那么客观，仿佛在讨论一个项目，而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我端着碗走出去，轻声说：“郑叔离不开这个家，他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这里有他和阿姨所有的回忆。去了陌生地方，他会害怕的。”
郑医生叹了口气：“刘姨，我们知道你对爸好。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陪着他。养老院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我看着他们，突然很想问一句，你们真的忙到连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的时间都没有吗？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我有什么资格去质问他们呢？
那天晚上，郑叔难得地清醒了一会儿。他拉着我的手，眼睛里满是恐惧，他说：“玉梅，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是不是要被送走了？”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握紧他的手，骗他说：“没有的事，他们就是商量着请个专业的医生来家里给您看看，您别多想。”他听了，才像个孩子一样，安心地睡着了。
最终，他们还是没有把郑叔送走。不是因为我的话起了作用，而是因为养老院那边暂时没有床位。这件事就这么拖了下来。但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有了个疙瘩。我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看着那些名贵的补品和家具，觉得无比讽刺。一个老人，守着一座金碧辉煌的“牢笼”，等着生命慢慢枯萎，而他的孩子们，在遥远的地方，用金钱表达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孝心。
郑叔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大小便失禁。我每天都要给他换好几次床单被褥，擦洗身体。房间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味道。郑医生每次回来，都下意识地皱皱眉，然后打开所有的窗户通风。我知道她不是嫌弃，她是个医生，见得比这脏乱的场面多得多。她只是……不习惯。不习惯自己的父亲，那个曾经为她撑起一片天的男人，变得如此狼狈和没有尊严。
有一次我给他换裤子，他突然哭了，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又弄脏了……”我帮他擦干净眼泪，轻声说：“没事的，郑叔，人老了都这样。我爸当年也这样，这不丢人。”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然后又暗了下去。
尊严，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东西。当你的身体不再受自己控制，当你的思想变得混乱，当你的存在成了别人的负担，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无力感，足以摧毁一个人所有的骄傲。
郑叔的二儿子，那个开公司的老板，有一次终于亲自来看他了。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提着最新款的营养品，一进门就被房间里的味道呛得咳嗽了好几声。他站在离床三米远的地方，看着形容枯槁的父亲，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震惊和……嫌弃。
“怎么会搞成这样？”他问我，语气里带着质问。
我当时正在给郑叔喂水，听到这话，心里的火“噌”地就冒了上来。我放下水杯，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郑老板，你有多久没亲自来看看你爸了？你以为你爸是盆花，按时浇点钱，送点肥料，他就能自己长得好好的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会病，会老，会需要人陪！”
他被我顶得一愣，脸色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
郑叔好像听懂了我们的争吵，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别吵……别吵……”
二儿子最终还是没说什么，他从钱包里抽出一沓厚厚的钱塞给我，说：“刘姨，辛苦你了，不够再跟我说。”然后就匆匆离开了，仿佛这个地方多待一秒都会让他窒息。
我拿着那沓钱，心里五味杂陈。我不是嫌钱少，我只是觉得悲哀。他们总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能弥补所有的亏欠。可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来说，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一次贴心的陪伴，一句温暖的问候。
郑叔走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暖洋洋的。我像往常一样给他擦洗身体，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力气小得像一片羽毛。他看着我，眼睛清亮得不像一个病人。他说：“阿芬，等我，我来找你了。”
我愣住了，他把我认成了他老伴。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的手就松开了，头歪向一边，再也没有了呼吸。
我给他穿好衣服，梳好头，让他走得体面一些。然后，我挨个给他的孩子们打电话。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压抑的哭声。他们都说会立刻赶回来。
灵堂设在家里，三个孩子都回来了。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表情肃穆。看着父亲的遗像，他们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这几年积攒的愧疚和遗憾，一次性都哭出来。亲戚朋友们来了又走，说着节哀顺变的话。我作为一个保姆，默默地在厨房里帮忙，看着这一切，心里空落落的。
葬礼结束后，郑医生找到我，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比说好的工钱多出很多。她说：“刘姨，这几年谢谢你，我爸……多亏有你。”
我没有接那个红包，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二儿子上次给我的钱，放在桌上，说：“这是上次郑老板给的，我没用完。你们把该给我的工钱结了就行。照顾郑叔是我的工作，我尽力了，心里也踏实。”
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这个我待了三年的家。临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空荡荡的床，仿佛还能看到郑叔躺在那儿，对我笑着说：“玉梅啊，今天天气不错，推我出去晒晒太阳吧。”
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走出那个小区，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今年五十一岁，身体还算硬朗，再干几年保姆应该没问题。可我不敢想，等我老了，走不动了，会不会也像郑叔一样？我的儿子在另一个城市打拼，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能指望他什么呢？
人老了，不是怕死，而是怕活得没有尊严，怕被世界遗忘，怕成为一个没人理睬的孤岛。我们年轻时拼尽全力，为家庭，为子女，付出了所有。可到头来，当我们变成了需要照顾的人，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那种孤独和绝望，比任何病痛都更折磨人。
我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年轻面孔，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刘玉梅啊，你要对自己好一点，趁现在还能动，多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多锻炼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人老了以后，那日子，真的太难熬了。你所能依靠的，最终，只有你自己。
来源：人间小太阳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