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是没饭吃，是饭太好吃，吃得人发腻，发慌，觉得笔下的人物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我自己都骗不过去。

那一年，我三十五岁，写了十年小说，写到油尽灯枯。

不是没饭吃，是饭太好吃，吃得人发腻，发慌，觉得笔下的人物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我自己都骗不过去。

我卡住了。

像一辆掉进泥潭里的车，油门踩到底，只听见引擎空洞的嘶吼和车轮徒劳的打滑声，烟雾弥漫，就是不见动弹。

编辑劝我出去走走，找找灵感。

我说，灵感这东西，要是能找着，那就不叫灵感了，叫KPI。

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比谁都慌。

我怕自己就这么废了。

一个写字的人，最怕的不是穷，是写不出来。那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泛上来的虚无，能把人活活溺死。

然后，地震了。

铺天盖地的新闻，扭曲的钢筋，哭喊的人群，灰色的废墟。

我坐在亮堂堂的书房里，对着空白的word文档，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近乎耻辱的无力感。

我写的那些悲欢离合，在真实的灾难面前，轻飘飘的，像一戳就破的泡沫。

没怎么犹豫，我报了名，成了一名志愿者。

家里人反对，说你一个拿笔杆子的，去了能干嘛？别添乱就不错了。

我没反驳。

因为他们说的对，我可能真的什么都干不了。

但我必须去。

不去，我这辈子都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

到了灾区，那种感觉更强烈了。

空气里混杂着消毒水、尘土和一种说不清的、腐败的甜腥味。耳朵里全是轰鸣声，机器的，人喊的，哭的。

脚下的路，已经不能称之为路。

我被分到搬运组，跟一群皮肤黝黑、胳膊上全是腱子肉的民工大哥和兵哥哥们一起。

一天下来，我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两只手掌磨得全是血泡，一碰就钻心地疼。

晚上躺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远处隐约的啜泣，我反而睡得特别踏实。

身体的疲惫，好像把心里的那些虚慌给挤出去了。

我在这里，我做着一件具体的事，哪怕只是拧紧一颗螺丝，递过一瓶水。

这种感觉，很实在。

就是在那时候，我遇见了他。

一个老人。

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一片已经翻过好几遍的废墟上扒拉着什么。

他不像别的家属，没有声嘶力竭地哭喊，也没有呆滞绝望地瘫坐。

他就那么安静地，用一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一点一点地，把碎砖烂瓦拨开，像是在寻找一根不小心掉进沙堆里的针。

他的背佝偻着，很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上面沾满了灰尘。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太安静了。

安静得像这片嘈杂废墟里的一个休止符。

我们这些志愿者，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像上紧了发条的陀螺。

那天中午，发盒饭的时候，我看到他又坐在那片废墟的边缘，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来，是一个已经凉透了的、被压得有点变形的馒头。

他就着一小撮咸菜，小口小口地啃着，吃得极其认真。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走过去，把我的那份盒饭递给他。

“大爷，吃这个吧，热乎的。”

饭盒里是白米饭，还有一份土豆烧肉，冒着热气。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浑浊，布满血丝，但深处却异常地清亮，像两口藏在幽暗洞穴里的古井。

他没接，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不用，我这有。”

“您吃吧，我年轻，扛得住饿。您老人家得吃点好的。”我把饭盒硬塞到他手里。

他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饭盒，又看了看我。

半晌，他叹了口气，接了过去。

“娃儿，心好。”

他没立刻吃，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饭盒盖好，重新用布包起来，揣进怀里。

我看着他这个动作，心里一酸。

“大爷，您快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晚上吃。”他言简意赅。

我明白了，他是想把这份好的留着，当成一顿“大餐”。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会有意无意地关注他。

给他送水，送吃的，偶尔也帮他一起扒拉几下。

他总是在找东西。

我问他找什么。

他说，找个匣子。

“什么匣子？”

“铁的，装东西的。”

