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理说，他该和东条英机那批人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可他没有，缘由不在他多善良，而是他后来拧了一下方向，提出“不扩大”——一句在日本军部听起来很刺耳的主张。说到底，他能躲过灾，跟那一念之差有关系；至于这念头到底有多大力量，得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看。
那个不愿再扩张的军人：石原莞尔的拐弯与日本的失手
那一年，东京的审判庭里坐着一个本该被审的人。石原莞尔，一个做到陆军少将的军官，却被叫到证人席上。不少战犯的生死，居然要靠他这张嘴来拨动。
按理说，他该和东条英机那批人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可他没有，缘由不在他多善良，而是他后来拧了一下方向，提出“不扩大”——一句在日本军部听起来很刺耳的主张。说到底，他能躲过灾，跟那一念之差有关系；至于这念头到底有多大力量，得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看。
回到年轻时。辛亥革命那阵，他还是驻朝鲜春川的一个少尉。听到武昌起义成了，激动得不行，眼泪掉下来，嘴里喊着“民国万岁”。那时日本思想圈子里很流行“亚洲主义”，不少知识分子觉得中日是一条船上的，应该抱团对抗西方列强。石原也在那条浪潮里，他真心希望东方能有自己的火种。
然而一年后，他踏进中国的土地，看到了另一面：军阀混战，地痞横行，官吏和商团都在拦路劫财，普通人被层层盘剥。他在日记里写下的判断很直接——这个国家病得太重，靠自己恐怕好不了。他甚至相信，一旦外敌进犯，老百姓不会为政府拼命。这种想法很冷，也很傲慢，但它后来变成他行动的底子。
八年过去，1928年，他升到中佐，被调到关东军当参谋。那儿的高级参谋是板垣征四郎，俩人是陆军仙台幼年学校的老同学，还都在春川待过——东北重逢，老同学一见，搭伙就顺理成章了。石原的脑子里那时已经有了厚厚一沓“方案”。他之前在德国待了三年，研究现代战争和军事工业的逻辑，回来就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套体系——后人叫它“石原构想”。
构想的核心并不复杂：真正的大战争迟早会发生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日本想要在世界上占一个位置，必须先把基础打稳，资源得有，腹地得有。怎么有？先拿下满洲和蒙古——也就是中国东北这片，靠近，资源丰富，方便操弄。之后再北上摆平苏联的远东，再南下压住中国政权，最后和美国决斗，争一个“东方代表”的名号。他想得很远，东京那边对“满蒙问题”吵吵嚷嚷没定论，他不耐烦，“别争了，动起来”，这股子狠劲儿，最终赢得了关东军司令的支持。
说白了，这是一次把全军身家押上的豪赌。你看，当时关东军在东北不过一万来号人，张学良的兵力是好几十倍，装备也不差，还有挺整齐的飞机队。日本国内不少人笑关东军是拿着一把竹子做的刀上阵。但石原不当回事，他觉得“张少帅这边虚张声势，遇到突袭，撑不了两天。”这种自信不是凭空来的——也许是年轻，也许是觉得自己看透了“人心”。
日本陆军刑法里明明写着：擅自发动军事行动者重罪，轻的七年，重的砍头。可他认定自己不会输，先把锅开了再说。1931年9月18日夜，奉天郊外的南满铁路边上，轰然一声，天边亮了一下。关东军一口咬定是中国军队炸了铁路，随即出动炮火，直轰沈阳城。这就是后来被我们记住的“九一八”。
他此前放话“两天拿下奉天”，现实比他预计的还快——不到半天，城市就失守了。三个月不到，日本人几乎把东北大半握在手里。张学良那边，退得很狼狈，地盘一寸寸漏掉，心气也逐渐塌下去。石原的“疯狂”，就这么在地图上变成了事实。
按法律，他这叫自作主张，应该问斩。可风向一变，他反而成了“开疆拓土”的功臣。1932年，伪满洲国搭了台，他晋了大佐，披着“凯旋”的光环回国，胸前挂着亮闪闪的勋章，天皇也露面给他面子。东北的胜利像多米诺骨牌，军部里一片躁动，自信心爆棚，“还能再拿下一个，再拿下一个”。
