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讲到北伐时，记录了北伐军多位非蒋介石嫡系将领对总司令蒋介石的抱怨。李宗仁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讲到北伐时，记录了北伐军多位非蒋介石嫡系将领对总司令蒋介石的抱怨。李宗仁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北伐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桂系领袖之一的白崇禧回答李宗仁的询问，说：“蒋总司令原为第一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是总司令，但对第一军难免有些偏爱，使其他各军感到不平。”当时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刚一个月。

北伐军打下长沙，李宗仁遇见了二、三、四、六各军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几乎同声抱怨蒋总司令的对北伐诸军的轻重不同之待遇，“他们举个明显的例子说，各军出发以来，例须按期发放草鞋。然蒋总司令却吩咐，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却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李宗仁回忆录里说：“在北伐各战役中，蒋氏所认为嫡系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就战功言，第一军不特较之四、七两军瞠乎其后，即与二、三、六、八各军亦难相等。然蒋氏仍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岂能服人之心？”

李济深所率第四军是粤军改编而来，第七军是李宗仁桂系的，第二军由湘军改编，第三军由辗转流离的滇军改编而成，程潜所率第六军也由湘军改编，唐生智所部第八军也是湖南的部队。这些在蒋介石看来似都可列入“杂牌军”，而不能与他曾亲率的第一军等量齐观。黄埔建军，北伐初始，嫡系和非嫡系在蒋介石已然分明：军功战绩可以不论，嫡庶之别却最紧要。

北伐诸将对“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多有怨言。李宗仁回忆说：“例如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薪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照例只有报告总司令。蒋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蒋便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蒋闻言大怒，顿时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他拿去向军需处领钱，将这军官的亏空补发了事。他对这个犯法的军官不特不加处罚，甚至认为他诚实，颇可嘉许呢。”

“诸如此类的滑稽剧，在当时军中时有所闻。”李宗仁说：“……黄埔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这一套作风，因而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亦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以夸耀于人。故全军上下，皆耳熟能详。因而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可谓荡然无存。蒋氏不但不以为虑，还以黄埔学生忠于他个人为得计。”

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正如李宗仁所说，北伐征战殊不称蒋介石的心。

曾庆榴著《黄埔军校史：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说及蒋介石“亲率的第一军北伐部队在两湖、江西战场上，遭受一系列挫折”，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和第二师（刘峙）“出发在途，两部军纪荡然，战斗力锐减，在两湖出尽‘洋相’，在江西遇敌即溃，多次吃了败仗”。蒋介石也无法加以掩饰，曾庆榴这部书从《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了有关第一军两个师北伐的若干记述：

1926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广州“电斥”第一师的倪弼团长“该团出发未久，竟多方要求，殊属不合。……足见平日办事毫不经心，特电申斥”；

7月26日，蒋电总预备队王俊、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第二师师长刘峙：“迭遽告，此次一、二师行军纪律未尽严肃，曷胜骇叹。……万不料我最有光荣历史之第一军，阅时未久，即已堕落。”

8月15日，蒋介石从长沙乘火车返株洲，“检阅第一、二师，痛诫其官长及士兵”，因这两个嫡系的师“从广东出发到湖南，一路经过的地方，随便占住民房，无论男女学校，都要强迫人家搬出，让给我们军队住”“那吃鸦片烟的，就是我们第一军的蟊贼……还有在路上赌钱的，及买东西不给钱的……”；

8月20日，第四军占领平江，第七军亦获胜绩，蒋“见第一师窳败，痛恨无已。愤然曰，外伺者如此，而本军又不争气，是诚欲哭无泪矣……”

9月30日蒋介石致电方鼎英：“此次出师，第一军二师成绩皆不良。”方鼎英当时留在广州黄埔军校主持校务。

蒋介石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的问题，曾庆榴转引《蒋介石年谱初稿》引录的9月20日蒋介石日记有云：“此皆余用人不当、计划多疏……”

然而事情过去，蒋介石坐稳了大位，又是老方一帖。

蒋介石的这个统军路数，令李宗仁“心中感到一种隐忧”，这种“我们内部的问题，可能亦随胜利而扩大至不可收拾”。李宗仁当日在北伐的胜利声中，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暗礁”。这个“政治暗礁”，在李宗仁以为“便是蒋总司令身上无可补救的缺点”而致的“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李宗仁对蒋介石个性的评论是：“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黠傲，猜忌嫉妒，无不具备。”

与李宗仁着眼蒋介石个性、个人道德不同，美国的中国学学者易劳逸著作《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蒋介石的政治思维、政治理念入手作检讨，别开生面。易劳逸讲道：“……蒋介石不理解现代多元政治的这套方式。在他的经历中，对这种分权政治的组织系统还毫无思想准备。这种开放、灵活的系统只能使他感到别扭。”

这个判断甚好。蒋介石缺少现代多元政治的理念和实践知识，他只能简单地把当时中国广东、广西、山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视作与统一的国家格格不入的“地方封建势力”，排挤分化架空而各个击破，而不能把他们纳入国家管理的领导系统。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是以弄权术而获致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而还要以弄权术来领导党政军，终于大失败。

有了易劳逸这个判断，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不能在“国军”系统里容纳“杂牌军”，因为他把这些“杂牌军”简单化地视作“地方封建势力”的“封建武装”，必欲去之而后快，丧失了这些部队原本有可能产生的对“党国”的忠诚，或者用易劳逸的说法是“也就很难把杂牌军对军阀的忠诚吸引到中央政府这边来”。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不是现代民主国家，蒋介石的政权是靠军力维系的政权。所以军队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直接关系蒋政权的稳固与否。当他的军事集团内部出现的问题严重到他本人也不能再以他惯常使用而屡试不爽的权术来克服时，他的军队也就丧失了战斗力，“蒋家王朝”在大陆最终只能瓦解了。

我们对历史的议论，多半属于“事后诸葛亮”。然而“事后诸葛亮”也不是没有意义，这个意义不是要假设历史中的当事人如果不这样历史走向会如何如何，而是让后来人“以史为鉴”。当然，更悲观的看法是，以史也是为不了鉴的，因为人不是“全知视角”的上帝，人是有局限的：性格的局限，智力的局限，认知的局限，学识的局限，还有历史的局限，一句话，“当局者迷”了。

2025年10月18日，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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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