我以为是什么贵重的传家宝，或者是老人的积蓄。在这样的灾难里，一辈子的心血可能就埋在那一个不起眼的匣子里。

我干得更起劲了。

我们渐渐熟络起来。我知道他姓张，以前是山里小学的老师，老伴儿也走了，无儿无女。

这次地震，把他那栋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整个拍进了地里。

他从废墟里被刨出来的时候，就断了几根肋骨，别的倒还好。

但他好像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也不去医疗点，醒了就回来，继续找他的匣子。

我们都叫他张老师。

张老师话很少，但心里门儿清。

谁对他好，谁只是客套，他一眼就能看穿。

有一次，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想采访他，想让他对着镜头讲讲自己的遭遇。

张老师把脸一扭，一个字都懒得说。

那记者不死心，还在那儿掰扯，说您这是传播正能量，让全国人民都看看咱们灾区人民的坚强。

张老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我的家都没了，人也没了，我坚强个什么劲儿？”

“我就是想找回我的东西，不行吗？”

那记者被噎得满脸通红，讪讪地走了。

我当时就在旁边，心里暗暗叫好。

那天傍晚，雨停了，天边烧起一片瑰丽的火烧云，把整个灰色的废墟都映照出一种悲壮的暖色。

我和张老师并排坐在一块断裂的水泥板上。

我递给他一瓶水，自己也拧开一瓶。

他一直看着那片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娃儿，你不是这儿的人吧？”

“嗯，我从北京来的。”

“来做啥？”

“志愿者。”我说，“想……出点力。”

他转过头，那双清亮的眼睛又一次看向我。

“我看你，不像个干力气活的人。”

我苦笑了一下，“确实不是，我是写东西的。”

“写东西的？”他眼里闪过一丝好奇，“写啥？”

“小说。”

“哦……”他点了点头，像是明白了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明白。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那肯定是见过不少事，听过不少故事了。”

“算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写的故事，和他正在经历的真实比起来，太苍白了。

他忽然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

那个瞬间，他佝偻的背，似乎都挺直了一点。

“明天，你跟我走。”

我一愣，“去哪儿？”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郑重，而又带着一丝神秘的期许。

“什么地方？”我追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

“你去了，就知道了。”

说完，他就转身，迈着缓慢但坚定的步子，走向他的临时帐篷。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

心里像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一个地方。

会是什么地方？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张老师那句话，“我带你去个地方。”

以及他说话时，那种近乎神圣的表情。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张老师就来找我了。

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点的衣服，虽然还是那件中山装，但明显是仔细拍打过的。头发也用水抿得整整齐齐。

手里提着一个小布袋，里面鼓鼓囊囊的。

“走吧。”他言简意赅。

我跟我们组长请了假，说陪一位老人回家看看。

组长是个爽快的退伍军人，大手一挥就批了。

“去吧，注意安全！有事用对讲机喊我们！”

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张老师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后面。

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拐进了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

路，早就被震毁了。

巨大的石块和泥土堵住了去路，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地攀爬，或者从旁边新踩出的小道绕过去。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都走得气喘吁吁。

可张老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却走得异常稳健。

他好像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哪里有松动的石头，哪里可以借力，他都一清二楚。

他很少说话，只是在一些特别难走的地方，会回过头，提醒我一句。

“娃儿，踩这边。”

“小心，那块石头是活的。”

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山里很静，只能听到我们的喘息声，和脚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

偶尔有几声鸟叫，反而让这寂静显得更加深邃。

走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我们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山坳。

张老师停下脚步，在一棵巨大的黄桷树下坐了下来。

他从布袋里掏出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昨天给他的那个饭盒。

另一个，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他把饭盒递给我，“你吃。”

“张老师，您吃吧，我带了干粮。”我从背包里拿出压缩饼干。

他摇了摇头，固执地把饭盒推过来。

“你走山路，费力气，得吃点好的。”

“那……一人一半。”我拗不过他。

他这才点了点头。

我们分吃了那盒已经凉透了的土豆烧肉饭。

很奇怪，明明是冷饭，我却吃得鼻头发酸。

吃完饭，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油纸包。

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

上面是一个穿着碎花布衫的年轻女人，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笑得特别灿烂，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她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棵黄桷树。

“这是……师母？”我试探着问。

“嗯。”张老师的目光落在照片上，瞬间变得无比温柔。

那是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

“她叫秋月。”

他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女人的脸，动作轻柔得像是怕把她惊醒。

“我们就是在这棵树下认识的。”

他的话匣子，像是被这张照片打开了。

“那年，我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山里来当老师。她呢，是山下镇子里的姑娘，来山上采草药。”

“她那天就站在这儿，抬头看天上的鹰，辫子被风吹起来，一甩一甩的。”

“我当时就看傻了。”

