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音从院子门口传来，憨厚，带着一点喘。我正蹲在屋檐下给小宝搓洗沾满泥巴的裤子，闻声直起身，用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

“淑芬，水缸给你挑满了。”

声音从院子门口传来，憨厚，带着一点喘。我正蹲在屋檐下给小宝搓洗沾满泥巴的裤子，闻声直起身，用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

“强哥，又麻烦你了。”我冲他笑笑，笑容可能有点僵，因为腰直起来的时候，酸得我龇了下牙。

大强，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他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两只半旧的铁皮水桶稳稳地放在地上，水面连晃都没怎么晃。他黝黑的脸上挂着实在的笑，摆摆手：“顺手的事。”

我们家住在村子最东头，离那口老井最远。以前卫国在家的时候，挑水这活儿都是他的。他力气大，一担水挑回来，我能用上小半天。可他出去打工五年了，这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我力气小，一次只能挑半桶，一天得来回跑好几趟，尤其是夏天，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身上总有股汗馊味。

大强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的。他家就在我家前面不远，每天早上干活前，都会顺路给我把水缸挑满。一开始我过意不去，给他拿自家种的菜，或者煮了鸡蛋让他带上，他都不要。他说：“一个村住着，卫国不在家，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不容易。”

他说的是实话。我们这个青石村，山多地少，年轻力壮的男人，十个有八个都出去挣钱了，剩下的，除了老人孩子，就是像大强这样，因为各种原因走不掉的。村里人半开玩笑地数过，三十到五十岁没娶上媳-妇的光棍，足足有二十多个。

大强就是其中一个。他年轻时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虽然治好了，但走路总有点跛，干不了重活，也就没姑娘愿意嫁给他。

除了大强，村里其他几个光棍，也或多或少地帮过我。东头的李二叔，会修电器，我家那台看了十几年的黑白电视机雪花点多了，他过来捣鼓几下，图像就清楚了。西头的王三，脑子活，会用一种草药治猪瘟，我家猪崽子有次蔫了吧唧的，他来看了看，喂了点草药，第二天就活蹦乱跳了。

我心里有杆秤，记着这些情分。我把他们当成远房的亲戚，当成卫国不在家时，替他照应我们娘俩的兄弟。我守着本分，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给孩子掖好被角，然后就着昏暗的灯光，给卫-国写信，或者等他一两个星期才打来一次的电话。

电话里，他总是问：“家里都好吧？钱够不够用？”

我总是回答：“都好，你放心。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我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像是一种固定的程序。我从不跟他说水缸有多重，屋顶哪里漏雨，小宝又跟谁家的孩子打架了。我怕他分心，怕他担心。他在外面挣的是我们娘俩的活路钱，我得把这个家看好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这就是我的生活，像院子里那口井，平静，深邃，一眼能望到底。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卫国挣够了钱，回来盖新房，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里，毫无征兆。

白天还晴空万里，到了半夜，突然就电闪雷鸣，瓢泼大雨跟天漏了似的往下倒。我被一声炸雷惊醒，下意识地去摸身边的小宝。

手心触到一片滚烫。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打开床头的旧台灯。昏黄的灯光下，小宝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吸又急又促。我把手放在他额头上，那温度烫得我心尖都发颤。

“小宝，小宝？”我轻轻拍他的脸，他只是难受地哼哼，眼睛都睁不开。

我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找出体温计，夹在他腋下。屋外的雨声像是无数只手在捶打着门窗，我的心也跟着那雨声，一阵阵地往下沉。

五分钟后，我拿出体温计，借着灯光一看，三十九度八。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村里的卫生所只有一个赤脚医生，姓刘，可他年纪大了，前两天刚被儿子接到城里去住。最近的镇卫生院，要翻过两座山，十几里路。这会儿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山路全是泥，滑得很，别说我一个女人，就是个壮劳力，也走不了夜路。

我第一个念头是给卫国打电话。我哆哆嗦嗦地拿起那部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人机，找到了他的号码。可就在要按下去的瞬间，我停住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他在几千公里外的工地上，就算知道了，除了跟着着急，又能做什么呢？只会让他明天上工的时候心神不宁，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不敢想下去。

我把手机放下，用冷毛巾一遍遍给小宝擦着身体，可他的体温一点都没有降下来的意思，反而开始说胡话，小手在空中乱抓。

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滴砸在被子上。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困在孤岛上，四周是咆哮的黑色大海，没有一艘船，没有一盏灯。

