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娘的声音从堂屋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关切。我应了一声，往灶膛里又添了一把干硬的玉米秸秆。火苗“呼”地一下蹿高，舔着乌黑的锅底，映得我脸上忽明忽暗。

“建民，烧开水，给你嫂子烫烫脚。”

娘的声音从堂屋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关切。我应了一声，往灶膛里又添了一把干硬的玉米秸秆。火苗“呼”地一下蹿高，舔着乌黑的锅底，映得我脸上忽明忽暗。

大哥走了一个月了。

这个家，像是被抽掉了一根主梁，看着还立着，里头却空了，风一吹就摇摇晃晃。

大嫂陈淑琴，就坐在堂屋的门槛上，一动不动地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她是个城里姑娘，当年大哥从部队复员，分配到市里的机械厂，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她第一次跟着大哥回村里，全村人都跑来看。白净，文气，说话细声细气的，跟我们这些土里刨食的人，完全是两个世界。

娘总说，是咱家祖坟冒了青烟，才让涛子（我大哥叫建涛）娶上这么好的媳妇。

大哥在的时候，这个家是满的。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机械图纸，给娘买新布料，给大嫂带她爱吃的麦乳精。他说话声音洪亮，一笑起来，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现在，院子里只剩下风刮过槐树叶的“沙沙”声。

水开了，我兑了些凉水，试了试温度，才端进堂屋。

“嫂子，泡泡脚吧，解解乏。”

她回过头，冲我轻轻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她就是这样，自从大哥出事后，她不哭也不闹，只是安静，安静得像一口枯井。

我把木盆放在她脚边，转身想出去，让她一个人清静清静。

“建民。”她忽然叫住我。

我停住脚，回头看她。

她嘴唇动了动，似乎在组织语言，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明天，我想回城里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

娘正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准备给大嫂铺床的被褥，听到这话，手一抖，被褥“啪”地掉在了地上。

“淑琴，你说啥？”娘的声音都变了调。

大嫂站起身，垂着眼，没看我娘，只是重复了一遍：“妈，我想回去了。”

“回去？回哪儿去？这儿就是你的家！”娘的嗓门一下子高了起来，“涛子才走几天，你就要走？你让村里人咋看我们老李家？戳我们的脊梁骨啊！”

大嫂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但她没抬头，也没反驳。

我知道娘心里想什么。在这个村里，丈夫没了，媳妇就得守着这个家，守着公婆，这才是规矩，是本分。要是拍拍屁股走了，那就是没良心，会被人戳着后背骂一辈子。

更何况，大嫂还年轻，长得又好。娘怕她一走，就再也不是老李家的人了。

“妈，您别这样。”我赶紧过去扶住娘，“嫂子在城里还有爹妈，她回去看看也是应该的。”

“看看？看看能不回来吗？”娘一把甩开我的手，眼睛红了，指着大嫂，“淑琴，你摸着良心说，我们家哪点对不住你？涛子走了，我们娘俩把你当亲闺女，你现在要扔下我们孤儿寡母？”

这话重了。

大嫂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她抬起头，看着我娘，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眼神里，有委屈，有疲惫，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很深很深的东西。

那一晚，家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娘在自己屋里，我能听到她压抑着的抽泣声。大嫂在西屋，没有一点动静。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就停在院子角落的棚子里，是我和大哥一起凑钱买的。大哥说，等攒够了钱，就再买台收割机，到时候我们兄弟俩成立一个农机队，日子就有盼头了。

可现在，大哥不在了。

我心里乱糟糟的。一边是娘的眼泪和村里的规矩，一边是大嫂那双沉默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听见西屋有动静。我赶紧穿上衣服出去，看见大嫂已经把她那个小小的帆布行李包收拾好了，就放在门口。

她穿得整整齐齐，是她刚嫁过来时穿的那件蓝色处理毛上衣。

娘也听到了动静，从屋里冲出来，堵在门口，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

“你不准走！”

大嫂没说话，只是绕过我娘，想往外走。

“你走了，涛子在底下都闭不上眼！”娘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

大嫂的脚步顿住了。她的背影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心里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妈，”我开口，声音很平静，“我送嫂子去镇上坐车。”