张老师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起。

“后来啊，我就天天往这儿跑，盼着能再见到她。”

“还真让我给等着了。”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给她讲山外面的世界，她给我讲山里的各种草药。”

“再后来，她就嫁给了我，跟着我一起，在这山里待了一辈子。”

他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但我能听出那平淡之下，涌动着的深情。

“师母……她……”我不敢问下去。

“走了。”张老师的声音低了下去。

“地震的时候，她为了护住一个学生，被房梁砸中了。”

“我把她刨出来的时候，她还抱着那个娃儿。”

“娃儿没事，她……”

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把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一层又一层地包好，重新揣回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山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呜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只能递给他一瓶水。

他接过去，拧开，却没有喝，只是怔怔地看着远方的群山。

“她总说，这山里太穷了，孩子们读书难。”

“她说，我们得办个像样的学校，让孩子们都能有书读，都能走出大山。”

“我们攒了一辈子的钱，又跟亲戚朋友借了点，自己和泥，自己脱坯，自己上梁，盖了三间砖瓦房，当教室。”

“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秋月说，等以后有钱了，要给学校砌个漂亮的院墙，墙上画满向日葵。她说，孩子们就像向日葵，要永远向着太阳。”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压抑的哽咽。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在废墟里一声不吭、默默寻找了这么多天的硬汉，此刻，却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我没有劝他。

我知道，他需要这样一次释放。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平复下来。

他用手背抹了抹眼睛，站起身。

“走吧，快到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一次，他的脚步，似乎比之前更沉重了一些。

又翻过一个山头，眼前豁然开朗。

那是一片小小的平地，三面环山，像一个天然的臂弯。

平地的中央，是一片……废墟。

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任何一片废墟，都要更加彻底。

几截断裂的墙根，零星散落的砖瓦，还有一根被劈成两半的木梁，孤零零地斜插在地上。

这就是他说的“地方”？

这就是他说的“学校”？

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失落和悲凉。

张老师没有看我，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片废墟，像是要把它看穿一样。

他快步走了过去，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那里，有一小块水泥地坪，大概是以前的操场。

地坪也裂开了，翘起好几块。

他蹲下身，开始用手，疯狂地刨着地上的碎石和泥土。

他的动作很快，很急切，甚至有些不管不顾。

锋利的石块划破了他的手指，血渗了出来，把泥土染成了暗红色。

他却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越刨越快。

“张老师！您干什么！我来！”

我冲过去，想把他拉开。

“别动！”他嘶吼一声，眼睛通红，“就在这儿！我知道！就在这儿！”

我被他的样子吓住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绝望、期盼、疯狂和悲痛的复杂神情。

我只能蹲下来，帮他一起刨。

我不知道我们在找什么。

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是凭借着一种本能，一种执念，在寻找着什么。

我们的手都磨破了，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沙和血污。

终于，“当”的一声闷响。

我的指尖，触到了一个冰冷的、坚硬的东西。

“是它！”张老师的眼睛瞬间亮了，迸发出惊人的光彩。

我们合力，把上面的土石全部扒开。

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匣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就是它。

就是他在废墟里找了这么多天的东西。

匣子不大，像个小号的饼干盒，上面上着一把同样锈迹斑斑的铜锁。

锁已经坏了，轻轻一拽就开了。

张老师的手，在颤抖。

他看着那个匣子，像是看着一个失而复得的绝世珍宝。

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打开了匣盖。

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里面会是什么？

金银珠宝？还是地契房产？

都不是。

匣子里，没有金，没有银。

只有一沓厚厚的信纸。

信纸的颜色已经泛黄，但保存得很好，边角平整。

最上面，是一支小巧的、笔尖已经磨秃了的英雄牌钢笔。

张老师拿起那支钢-笔，放在手心，摩挲了许久。

“这是秋月的笔。”

“她最喜欢用这支笔，写教案，给孩子们批改作业。”

然后，他拿起了那沓信纸。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他把信纸捧在胸前，闭上眼睛，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

我看到，有两行浑浊的泪，从他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睁开眼，把信纸递给我。

“娃儿，你帮我……念念。”

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

我接过信纸，很沉。

那不是纸张的重量，而是岁月和情感的重量。

我翻开第一页。

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

“致我们未曾谋面的孩子：

你好呀，宝贝。

我是你的妈妈，秋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你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或者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今天是你爸爸，也就是张承言老师，知道你存在的第一天。