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院门被“砰砰砰”地敲响了。

那声音在狂风暴雨里显得特别突兀，又特别清晰。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会是谁？

“淑芬！淑芬在家吗？”是-大强的声音，隔着雨幕，有些模糊，但很急切。

我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连鞋都来不及穿，冲过去拉开门栓。

门一开，风雨立刻灌了进来，吹得我一个哆嗦。大强全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和脸往下淌。他手里拿着一把大号的手电筒，光柱在黑暗的院子里晃来晃去。

“我……我屋顶漏雨，起来看看，见你家灯还亮着，是不是出啥事了？”他喘着气问。

我指了指里屋，声音都带上了哭腔：“小宝，小宝发高烧了。”

大强二话不说，大步跨进屋里，手电光照在小宝脸上。他伸手摸了摸小宝的额头，脸色立刻就变了。

“不行，烧得太厉害了，得马上去镇上医院！”他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这路……”我绝望地看着窗外。

“我骑摩托车带你们去！”大强看着我，眼睛在手电筒的余光里亮得惊人，“你赶紧给孩子穿好衣服，用塑料布包严实了，别再着凉。我去推车！”

说完，他转身就冲进了雨里。

我愣了几秒钟，然后像是被注入了全身的力气。我找出最厚的衣服给小宝穿上，又找了两大块塑料农用膜，一层层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出两只鼻孔呼吸。

很快，摩托车的引擎声在院门口响起。我抱着小宝冲出去，大强已经把车停稳，他自己身上也披了一块塑料布。

“你坐后面，抱紧孩子，也抱紧我！”他冲我喊。

我抱着滚烫的小宝，跨上摩托车后座。我的手环过他的腰，紧紧抓住他湿透的衣服。他的身体很结实，隔着湿衣服，我能感觉到他腰上肌肉的轮廓。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除了卫国以外的男人这么近。

可那时候，我脑子里什么杂念都没有。我只知道，我怀里的是我的命，我身前的是我的希望。

摩托车发动了，车灯像一把利剑，劈开浓重的夜色和雨幕。山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泥泞不堪，车轮好几次都陷在泥里打滑。每一次，都是大强用他那条伤过的腿，死死地撑住地面，硬是把车子从泥坑里推出来。

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冰冷刺骨。我把小宝紧紧护在怀里，生怕他被风吹到，被雨淋到。我的脸颊贴着大强宽阔的背，他的背是湿的，是凉的，但对我来说，却像一座山，稳稳地挡住了所有的风雨。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当镇卫生院那几盏昏黄的灯光出现在视野里时，我的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汹涌而出。

到了医院，挂急诊，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肺炎，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了。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跑得太急，一分钱都没带。我站在缴费窗口，窘迫得脸都红了。

大强看出了我的窘境，一句话没说，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的小布包。他解开布包，里面是-一沓被汗水浸得有些潮湿的零钱，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很多一块的。

他把钱一股脑地塞到窗口里，对收费员说：“先交这些，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想办法。”

我看着他，看着那堆零钱，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知道，这可能是他攒了很久，准备买化肥或者修补房子的钱。

小宝在医院住了三天。

那三天，大强一直没走。他白天去镇上打点零工，晚上就睡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他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怕我晚上害怕。

他话不多，只是默默地做事。给我买来热腾腾的饭菜，在我打瞌-睡的时候，替我看着输液瓶。有一次，小-宝半夜哭闹，我怎么都哄不好，急得满头大汗。大强走过来，笨拙地从我手里接过孩子，用他那粗糙的大手，轻轻拍着小宝的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那歌谣是他小时候他娘哼给他听的。很奇怪，小宝在他怀里，竟然慢慢安静下来，睡着了。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跛着脚、皮肤黝黑的男人，看着他小心翼翼抱着我儿子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三天后，小宝退了烧，可以出院了。还是大强骑着摩托车，把我们娘俩送回了村里。

回到家，看着院子里满满一缸清水，看着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石板路，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把家里仅剩的一百块钱拿出来，塞给大强，想还他垫付的医药费。

他把我的手推回来，脸涨得通红：“淑芬，你这是干啥？你拿我当外人？”

“不是，强哥，这钱你必须收下。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

“你要是真过意不去，”他打断我，眼神很认真，“以后我再给你挑水，你就别拦着了。”