然而外面的世界不按他原来脚本走。中国这边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散掉，国共两党在对外的事上居然能并肩。再看英美，华北是它们的利益圈，日军一动，英美就给了国民政府设备、贷款和各种援助。北方那边，苏联在头两个五年计划里把底子抬了起来，远东的防线铺得很厚，还和外蒙古签了军事协定。你要北上？没那么容易。
形势是会教育人的。石原开始觉得，此时再往中国里去闯，反而会把日本拖进泥潭。他从来把苏联当头号敌人，心里盘算的是：日本现在根基不稳，同时在中国和苏联两线开打，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所以他提出一个看起来很“消极”的方向——至少十年，先歇一口，把工业、国力撑起来，之后再和美国这条巨兽比高低。对中国这一边，他主张修和，不再扩大。
那几年，华北的局势一直在上升，他心里七上八下。他跑去找陆军中央，希望发一个明确的命令，不要在华北和内蒙动武。甚至设想让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别再给双方添乱。可军部那帮人已经被“迅速解决问题”的幻觉裹挟住了，他的建议，像投到井里的石头，没溅起几个圈。
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响起，用的理由是“一个士兵失踪”。这声枪响之后，军部里也分成两派：一派要趁机扩大，另一派想压住火势。撑着“扩大派”的有衫山元、东条英机这些人，嗓门大，人数多，语气也硬。石原站在另一边，他清楚这一步走出去，意味着什么。
他试着用速度去抢回来。11日凌晨，他赶去参加内阁会议，想把事情按住。可衫山元早一步，前一天夜里就去见了首相，敲桌子要增兵。在参谋本部会上，衫山还拍胸脯：三个师团、三艘巡洋舰，足够拿下华北，最多打到保定就差不多了。别说石原，很多冷静的军官也觉得这个口气太大，可是风向已经被他掌住。
当天，日本对外公布了扩大行动的决定。石原没认输，他又去找衫山和次官梅津美治郎，摊开纸面分析：现在全面进攻中国，利小弊大，不如让首相亲自出面，和蒋介石谈一次，试试把结解开。这一套，没人愿意听。到20号，他压住的第二次动员方案，被自己的下属武藤章绕过他直接报给衫山。两人当场扯开脸，唇枪舌剑，最后武藤放话“我不干了”作为逼迫。石原当场苦涩——他从来没尝过这种被架空的滋味。那天，他递了辞呈，离开了权力中心。
同年的职务调动，又把他扔回关东军当副司令。这回，搭档换成了东条英机。说句闲话，石原一直瞧不上东条：两人都是陆军大学出身，一个是优等生，一个是考了三次才混进去的“苦学生”。他甚至在公开场合骂过东条“笨蛋”。你想，这种私人恩怨，加上两人政治主张相反，合作能好到哪去？不到一年，石原就被挤走了。
离开之后，东条一路升上去，掌着军界的话语权，也不忘回头对石原“补刀”，把他在军界和教育界的路都堵上。等到1947年，审判堂里两人再遇，一个在被告席，一个在证人席，空气里都是旧账的气味。东条听着石原的指控，会不会在心里咬牙，想起当年被嘲笑的那些场面？这我们自然不知道。
但换个角度看，如果日本军部当年真的采纳了石原的“十年冷静期”，不在华北继续摊牌，转身去搞工业和后勤，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对中国来说，那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加艰难的局面——十年后，一个更强的对手。可历史没有“如果”。他们选择了火里冲，走向了泥沼，也因此给了中国社会组织起抵抗的时间、国际援助的窗口和一个最终的结局。
石原这个人，前半段是火药味，后半段是冷静期；他既制造了东北的伤口，也试着在另一个时刻刹车。是非功过不好一句话打尽。有人说，“他国良将，未必是我国之幸”，这话有点冷，但也真实。历史这东西，它不是算法，常常是某个人在某一刻的想法突然拐弯，随后牵着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往前走。我们回看，只能在那些拐点上，轻轻地叹一口气。
来源：随性自由的饼干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