他高兴得像个傻子，在院子里跑了三圈，然后抱着我，哭了。”

读到这里，我抬头看了一眼张老师。

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一丝羞赧的、孩子气的笑容，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充满喜悦的午后。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读下去。

“他说，他要给你取个名字。

想了半天，说，要是男孩，就叫‘望山’，希望你像山一样坚毅。要是女孩，就叫‘映水’，希望你像水一样清澈。

我觉得都好听。

从今天起，我和你爸爸，决定每天给你写一封信，记录下我们对你的期盼，和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发生的一切。

等你长大了，这就是我们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

信的落款，是一个日期。

二十年前的日期。

我翻开第二页，是张老师写的。

字迹刚劲有力，透着一股朴拙的真诚。

“给我的娃：

今天，你妈害喜，吃什么吐什么。

我急得团团转，跑到山下去，给她买回了镇上最好的酸梅。

看她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这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当爹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

又担心，又欢喜。”

第三封，是秋月写的。

“宝贝：

今天，你在我肚子里踢了我一脚。

不疼，痒痒的，像小鱼在吐泡泡。

你爸爸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听了半天，说他听到了你的心跳声。

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第四封，张老师写的。

“娃儿：

今天上课，我给孩子们讲《望庐山瀑布》。

讲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落九天’，我突然就在想，等你出生了，我一定带你去看看，真正的瀑布是什么样子。

还要带你去看大海，去坐火车，去看看天安门。

你妈说我，想得太远了。

可我就是忍不住去想。”

一封，又一封。

我一封一封地往下念。

有喜悦，有期盼，有为人父母的甜蜜烦恼，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他们记录下了给孩子准备的第一件小衣服。

记录下了第一次胎动。

记录下了关于孩子名字的争论。

记录下了对孩子未来的种种设想。

他们希望他（她）健康，快乐，善良，勇敢。

他们希望他（她）能读书，能明理，能去看看山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每一封信，都那么短。

短的只有三两行。

但每一封信，都那么长。

长的，装下了一整个曾经鲜活的世界。

我的声音，开始不受控制地哽咽。

视线，一次又一次地被泪水模糊。

我需要停下来，擦干眼泪，才能继续读下去。

张老师一直安静地听着。

他坐在那片废幕之上，背对着夕阳。

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我不知道我念了多久。

念到最后，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最后一封信，是秋月写的。

“亲爱的宝贝：

明天，你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我和爸爸都好紧张，也好期待。

爸爸给你做了一个小小的木马，他说，等你学会走路，就能骑着它，‘驰骋天下’了。

秋月姨姨们给你缝了好多好多漂亮的小衣服，小鞋子。

这个世界，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

我们都在等你。

等着给你，我们全部的爱。”

信，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拿着信纸的手，在颤抖。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这个铁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了。

它装的不是金银，不是财富。

它装的是一对平凡的父母，对一个未曾出世的孩子，最深沉，最炽热的爱。

它装的是一个家庭，最美好的，也最脆弱的，梦。

“孩子……没能出生。”

张老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空洞而又破碎。

“秋月生他的时候，难产。”

“大出血。”

“山路不好走，等送到镇上的医院，已经……”

“一尸两命。”

他说出最后四个字的时候，平静得可怕。

那种平静，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更让人心碎。

那是把所有的痛苦都嚼碎了，咽下去，与骨血融为一体后，所剩下的，一片死寂的灰烬。

“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些信，锁进了这个匣子，埋在了学校的操场下。”

“我想，让他们娘俩，离得近一些。”

“秋月最喜欢孩子了。我想让这些还没读完的书声，陪着她，她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这个匣子，是我和秋月，唯一的念想了。”

“房子塌了，什么都没了，我不能……不能再把它也弄丢了。”

“我得把它找回来。”

“我得……带它回家。”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消失在山的那一边。

天，彻底黑了下来。

山风变得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们就那么坐着，在黑暗里，在废墟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感觉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

我是一个写故事的人。

我自认为我懂得什么是悲伤，懂得什么是绝望。

可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什么都不懂。

真正的悲伤，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怨天尤人。

而是像张老师这样，把所有的记忆和爱，都装进一个冰冷的铁匣子，然后在余生的漫长岁月里，一个人，守着一座名叫“过去”的孤城。

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到营地的。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个铁匣子，生怕一松手，它就会消失。