我看着他，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依然每天忙忙碌碌，大强依然每天帮我挑水。

但我很快就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

以前，大家看到我，会热情地打招呼：“淑芬，下地去啊？”“小宝又长高了啊！”

现在，她们看到我，会下意识地停住话头，眼神躲闪，或者几个人聚在一起，对着我的背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最先让我明确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村口的张大妈。她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广播站”，谁家有点风吹草动，不出半天，全村都知道。

那天我去井边洗衣服，她也在。她一边搓着衣服，一边阴阳怪气地对旁边的人说：“哎呀，现在这世道真是变了。男人不在家，有些女人家的院门，可真是热闹得很呐。”

旁边的人干笑着，不敢接话，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往我这边瞟。

我的手顿住了，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我知道她是在说我。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手上的力气用得更大，仿佛要把那件衣服搓出一个洞来。

回到家，婆婆正坐在院子里择菜。她看到我，不像往常一样问我累不累，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重重地“哼”了一声。

晚饭的时候，她把一碗饭“咣”地一声放在我面前，说：“吃吧。吃了饭，才有力气应付外面的男人。”

我的心猛地一沉，筷子都差点没拿稳。

“妈，您说……什么呢？”我声音发抖。

“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婆婆的眼睛像刀子一样刮过来，“陈淑芬，我告诉你，我们老卫家虽然穷，但也是要脸面的！卫国在外面辛辛苦苦，你在家里要是敢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妈，我没有！”我急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小宝生病那天，要不是强哥……”

“强哥？叫得可真亲热啊！”婆婆冷笑一声，“一个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一个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就不知道避嫌吗？半夜三更，孤男寡女，亏你们做得出来！现在全村人都在看我们家的笑话！”

“我们什么都没做！他是为了救小宝！”我辩解着，声音却越来越小。因为我知道，在她们眼里，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们愿意相信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婆婆的话，村里人的眼神，像无数条毒蛇，缠绕着我的心脏，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守着本分，安分守己，为什么到头来，却落得这样一个名声？就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就因为我接受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

我觉得委屈，觉得不公。

几天后，卫国的电话打来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也很冷淡。

“家里……没什么事吧？”他问。

“没事，都挺好的。”我像往常一样回答，但心里却虚得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问：“我妈说，你跟村里那个叫大强的，走得很近？”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他就是邻居，平时帮了点忙。”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帮忙？是哪种帮忙？”卫国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妈说，他天天往我们家跑，还半夜三更地跟你出去。陈淑芬，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隔着几千公里的电话线，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猜忌和不信任。

我把小宝生病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哽咽。

我以为他会理解，会心疼我和孩子。

可他听完后，却冷冷地说：“就算孩子病了，你也不能单独跟一个男人出去。村里那么多亲戚，你不会找别人吗？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从里到外都凉透了。

他没有问小宝病得重不重，没有关心我一个人是怎么扛过来的。他只关心他的脸面。

“卫国，”我吸了吸鼻子，轻声问，“在你心里，你的脸面，比你儿子的命还重要吗？”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过了很久，他才闷闷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我就是怕你在家受委-屈。”

他说的是“怕我受委屈”，可我听出来的，却是“怕我给他戴绿帽子”。

那通电话，我们不欢而散。挂了电话，我抱着膝盖，在冰冷的地上坐了很久。

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这么多年的坚守和忍耐，到底值不值得。

从那天起，我开始刻意疏远大强。

他再来挑水，我就把院门插上，说水缸是满的。他从地里回来，顺路给我捎来一把青菜，我也不要。

他是个老实人，看我这样，以为我还在为医药费的事过意不去。他站在院门口，局促不安地搓着手，说：“淑芬，你别这样。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隔着门板，低声说：“强哥，谢谢你。但以后，真的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我能行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让那些流言蜚语伤害我的家人，伤害我远方的丈夫。

我开始一个人挑水，一次半桶，来回四趟，才能把水缸勉强灌满。每次挑完，我的肩膀都火辣辣地疼，腰也像要断了一样。

屋顶的瓦片松了，下雨天漏水，我就自己搬着梯子爬上去，用泥巴糊住缝隙。有一次脚下没踩稳，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小腿磕在石头上，肿了老高，青紫了一大片。

我瘸着腿，一瘸一拐地继续干活，做饭，喂猪。婆婆看到了，也只是撇撇嘴，什么都没说。

我把所有的苦和累都咽进肚子里，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足够辛苦，足够清白，那些流言就会自己散去。

