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九月的一个炎热星期五上午，并非士兵而是示威者来到加沙边境围栏，他们要求停止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封锁。示威者大多为犹太裔以色列人，他们高呼要国际社会制裁并孤立以色列，要求“停止种族灭绝和结束长期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体制”。参与者萨皮尔·斯卢茨克·阿姆兰说：“我

在九月的一个炎热星期五上午，并非士兵而是示威者来到加沙边境围栏，他们要求停止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封锁。示威者大多为犹太裔以色列人，他们高呼要国际社会制裁并孤立以色列，要求“停止种族灭绝和结束长期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体制”。参与者萨皮尔·斯卢茨克·阿姆兰说：“我们清楚政府不会停止，所以我们在此呼吁世界抵制我们，哪怕听上去荒谬。”

约150名以色列活动人士向加沙围栏游行

接近战争两年时点，像她这样的声音在以色列是少数，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不多，但我认为必须不断挑战我们的社会……他们处于否认之中，我认为让他们面对我们正在犯下的可怕事实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震撼他们。”

九月，独立的联合国调查首次得出结论，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灭绝。以色列政府否认这一结论。距离示威地点仅短程车程的地方，示威者与多数以色列人的看法差距立刻显现：在南部边境城镇斯德洛特（Sderot），一家“斯德洛特影院”出现——人们带着爆米花在观景台轮流通过望远镜观看以色列的轰炸，有人拍自拍，空袭的震动声在远处响起。有观望者说：“当我从这里看见加沙的建筑仍矗立，我就心烦……我想以色列继续，直到完全夷平为止。”另一名观望者甚至表示不希望再有阿拉伯人住在以色列旁边。

回溯：哈马斯领导的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7日杀害了约1,200名以色列人，并俘获超过250名人质。目前仍有48名人质滞留在加沙，其中约20人被认为仍然活着。许多以色列人难以从那一天走出——他们将其视作以色列的“9·11”。在未看到人质归还并得到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答案之前，很多人很少考虑对岸发生的事。

在这种氛围下，示威的目标与议题也显得分明。每周六在特拉维夫上演的大规模示威，成了民众表达对政府愤怒并要求结束战争的常态。但民众民调显示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停火，然而街头示威的主诉求却仍以“归还剩余人质”为核心；示威横幅上几乎看不到以色列对加沙造成的超过66,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记载或呼喊。

以色列人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加沙北部，那里正遭受以色列军队的猛烈攻击

媒体的角色在此尤为关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aChord中心八月民调显示，62%的受访者同意“加沙没有无辜旁观者”的说法。批评者认为，以色列主流媒体自10月7日以来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去人性化”运动。伦敦圣乔治大学的研究员阿雅拉·帕涅夫斯基指出，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频道之一在播报中“抹去”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当该频道播放来自加沙的影像时，更多呈现的是以色列士兵作战画面，而非巴勒斯坦人的人道苦难。她与莫拉德智库合著的一份即将发布的报告通过抽样与取证分析发现，在战争最初六个月里，该频道仅有3%的报道展示了加沙的人类苦难。帕涅夫斯基说，这创造了以色列人对战争认知与外界信息之间的巨大鸿沟。

《哈雷茨》（Haaretz）是少数自战争开始以来广泛报道加沙人道苦难的以色列媒体之一，但报道此类内容的记者付出了社会代价。《哈雷茨》驻耶路撒冷记者尼尔·哈森称，每当他报道加沙故事或刊发以色列士兵承认在加沙犯下暴行的证词时，他就会收到死亡威胁和仇恨邮件。他称这是社会未能把“他人视为人”的总失败。

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同样被提及。前议会议长、作家阿夫拉罕·伯格认为，导致许多犹太裔以色列人陷入否认的不仅是媒体，建国以来的政治话语也未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你看不见他们，所以他们不存在。”他指出，几十年来的占领与制度性不平等为今日局面埋下了种子。伯格自称一贯和平主义者，但他警告，如今的局势已走到极端，为了保持平衡，“像我这样的人必须采取极端立场”。

活动人士大多是以色列犹太人，代表了以色列社会中的少数群体

两年过去，极端性几乎成了以色列社会的标尺。事发后数日内，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我们将改变中东”。随后，他推行了超出传统军事边界的持久攻势，即便常常违背军方建议。中东的地缘政治确实发生了变化：曾被视为可能走向正常化的海湾国家关系面临倒退，以色列在地区乃至更广泛舞台上的孤立程度明显上升。内塔尼亚胡似乎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并带着以色列公民共同承担，无论他们是否全然赞同他的选择。

站在加沙围栏的那群抗议者——大多为以色列犹太人——承认他们是少数，但他们坚持挑战本民族的信念。他们认为，将国家变成国际弃儿或许极端，但在他们眼中，这是面对加沙所发生之事的必要回应。“我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不愿在加沙的战争罪与种族灭绝面前保持沉默，”一名参与者说道，“这些罪行是以我们的名义被犯下的，我们有责任抵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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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边界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