回到帐篷，我一夜无眠。

那些信，那些娟秀的、刚劲的字迹，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

“我是你的妈妈，秋月。”

“当爹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都在等你。”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找到我们组长，把张老师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我请求他，批准我暂时离开志愿者队伍几天。

我想帮张老师，做一件事。

组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去吧。”

“需要什么，随时开口。”

我找到了张老师。

他正坐在帐篷门口，怀里抱着那个铁匣子，怔怔地发呆。

“张老师，”我蹲在他面前，“我们把师母和孩子，接出来，给他们找一个好地方，安葬了吧。”

他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这……”

“我跟我们领导说好了，他会派人派车，帮我们。”

“师母和孩子，不应该一直待在冰冷的废墟下面。”

“他们应该去一个……能看到日出，能听到鸟叫，能四季都有花开的地方。”

张老师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

浑浊的眼泪，再一次，从他苍老的脸上，滚落下来。

这一次，不是悲伤。

是别的一些，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

他伸出颤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那力气，大得惊人。

“娃儿……谢谢你……”

“谢谢你……”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在忙这件事。

在救援队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公墓，为秋月师母和他们未曾出世的孩子，选了一块向阳的墓地。

墓碑是我设计的。

上面没有刻生卒年月，只刻了一行字。

“永远的秋月老师，和她最爱的宝贝。”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学生，张承言，敬立。”

安葬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温暖，天空湛蓝如洗。

张老师穿上了他那身最郑重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没有哭。

他只是站在墓碑前，站了很久很久。

他把那个铁匣子，放在了墓碑前。

然后，他从怀里，又掏出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他用手，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擦拭着。

“秋月，我们回家了。”

“你看，这里多好。有太阳，有花，还有你最喜欢的向日-/流星。”

“以后，我就在这儿陪着你。给你念信，给你讲孩子们的故事。”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说完，他把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铁匣子旁边。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照片上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年轻女人，又一次，笑弯了眼睛。

办完这一切，我也该离开了。

临走前，张老师把我拉到一边，郑重地把那个铁匣子，交到我手里。

“娃儿，这个，你拿着。”

我大惊失色，“张老师，这使不得！这是您和师母最宝贵的东西！”

他摇了摇头，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自内心地笑。

皱纹在他脸上舒展开来，像一朵饱经风霜的菊花。

“最宝贵的东西，我已经找到了。”

“它不在这个匣子里，它在我心里。”

“这个匣子，它不应该再被埋起来了。”

“你是个写故事的人。我想，你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安放它。”

“让更多的人，知道秋月，知道我们的故事。那她，就不算白来这世上一趟。”

我捧着那个沉甸甸的铁匣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只觉得，我手里捧着的，是一个老人，交付给我的，他的一整个生命。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打开了那个匣子。

我又看了一遍那些信。

看着看着，我就哭了。

哭得像个傻子。

车厢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但我不在乎。

那一刻，我心里堵了很久很久的那个泥潭，好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开了。

那些让我感到虚无、感到慌张的东西，瞬间烟消云散。

我明白了。

我不是写不出故事。

我是离真实的生活，太远了。

我写的那些所谓的悲欢离合，不过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

而真正的故事，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力量，就藏在像张老师这样，一个个平凡人的生命里。

藏在他们的爱与痛，坚守与执着里。

回到北京后，我推掉了所有的约稿。

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始写一个新的故事。

一个关于一个叫张承言的老人，一个叫秋月的女人，和一个未曾出世的孩子的故事。

我写得很慢，很认真。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我没有用任何华丽的辞藻，没有用任何巧妙的结构。

我只是，原原本本地，把那个故事，记录下来。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给我写信，说他们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有读者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字就叫“秋月基金”。

他们联系到我，说想用这笔钱，在张老师所在的那个山村，重建一所学校。

一所，真正能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学校。

我立刻带着这个消息，回到了那个让我脱胎换骨的地方。

时隔一年，这里已经大变样。

倒塌的房屋被清理干净，一排排崭新的板房，整齐地排列着。

大路上，车来车往，到处都是重建的景象。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我找到了张老师。

他正在临时搭建的学堂里，给一群孩子上课。

学堂很简陋，一块小黑板，几张破旧的桌椅。

孩子们却听得格外认真。

张老师还是那么瘦，背还是有点佝偻。

但他的精神，却比我上次见他时，好了太多。

他的眼睛里，又有了光。

我站在教室外，没有打扰他。

一直等到下课。

我把重建学校的消息，告诉了他。

他听完，愣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好，好啊……”