可我错了。

我的退让和疏远，在村里人看来，成了“做贼心虚”的证据。

“你看，现在不敢跟大强来往了吧？肯定是心虚了。”

“就是，要是没啥事，干嘛躲着人家？”

而大强，因为我的疏远，也成了村里人嘲笑的对象。那些同样是光棍的男人，以前还跟他称兄道弟，现在却在他背后指指点点。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就是，人家男人在外面挣大钱呢，能看上你这个瘸子？”

有一次，我挑水回来，路过村口的大槐树，正好听见几个闲汉在拿大强开涮。

“强子，最近怎么不去给淑芬献殷勤了？是不是被人家甩了？”

大强黝黑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攥紧拳头，低吼道：“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淑芬不是那样的人！”

“哟，还护上了。不是那样的人，能半夜跟你跑出去？”

“我那是送她孩子去医院！”

“谁知道你们在路上干了啥？黑灯瞎火的……”

后面的话越来越难听。我站在不远处，浑身发冷，手脚冰凉。

我没想到，我的隐忍和退让，不仅没有平息风波，反而把一个好心人也拖下了水，让他承受了本不该属于他的羞辱。

我挑着水桶，低着头，快步从他们身边走过。我不敢看大强的眼睛，我怕看到他眼里的失望和受伤。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让流言毁了我的生活，毁了一个好人的名声。

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我的清白。

我想到了卫国。我想，只要他回来，只要他站在我身边，告诉所有人，他相信我，那么一切流言都会不攻自破。

可是，让他回来，谈何容易。工地上请假要扣钱，来回的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我去城里找他。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婆婆。她愣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你去城里？你知道他在哪个工地吗？你知道怎么走吗？”

“我知道。”我拿出卫国上次寄信回来的信封，上面有地址。“我问过村里去过那个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怎么坐车了。”

婆婆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去吧。去看看也好。让他知道，家里还有个女人在等他。”

我能听出她话里的深意。她也是怕了，怕那些流言是真的，怕她的儿子真的被我戴了绿帽子。她让我去，一半是监督，一半是宣示主权。

我没有在意她的想法。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见卫国，我要当面跟他解释清楚，我要让他回来，哪怕只回来几天。

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一共七百六十三块五毛。这是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准备给小宝交下学期的学费的。

我把小宝托付给婆婆，告诉他妈妈要出远门，很快就回来。小宝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我狠下心，掰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去县城坐长途汽车的时候，我遇到了大强。

他骑着他那辆旧摩托车，车后座上绑着两筐蔬菜，看样子是要去镇上卖。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把车停在我身边。

“淑芬，你……这是要去哪？”他问，眼神里有些担忧。

“我……我去找卫国。”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沉默了。风吹过，扬起路边的尘土。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钱，皱巴巴的，递给我：“路上……用得着。”

我连忙摆手：“不用了，强哥，我带钱了。”

“拿着吧。”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城里花销大。别亏了自己。”

我捏着那几十块钱，感觉有千斤重。我看着他，想说声谢谢，却又觉得这两个字太轻太轻。

“强哥，”我终于鼓起勇气，看着他的眼睛，“对不起。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

他愣住了，然后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笑了。那笑容，像雨后的太阳，干净又温暖。

“傻丫头，说啥呢？”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怕啥。你快去吧，路上小心。”

说完，他跨上摩托车，突突突地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长途汽车坐了一天一夜。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多川流不息的汽车和人。

我感觉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里，渺小，又不知所措。

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一路打听，换了两趟公交车，终于找到了卫国所在的工地。

那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噪音震耳欲聋。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工人进进出出，心里一阵发慌。

我找到门卫，报了卫国的名字。门卫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工服，满脸灰尘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比我记忆中黑了，也瘦了，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和茫然。

“淑芬？你怎么来了？”他看到我，脸上没有惊喜，只有意外。

“我……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我搓着衣角，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他把我带到他的宿舍。那是一间用铁皮搭的临时板房，十几平米的空间里，摆了八张上下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味和烟味。

他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在我对面的小马扎上，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过道。

“家里都好吗？”他问。

“都好。”我答。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想跟他解释村里的流言，想跟他说我的委屈，想让他跟我回去。可看着他疲惫的脸，看着这简陋的宿舍，那些话，我又一句都说不出口。

他似乎也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他只是默默地抽着烟，一口接一口，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晚上，工地的食堂开饭了。他带我去吃饭。饭菜很简单，白菜豆腐，米饭管够。吃饭的时候，陆陆续续有工友过来跟他打招呼。