娘猛地回头看我，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建民，连你也……”

“哥不在了，我们不能把嫂子强拴在这儿。她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路要走。”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心虚，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的路在哪儿。我只是觉得，把一个人强行留在一个让她不开心的地方，是不对的。

娘看着我，嘴唇抖了半天，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了起来。

我没敢再看她，走到大嫂身边，拎起她的行李包：“嫂子，走吧。”

大嫂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她走到我娘面前，慢慢地跪了下去，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头。

没有一句话。

等她站起来，眼圈是红的，但脸上没有一滴泪。

我发动了拖拉机。

“突突突突……”柴油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把娘的哭声隔绝在了身后。我不敢回头看，只是把挡位挂上，慢慢地把车开出了院子。

大嫂坐在我身后的车斗里，抱着她的行李包。

从村里到镇上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拖拉机开不快，车身颠得厉害。我从后视镜里能看到她，她坐得笔直，双手紧紧抓着车斗的边缘，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我们俩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空气里弥漫着柴油的味道和清晨泥土的腥气。路两边的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绿油油的一片。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大哥回来帮我秋收，我们俩就开着这台拖拉机，在田里忙活了好几天。大哥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厂里的趣事，讲城里又盖了什么高楼。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就像这加满了油的拖拉机，浑身都是劲儿，往前跑就对了。

可现在，这“突突”的声音，听着那么空洞。

车子颠簸着，我的思绪也跟着一上一下。我不知道送大嫂回城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我伤害了娘，也许也违背了大哥的意愿。如果大哥在，他会怎么做？

他那么爱大嫂，肯定不舍得她受一点委屈。可他也那么孝顺，肯定也不想让娘伤心。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车子开到一半，路过一片白杨树林。这里的路稍微平坦一些。

突然，我感觉车身猛地一轻。

我下意识地踩了刹车，回头一看，车斗里已经空了。

我心里一慌，赶紧跳下车。

大嫂就站在离车十几米远的路边，她的行李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几件衣服，一本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

“嫂子，你干啥！”我冲过去，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惊惶。

她没看我，也没去看撒了一地的东西，只是看着我，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像一潭快要溢出来的湖。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

“建民，”她开口，声音是沙的，“我不去镇上了。”

我愣住了：“不去镇上？那……那我们回去？”

她摇了摇头，泪水终于顺着脸颊滑了下来。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快步走到我面前，猛地塞进了我的手里。

“你拿着。”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打开手绢，里面是一个红色的塑料皮存折。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完全懵了。

“嫂子，你这是……”

“这是哥留下的。”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一共三千六百块。你拿着，留着娶媳妇，……还有，照顾好妈。”

三千六百块！

在1991年的农村，这是一个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我们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刨去吃喝开销，能剩下两百块钱就不错了。这笔钱，足够在村里盖三间敞亮的大瓦房，再风风光光地娶个媳妇。

我捏着那个存折，感觉它烫手，比刚从灶膛里拿出来的炭火还要烫。

“不行，嫂子，这钱我不能要！”我把存折往她手里推，“这是你和哥的钱，你拿着，回城里好好过日子。”

“我不要。”她往后退了一步，避开了我的手，泪水流得更凶了，“建民，算嫂子求你了，你收下。你不收下，我……我心里过不去。”

她哭得说不下去，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拿着那个存折，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存折的塑料皮上，沾着她的眼泪，湿漉漉的，冰凉。

我忽然明白了。

她不是要走，她这是在“交代后事”。她把大哥留下的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们，然后自己一个人，干干净净地离开。

她不是回娘家，她可能根本就没打算回娘家。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伤痛，她能去哪儿？

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我的心头。这不是怨，也不是气，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的难受。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的瘦弱背影，再看看手里的存折，突然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误会她了。娘以为她无情，我以为她想开始新生活。原来，她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斩断和这个家，和所有过去的联系。

她把钱给了我，把“照顾娘”的责任也一并交给了我。她觉得，这样她就还清了。

还清了什么？还清了李家媳妇的身份？还是还清了和我哥那几年的夫妻情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

