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7月下旬，美国东部时间深夜，纽约无线电收发站灯火通明。技师把一份加急电报译成莫尔斯码，脆亮的“嘀嘀嗒嗒”跨过太平洋，目标是延安。收电号头写着三个大字——“胡适”，落款处却是一段令技师也微微皱眉的中文：“望放弃武力，建立和平政党”。

1945年7月下旬，美国东部时间深夜，纽约无线电收发站灯火通明。技师把一份加急电报译成莫尔斯码，脆亮的“嘀嘀嗒嗒”跨过太平洋，目标是延安。收电号头写着三个大字——“胡适”，落款处却是一段令技师也微微皱眉的中文：“望放弃武力，建立和平政党”。

彼时的胡适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旁边的公寓里整理讲稿。阵亡人数、废墟城市和接连不断的胜利新闻交织成一幅复杂背景，他认为“和平”一词最能概括普通中国人的渴望。于是他起草了这封电报，想把欧洲政党轮替的经验搬进即将重组的中国政治。

延安清凉山的另一端，毛泽东结束了军委会议，披着旧棉衣走回窑洞。参谋递来密封电报。毛泽东扫了一眼大意，点燃油灯，又把电文放在炭火上烤干潮气。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现在却劝自己“别用枪杆夺天下”。他沉默几秒，轻声说道：“老胡还是那套思路。”

时针倒转二十七年。1918年秋，北大图书馆不到二十平米的管理员室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胡适。年轻的管理员递上借书卡，胡适抬头，印象深的是那双写满好奇的眼睛。隔天又碰面，书堆中两人聊起杜威、讲到卢梭。胡适拍拍毛泽东的肩，笑言：“多读点原著，比听我课管用。”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记了很久。

五四浪潮推动白话文、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大辩论。胡适强调“多研究问题”，李大钊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陈独秀则把两者搅在一起掷向街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仍引用胡适文章佐证观点，可转过身，他又在工人夜校里宣讲马克思主义。“问题”和“主义”交汇，形成了早年毛泽东复杂的思想光谱。

20年代初，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毛泽东在信中说湖南教育“气象一新，诸事尚需兄长指点”；胡适回函勉励“自修大学”应当“师友互助”。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南昌起义爆发，“暴力与和平”的分歧突然放大。胡适坚持英国工党那条漫长道路，毛泽东则在井冈山检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再回到1945年。胡适的电报措辞颇为用心，他列举杰斐逊与英国工党的案例，提醒毛泽东“和平奋斗，前途不可限量”。在美国政坛耳濡目染的他坚信“第二大党”模式能化解国内纷争。电文还提到董必武来访，强调延安代表“在美声誉甚佳”。胡适觉得，只要共产党停火，旋即可以赢得合法席位。

延安方面的正式回电史料未公开，但多名随员日记提到一句原话。“毛主席合上电报，笑了笑：‘他讲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经验，我们呢，不一样。’”这句十六个字成为会议纪要上的批注，也宣告了电报未能改变中共既定的战略路线。

1949年，新政权建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系列评论，将胡适与傅斯年、钱穆并列为“帝国主义文化代理人”。批判声浪中仍可见另一种评价：胡适在语言文字改革上的贡献无人抹杀。“白话文得记他一功”，毛泽东在与钱学森闲谈时提到。褒贬并置，态度并不简单。

进入50年代，《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再次点名胡适。文件指出：“全盘否定并不妥当。”学术与政治被一刀分开，胡适在文学史、考据学领域的价值依旧被引用。也正因如此，青年学者查阅资料时会发现，一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签，另一面却是“启蒙先驱”的注释。

1962年2月，胡适在台北病逝。当天晚间，新华社翻译电讯，内部通报只有一句：“台湾胡适卒。”标题里既无喜也无悲。六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红楼梦资料汇编》，胡适旧考据文仍未删。对于曾经的“和平劝告者”，这或许已是某种微妙的历史定位。

整件事留下的核心疑问并未消散：假如当年毛泽东采纳胡适意见，中国会走向怎样的政党结构？档案无法回答，但事实是，中国革命选择了最具现实性的途径，而胡适则坚守了他心中的温和理性。两条道路，终点殊异。

时间过去近八十年，那封跨洋电报依旧存放在中央档案馆的恒温柜里。纸张微黄，可字迹清晰。它提醒后人：学术与政治的交汇点，常常在微妙的一瞬；而决定命运的抉择，往往要看战场，而非课堂。

来源：史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