其中有一个女人。

她看起来三十多岁，穿着和男人一样的工服，但洗得很干净。她端着饭盒，很自然地坐在了卫国的身边。

“卫国，今天怎么没见你？我给你留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她说着，就用自己的筷子，夹了一大块肉，放进卫国的碗里。

卫国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他看了我一眼，对那女人说：“这是我……我老乡，从家里来看我。”

他没有说我是他老婆。

那女人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

“哦，老乡啊。你好，我叫李娟，跟卫国一个班组的。”

“你好。”我点了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那一顿饭，我吃得食不知无味。李娟一直在跟卫国说话，说工地上今天又发生了什么趣事，说哪个工头的脾气不好。他们聊得很热络，很熟稔，就像一对多年的夫妻。

而我，像一个外人，插不进一句话。

吃完饭，李娟主动提出要帮我们洗碗。卫国拒绝了，他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

李娟撇了撇嘴，说：“跟我还客气什么。”然后她看着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大姐，你可得把卫国看紧了。他这人老实，又能干，我们工地上好几个小姑娘都盯着呢。”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晚上，卫国跟工友换了铺位，让我睡在他的下铺。

板房里很吵，鼾声，梦话，磨牙声，此起彼伏。我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毫无睡意。

我能感觉到，睡在上铺的卫国，也一样没有睡着。他翻来覆去，不停地叹气。

“睡不着？”他突然开口问。

“嗯。”

“城里……跟我们那儿不一样吧？”

“嗯。”

又是一阵沉默。

“那个李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她……”

“她丈夫前几年出事故没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卫国打断我，声音很低沉，“她人挺好的，在工地上，大家都是互相照应。”

互相照应。

又是这四个字。

大强帮我，是互相照应。他帮李娟，也是互相照应。

可这两种“互相照应”，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卫国，”我坐起身，看着上铺的床板，一字一句地问，“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上铺的人，身体僵了一下。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了，才听到他闷闷的声音传来。

“淑芬，我对不起你。”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决了堤。

原来，那些流言蜚语，那些猜忌指责，都像一个笑话。我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婚姻，想要证明的清白，在我千里迢迢赶来之前，就已经成了一个空壳。

他没有说他和李娟到了哪一步，我也没有问。

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说，城里的生活压力太大了。一个人在外面，孤单，寂寞，有时候累得想死的心都有。李娟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生活。他们有共同的话题，能理解彼此的辛苦。

他说，他不是不爱我，不是不爱这个家。只是，距离太远了，远到他已经快要记不清我的样子。每次打电话，除了“钱够不够用”，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他说，他也想过要回家。可是，他没挣到钱，他没脸回去。他答应过我，要回来盖新房，让我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他一边说，一边哭，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当他说完，我发现，我心里竟然没有恨。

只有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疲惫。

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一直以为前面有光，可走到尽头，才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黑暗。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跟他告别，就离开了工地。

我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城市街头，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个城市那么大，那么繁华，却没有一处是我的容身之所。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村庄，想起了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想起了院子里那口水缸，想起了小宝的笑脸。

我还想起了大强。想起了他憨厚的笑容，想起了他递给我那几十块皱巴巴的钱，想起了他那句“我一个大老爷们，怕啥”。

我坐在回乡的长途汽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来的时候，我满怀希望，以为自己是去拯救我的婚姻，去捍卫我的尊严。

回去的时候，我两手空空，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

可奇怪的是，我的心里，却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我想了很多。

我想，卫国没有错。他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普通男人。他背井离乡，是为了这个家，他的疲惫和孤单，也是真的。

李娟也没有错。她只是一个想在苦难的生活里，抓住一点温暖的可怜女人。

村里那些说闲话的人，或许也没有那么大的恶意。她们只是在用她们狭隘的见识，来揣测和评判她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她们的生活太贫乏，太无聊，只能靠别人的家长里短来打发时间。

婆婆也没有错。她只是想维护她儿子的脸面，维护这个家的名声。

那么，是我错了吗？

我错在，我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寄托在了一个男人身上。我以为，只要我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我就能得到幸福。

我以为，我的价值，就是“卫国的妻子”。

我忘了，我还是我自己。

我叫陈淑芬。

我是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也有我的喜怒哀乐，我也有我的尊严和底线。

当汽车缓缓驶进县城汽车站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回到村里，已经是傍晚。

婆婆和小宝正在院子里等我。看到我，小宝欢呼着向我跑来，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妈妈，你可回来了！小宝好想你！”