他喃喃自语，“秋月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新学校的奠基仪式，就在原来那片废墟上举行。

那天，来了很多人。

有基金会的代表，有当地的领导，有十里八乡的村民。

张老师作为特邀嘉宾，被请上台发言。

他拿着话筒，手微微颤抖。

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讲了他和秋月的故事。

讲他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爱，如何一起梦想着，建一所让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新学校。

讲到最后，他哽咽了。

“今天，学校就要重建了。”

“我相信，秋月在天上，一定能看得到。”

“她一定，很高兴。”

台下，一片寂静。

很多人，都偷偷地抹着眼泪。

我也一样。

新学校，建得很快。

用的是最好的材料，请的是最好的施工队。

人们都说，这所学校，就算再来一次大地震，也绝不会倒。

学校落成那天，张老师带着我，爬上了对面的山头。

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学校的全貌。

崭新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红色的塑胶跑道。

最漂亮的，是那面围墙。

墙上，画满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向日葵，在阳光下，灿烂地盛开着。

“真好看啊。”张老师轻声说。

“嗯，真好看。”我附和道。

“秋月要是能看到，该有多好。”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他身边。

我知道，她一定看得到。

学校被命名为“秋月希望小学”。

张老师，成了第一任名誉校长。

他拒绝了去城里养老的邀请，依然选择留在这里，当一名普通的老师。

他说，他要守着这所学校，守着这些孩子。

守着他和秋月，共同的梦。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回去看他一两次。

给他带点北京的特产，陪他聊聊天，看看学校里新添的设备，看看孩子们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

学校越办越好，走出去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医生，有的也像张老师一样，回到了家乡，成了一名老师。

张老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但他每天都乐呵呵的。

他说，他现在每天睁开眼，都能听到琅琅的书声，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他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他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是在一个冬天。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虚弱。

“娃儿，我想……去看看秋月了。”

我心里一沉，立刻订了最快的机票。

等我赶到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插着氧气管。

他看到我，努力地想笑一笑，却没有力气。

他示意我，附耳过去。

“匣子……还在吗？”他用尽全身力气，问。

“在，在，我一直好好收着。”我握着他冰冷的手，泪水再也忍不住。

“好……好……”

“替我……再念一遍……”

“念给……秋月听……”

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那个已经有些褪色的铁匣子。

打开，拿出那沓信纸。

我靠在他的床边，用最轻柔的声音，开始念。

“致我们未曾谋面的孩子……”

“我是你的妈妈，秋月……”

病房里很安静。

只有我哽咽的读书声，和仪器单调的滴滴声。

张老师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一丝安详的微笑。

像是睡着了。

又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听到了他思念了一辈子的声音。

当我念到最后一封信，念到那句“我们都在等你”时，监护仪上，那条代表着生命的心跳线，变成了一条笔直的，再无起伏的直线。

张老师走了。

他去找他的秋月，和他们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了。

我想，他一定是幸福的。

遵照他的遗愿，我们将他，安葬在了秋月师母的旁边。

没有立碑。

只是在秋月师母的墓碑背面，刻上了他的名字。

张承言。

从此，青山为伴，绿水为邻。

他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后来，我把那些信，连同那个铁匣子，一起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

它们被陈列在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展柜的说明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对平凡夫妻写给未出世孩子的信。他们是老师，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他们的爱，像山一样坚韧，像水一样清澈。这份爱，穿越了生死的距离，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伤痛与重生。”

我常常会去看它们。

隔着玻璃，看着那些泛黄的信纸，和那支磨秃了笔尖的钢笔。

我总会想起那个佝偻着背，在废墟里默默寻找的老人。

想起那个梳着麻花辫，笑容灿烂的女人。

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一片废墟。

那个地方，也埋藏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它让我明白，一个写作者的使命，不仅仅是虚构故事。

更是记录。

记录那些，在时代的洪流中，被遗忘的，闪光的，平凡的灵魂。

他们的故事，或许微不足道。

但正是这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故事，汇聚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

而我，有幸成为一名，渡船人。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