我走过去，把她扶起来，把存折重新塞回她的口袋里。

“嫂子，钱你必须拿着。你要是不拿着，我现在就把拖拉机开回去，告诉娘，说你半路跑了，一分钱都没给家里留。”我知道这话很混账，但那一刻，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她果然愣住了，抬起头，含着泪的眼睛里满是错愕。

“你……你不能这样。”

“我能。”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哥不在了，这个家我得撑着。但你也是这个家的人。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漂着，还把哥留下的钱都给我。哥要是知道了，他会从地底下爬出来骂我的。”

提到大哥，她的防线瞬间就崩溃了。她不再推拒，只是捂着脸，发出了压抑了许久的声音。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无尽委D屈和痛楚的呜咽。

我默默地帮她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放回行李包。那个铁皮盒子，我捡起来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问她：“嫂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回城里，到底有什么打算？”

她擦了擦眼泪，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三个字，让我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破灭了。

“那你先跟我回家。”我说，“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想办法。天大的事，总不能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扛着。”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犹豫，有动摇，但最终，还是化成了一片茫然。

我把她扶上车斗，这次，我让她坐在我身边驾驶座的那个加座上。那个位置很窄，是以前大哥坐的。

拖拉机再次发动起来。

这次，我没有开往镇上，也没有开回家。我把车开到了河边的一片树林里，熄了火。

这里很安静，只有河水流淌和风吹树叶的声音。

“嫂子，”我看着前方，没有看她，“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事，就跟我说说吧。我是建涛的弟弟，也是你的弟弟。你要是信得过我。”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

“建民，”她终于说话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哥他……他不是出意外死的。”

我浑身一震，猛地转过头去看她。

机械厂那边传来的消息是，大哥在车间操作机器的时候，不小心被一个掉落的零件砸中了头部，当场就不行了。厂里派人来送了抚恤金，开了追悼会，一切都顺理成章。

“你说什么？”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她从行李包里，拿出了那个铁皮盒子。打开来，里面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一沓厚厚的医院单据。化验单，缴费单，病历本……

最上面的一张，是诊断证明。

我虽然读书不多，但那几个字，我认得。

“再生障碍性贫血”。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半以前。”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刚查出来的时候，医生说还有希望，就是得一直治，花钱。你哥不让我告诉家里，他说你们在农村挣钱不容易，他自己是男人，能扛。”

我看着那些单据，上面的日期从一年半前，一直延续到大哥出事的前一个星期。每一张单据，都像一根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的心上。

“他厂里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我们就去借，我娘家那边，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后来，他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就去码头扛包，开夜车……他总跟我说，淑琴，再等等，等我把病看好了，我们就攒钱，回家盖新房，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那些发黄的单据上。

“出事那天，他已经连续开了两个通宵的货车，白天回厂里上班，人是飘的。工友说，他当时就是头一晕，没站稳，才……”

后面的话，她没说，但我全明白了。

那不是意外。

那是被病和贫穷，活活拖垮了。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我那个高大、健壮、爱说爱笑的大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竟然一个人扛着这么重的担子，走了那么久，那么苦。

而我们，在家里，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盼着他寄钱回来，盼着他回来盖房子。

“那……那这笔钱……”我指了指她口袋里的存折。

“是厂里给的。一部分是抚恤金，一部分，是工伤赔偿。”她顿了顿，补充道，“厂里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他带病上班，多给了一些。你哥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们。他说，这钱，一定要我拿回来，一半给你娶媳妇，一半给妈养老。”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一个快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哭得像个孩子。我不是为大哥的死哭，我是为他的苦，为他的硬撑，为他的那份心。

他到死，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我们。

而大嫂，她也一样。她拿着这笔用大哥的命换来的钱，想的不是自己以后怎么过，而是完成大哥的遗愿，把钱交给我们。

她之所以要走，不是抛弃我们，是她觉得，她已经没脸再待在这个家里了。她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大哥，她觉得对不起我们。

那个小小的行李包，那三千六百块钱，是她全部的退路，也是她给自己画下的句号。

我终于明白了她眼神里那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绝望。

“嫂子，”我擦干眼泪，看着她，前所未有的坚定，“这钱，我们一分都不能要。这是哥拿命给你和孩子换来的。”