我抱着儿子温热的小身体，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奶香味，感觉自己那颗漂泊了几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婆婆看着我，眼神复杂。她大概是想从我的脸上，看出一些端倪。

我冲她笑了笑，说：“妈，我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给婆婆讲了我在城里的所见所闻。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隐瞒，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

我说到卫国的宿舍，说到他的疲惫，说到那个叫李娟的女人。

婆婆听完，沉默了很久，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痛楚。

最后，她叹了口气，说：“作孽啊。”

我不知道她这句“作孽”，说的是卫国，是我，还是这该死的生活。

第二天，我当着婆婆的面，给卫国打了电话。

“我们离婚吧。”我说，声音平静，但坚定。

电话那头的卫国，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他愣了很久，然后开始慌乱地解释，道歉，挽留。

他说他错了，他说他会跟李娟断了，他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

等他说完，我才缓缓开口：“卫国，我不怪你。真的。我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但是，我们回不去了。”

“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再也拼不起来了。”

“以后，小宝跟着我。你每个月，按时寄抚养费回来就行。其他的，我们两清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

婆婆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这个决定，对她来说，也很残忍。

“妈，”我看着她，认真地说，“以后，我还是您的儿媳妇。只要您不嫌弃，我给您养老送终。”

婆婆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离婚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平静的青石村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在他们眼里，女人被男人抛弃，是常有的事。但女人主动提出离婚，简直是闻所未闻，大逆不道。

“疯了吧？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她倒好，要把财神爷往外推。”

“肯定是跟那个大强有一腿，等不及了呗。”

“真是不要脸。卫国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娶了这么个女人。”

各种难听的话，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这一次，我没有躲，也没有辩解。

我只是挺直了腰杆，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别人看我，我就看回去。别人说我，我就当没听见。

我的心，在经历了那场千里奔袭的溃败之后，已经变得坚硬无比。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别人的看法，已经不重要了。

我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守着那几分薄田。我要挣钱，我要养活我自己和我的孩子。

我想起了王三用草药治猪瘟的事。我找到他，向他请教。王三是个实在人，看我真心想学，就把他的方子告诉了我。

我开始琢磨养殖。我把家里准备盖新房的宅基地，圈了一块出来，搭了个简易的猪圈和鸡舍。

我用我手里仅剩的钱，加上大强硬塞给我的那几十块，买了十几只小猪崽和几十只小鸡。

我每天起早贪黑，割猪草，拌饲料，打扫圈舍。我把从王三那里学来的草药知识，用在了防疫上。我的猪和鸡，长得又快又好，很少生病。

大强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主动来帮忙。他帮我修补圈舍，帮我挑饲料，帮我把长大的猪和鸡运到镇上去卖。

这一次，我没有再拒绝他。

村里的流言蜚语，更盛了。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离了婚就跟野男人搞在一起，真是不知廉耻。”

婆婆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好几次，我看到她跟村里的长舌妇吵得面红耳赤。

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淑芬，要不……你还是搬出去住吧。”

我心里一紧，以为她也要赶我走。

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跟大强，要是真心想在一起，就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别管别人怎么说。你们这样不清不楚的，对你，对他，都不好。”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婆婆会说出这样的话。

“妈，我跟强哥……我们没什么。”

“你别骗我了。”婆婆看着我，“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看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清楚。大强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清楚。你们都是好人。好人，不该被这么欺负。”

我看着婆婆布满皱纹的脸，看着她眼里的真诚，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的，竟然是我的前婆婆。

有了婆婆的支持，我心里像是多了一块压舱石。

我不再理会那些流言，一心一意地搞我的养殖。

半年后，我的第一批猪出栏了。我挣到了我人生的第一笔“巨款”——三千块钱。

我拿着那三千块钱，手都在抖。

我给卫国打了电话，告诉他，从下个月起，不用再寄抚-养费了。

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淑芬，你多保重。”

我用挣来的钱，扩大了养殖规模。我还从镇上的农技站，买了很多关于科学养殖的书回来看。

我发现，我好像天生就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学得很快，也干得很起劲。

我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给家里添置了一台新彩电，给小宝买了新衣服和新书包。我还把院子重新修整了一下，种上了花。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又变了。

从一开始的鄙夷和嘲笑，慢慢变成了惊讶和好奇。

有些人家里养的猪生了病，会偷偷跑来向我请教。我也不藏私，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渐渐地，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叫我“那个离婚的女人”，而是开始叫我“淑芬”，或者“小陈”。

大强还是一如既往地帮我。他话不多，但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意。我也知道，我对他也并非没有感觉。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最朴素，也最坚实的力量。那种力量，叫作“担当”。

但是，我没有立刻接受他。

我害怕。我怕自己刚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里。

我更想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我想证明，一个女人，不依靠男人，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又过了一年，我的养殖场已经初具规模。我不但养猪养鸡，还开始养鱼。我成了我们村，甚至我们镇上，远近闻名的“养殖专业户”。

县里的电视台来采访我，把我当成新时代女性自强不息的典范。

那一天，我穿着新买的衣服，站在我的养殖场前，面对着镜头。我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坦然。

我说：“我没读过多少书，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人活着，不能总指望别人。手心向上，是乞讨；手心向下，才是生活。”

节目播出后，在十里八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敬佩、羡慕，甚至是一丝畏惧的眼神。

再也没有人敢在我背后说三道四了。

张大妈在路上碰到我，会主动凑上来，满脸堆笑地问：“淑芬啊，你那个饲料方子，能不能也教教我啊？”

我看着她，想起了当初她在井边说的那些话。我没有嘲讽她，也没有拒绝她，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行啊，张大妈，你有空来我家，我写给你。”

我发现，当我站得足够高的时候，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言语，已经像脚下的尘埃，再也无法沾染到我了。

那天，大强又来帮我修猪圈。

阳光很好，照在他黝黑的脸上，他额头的汗珠，闪闪发光。

他干完活，坐在院子的石凳上喝水。我给他递过去一条毛巾。

他擦了擦汗，看着我，突然说：“淑芬，现在全村人都羡慕你。”

我笑了笑：“他们羡慕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挣的钱。”

“不。”他摇了摇头，眼神很认真，“我羡慕你。我觉得你活得……像一棵树。”

我愣住了。

“一开始，别人都以为你只是一根藤，需要依附着大树才能活。可后来才发现，你自己就是一棵树。根扎在土里，枝叶伸向天空，风吹不倒，雨打不垮。”

我的心，被他这句话，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一直默默守护在我身边的男人。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强哥，”我开口，声音有些发紧，“我那院墙，有点矮了。我想把它加高一点，再开个大门。你……愿意来帮我吗？”

他愣住了，一时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请你住进来，帮我一起守着这个家。”

他的眼睛，瞬间就亮了。那光芒，比那天夜里，他手电筒的光，还要亮上千百倍。

他激动得站了起来，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他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眼圈，红了。

我和大强没有办婚礼，只是请了村里几个关系好的邻居，还有婆婆，一起吃了顿饭。

婆婆拉着大强的手，嘱咐他：“大强啊，我们家淑芬，是个好女人。她吃了太多苦。以后，你可得好好待她。”

大强红着眼，郑重地点头：“妈，您放心。”

他跟着我，叫了婆婆一声“妈”。

我们的生活，平淡，但安稳。

他负责养殖场的技术和力气活，我负责管理和销售。我们配合得很好，就像一双手上的两只手套。

他对我，对小宝，都好得没话说。他会记得我的生日，会给小-宝做木头枪，会在我累的时候，给我捏捏肩膀。

他从不问我的过去，也从不提卫国。他只是用他的行动，一点点抚平我心里的伤痕。

有时候，我看着他和-小宝在院子里笑闹的样子，会觉得恍惚。

我常常在想，什么是伦理，什么是本分？

是像我从前那样，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声，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苦苦支撑吗？

还是像现在这样，挣脱束缚，遵从自己的内心，去爱一个值得爱的人，去过一种踏实安稳的生活？

我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当我回首过去，我感谢那个在暴雨夜里，抱着发烧的儿子，坐上一个男人摩托车的自己。

我也感谢那个在陌生的城市里，听完丈夫的忏悔，没有哭闹，而是选择平静放手的自己。

我还感谢那个顶着全村的白眼，毅然决然拿起铁锹，建起猪圈的自己。

是那些曾经的苦难和抉择，一步步塑造了今天的我。

现在的我，是陈淑芬。

我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养殖场的主人。

我更是我自己。

我脚下的土地，很坚实。我头顶的天空，很晴朗。

这就够了。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