我说“孩子”两个字的时候，她的身体猛地一颤，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把视线移到她的肚子上。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的。她最近总是犯恶心，吃不下东西，娘以为她是伤心过度。她走路总是下意识地护着肚子。还有，她那件处理毛上衣，腰身明显有些紧了。

只是我们都被悲伤蒙蔽了眼睛，谁也没有往那方面想。

“你……你怎么知道？”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

“我猜的。”我说，“哥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她点了点头，泪水又涌了出来：“他知道。他最高兴的就是这件事。他说，就算是天塌下来，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他让我答应他，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好好带大。”

“所以你才要走？”我问。

“我……”她低下头，“我怕。我怕妈知道了，会逼我把孩子生在李家。建民，我不是不想让孩子姓李，我只是……我只是不想让这个孩子，成为拴住我的枷锁。你哥希望我能好好活着，不是守一辈子寡，不是被村里人的唾沫星子淹死。他希望我能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

我懂了。

我全都懂了。

在村里，一个寡妇，带着一个遗腹子，她这辈子就算是定死了。她会被同情，被可怜，但也被牢牢地钉在“李家媳妇”这个身份上，一辈子都动弹不得。

大哥是爱她，才让她走。

她是爱大哥，才想完成他的遗愿。

而我们，娘和我，却用亲情和所谓的“规矩”，差点把她逼上了绝路。

“嫂子，”我发动了拖拉机，调转车头，“我们回家。”

她惊愕地看着我：“回家？”

“对，回家。”我说，“但不是让你留下。是回去跟娘把话说清楚。然后，我送你去城里。不是把你一个人扔下，是帮你安顿下来。哥不在了，我就是你娘家人。这个孩子，是李家的根，也是我的亲侄子（或侄女）。我不能让他（她）生下来就没有依靠。”

拖拉机“突突”地往回开。

回去的路，感觉比来时要短。

到了家门口，娘还坐在院子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大门的方向。看到我们回来，她先是一愣，随即站起来，脸上露出一丝喜悦，但很快又板起了脸。

“还知道回来？”

我熄了火，跳下车，走到娘面前。

“妈，我有话跟你说。”

我把娘扶进屋，让大嫂也一起进来。我关上门，然后，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娘的面前。

娘吓了一跳：“建民，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我没起来，抬头看着她，把在河边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她。

从大哥的病，到他怎么瞒着家里，怎么在外面拼命挣钱，到这三千六百块钱的来历，再到大嫂肚子里的孩子，以及大哥最后的嘱托。

我讲得很慢，很平静。

娘一开始是不信，然后是震惊，最后，她捂着嘴，浑身都在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流着泪，那种巨大的悲伤，让整个屋子都变得沉重起来。

大嫂也跪在旁边，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等我说完，屋子里一片死寂。

过了很久很久，娘才颤抖着伸出手，摸了摸大嫂的头发，又慢慢地移到她的肚子上。

“我苦命的儿啊……”

娘终于哭出了声，她抱着大嫂，两个人哭成了一团。

那一刻，所有的误解，所有的隔阂，都在眼泪中消融了。婆媳之间，不再是规矩和本分的对立，而是两个同样深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在分担着彼此的伤痛。

那天晚上，娘做了一桌子菜。她把家里唯一一只养着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炖了汤，不停地往大嫂碗里夹肉。

“淑琴，多吃点，你现在是两个人，不能饿着。”

娘的眼睛还是红肿的，但眼神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混杂着悲伤、心疼和希望的光。

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平静地谈论未来。

“淑琴，你的意思，妈明白了。”娘说，“涛子心疼你，不想让你在村里受苦。妈……妈不拦你了。”

大嫂抬起头，看着我娘，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但是，”娘话锋一转，“你一个人在城里，还怀着孩子，怎么过？这钱，你必须拿着。不仅要拿着，以后家里但凡有余钱，建民都会给你送去。”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对，嫂子。你在城里安心养胎，家里的事，有我。”

大嫂看着我们，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的眼泪，和之前不一样。

最终，我们商量好。大嫂先回城里娘家住一段时间，把情况跟她父母说清楚。我用拖拉机拉些村里的土产，跟她一起去，算是替大哥，正式地去拜访一次亲家，把所有事情都摊开说。

那三千六百块钱，大嫂最终还是收下了。但她没存进自己的户头，而是重新开了个户，写的是我的名字，存折由她保管。

她说：“建民，这钱是李家的。以后孩子上学，家里盖房，都从这里出。我也会出去找活干，我们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我看着她，这个曾经在我眼里文弱得像风一吹就倒的城里姑娘，此刻，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

一个星期后，我开着拖拉机，载着满车斗的花生、红薯和自家磨的面粉，带着大嫂，再次上路了。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台拖拉机。

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完全不同。

柴油机的“突突”声，不再空洞，而是充满了力量。我知道，我不是在送别，而是在开始。

开始撑起一个家，开始兑现对大哥的承诺，开始迎接一个新的生命。

到了城里，大嫂的父母一开始对我很冷淡，以为我是来纠缠他女儿的。但当大嫂把一切都和盘托出，当两位老人看到那些医院的单据，看到我从车上卸下的那些朴实的土产时，他们的眼睛都红了。

大嫂的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工人，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句：“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建涛……没看错人。”

我在城里待了三天。

我帮着大嫂把她和大哥租的那个小房子退掉，把遗物整理好。我看到了大哥的读书笔记，上面写满了机械原理，还有很多对未来的规划。其中有一页，他用红笔圈出来一句话：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本事。

我把那个笔记本，小心地收了起来。

临走前，大嫂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

她看起来比在村里时精神了一些，脸上有了些血色。

“建民，路上小心。到家了，给我拍个电报。”

我点点头：“嫂子，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还有……孩子。”

她笑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见过的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不那么热烈，但足够温暖。

“我知道。”她说，“你放心吧。”

我坐上回乡的汽车，看着窗外，城市的高楼和人群渐渐远去。我的口袋里，揣着大嫂给我买的一本《拖拉机维修手册》，还有一百块钱。

她说，让我把拖拉机好好保养，以后，它就是我们家的“功臣”。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着，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会很辛苦。我要照顾娘，要种好地，要攒钱，要等着我的小侄子或者小侄女出生。

但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家，虽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梁塌了，墙也晃了，但根还在。

只要根还在，这棵名叫“家”的树，就倒不了。它会在废墟上，重新长出新的枝丫，迎着阳光，努力地，向上生长。

回到村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拖拉机彻彻底底地检修了一遍，换了新的机油，把每个螺丝都拧得紧紧的。

然后，我把我那间小屋子旁边的空地，重新规整了出来。我量了尺寸，画了图纸。

娘问我干什么。

我说：“盖新房。先盖一间。等嫂子和孩子回来，有地方住。”

娘看着我，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把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东西塞给我。

“这是我跟你爹攒的，本来是给你娶媳妇的。你先拿去用。”

我打开一看，是两百多块钱，零零整整的，都是毛票和块票。

我鼻子一酸，把钱推了回去。

“妈，这钱您留着。盖房的钱，我来挣。”

从那天起，我白天种地，晚上就开着拖拉机去附近的砖厂、沙场拉活。活不重，就是熬人。但我心里有盼头，一点也不觉得累。

每个月，我都会去镇上的邮局，给大嫂汇三十块钱。不多，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大嫂也每半个月给我寄一封信，说说她的情况，问问家里的事。她说她找了个在街道工厂糊纸盒的活，很清闲，也能挣点钱。她还说，产检一切都好，医生说孩子很健康。

信的最后，她总会写上一句：勿念，一切安好。

我知道，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放心。

日子就像拖拉机的轮子，一圈一圈，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滚动。

第二年春天，大嫂生了，是个男孩，七斤重。

电报打到村委会的时候，我正在地里翻土。我扔下锄头，一路跑到村委会，拿到那张薄薄的纸，上面只有几个字：母子平安，儿名望归。

李望归。

我看着这个名字，在田埂上，咧着嘴，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哥，你看到了吗？

你有后了。

我们李家，有希望了。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