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

摘要：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金日成商定的意见，停战谈判工作由中方领导。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中方第一代表、中将军衔）、参谋长解方（代表、少将军衔），与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李相朝少将和张平山少将一道，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承担与“联合国军”代表团谈判任务，

文/谢波华

1953年7月，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转入停战谈判阶段。三八线附近的开城、板门店，成为中朝方与美国较量的又一重要战场。

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金日成商定的意见，停战谈判工作由中方领导。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中方第一代表、中将军衔）、参谋长解方（代表、少将军衔），与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李相朝少将和张平山少将一道，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承担与“联合国军”代表团谈判任务，南日为中朝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确保停战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指定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赶赴朝鲜，“从幕后主持这次谈判”，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一同前往。

7月3日，李克农乘火车从北京启程，6日早抵达平壤后，立即与邓华、乔冠华一道会见金日成，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的有关考虑。当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此时改名张春山，对外为上校军衔），中国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柴军武（此时改名柴成文，对外为中校军衔），作为中朝方联络官赶赴开城，与“联合国军”联络官接洽谈判安排。8日，双方联络官在开城会面。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举行，10月25日后移至三八线上的板门店，直到停战谈判结束。

经中朝双方商定，李克农、乔冠华、邓华、南日等5名谈判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负责中朝方一线谈判工作。但在内部管理上，仍分设志愿军代表团和人民军代表团。

经中央批准，李克农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柴成文为委员。代表团下设秘书处、参谋处、新闻处、政治处、后勤处、翻译队、机要处、通信处、档案室等部门。谈判工作由毛泽东、党中央直接领导，党的组织关系在志愿军总部，安全警卫由志愿军47军139师直属侦察营（对外称“民事警察”）负责；后勤保障由志愿军后勤第三分部承担。

停战谈判开始不久，开城地区被划为中立区，双方非武装人员可自由进出。从保密工作考虑，中方代表团对外称“群众工作队”，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指导员”。全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包括外出2人同行等规定。

中方代表团组建初期约60人，均从国内党政军机关和志愿军总部选调。外交干部有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毕季龙、马牧鸣，情报司浦山、田进、朱青（田进夫人）、关在汉、蒋正豪，国际司裘克安、丁民等。新闻干部有新华社记者沈建图、丁明、苗青，国际新闻局记者段连城、康崇儒等。军事干部有军委情报部凌青、李连水，驻朝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薛宗华及副武官王大刚，东北军区警卫科科长侯遂生，志愿军司令部李士奇、高兴、黄政基、吴克昌等。机要通信干部有中央调查部岳良、杨文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孟宪鲁，总参通信部范海保等。

李克农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党和军队的情报、保卫、统战等工作，参与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军调处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乔冠华，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赴德国留学，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国，曾在重庆等地从事我党新闻和对外宣传工作，1939年入党。其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文风，深得毛泽东、周恩来欣赏。1950年11月，他作为新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的顾问，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此次入朝任代表团党委委员，是李克农的主要助手。

柴成文，曾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1950年7月初奉命组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临时代办、政务参赞，调开城后任代表团党委委员、秘书长、中朝方首席联络官（1953年4月接替解方任志愿军谈判代表）。

凌青，曾在燕京大学学习，1941年入党，1944年从晋察冀解放区到延安，曾任军委外事组联络组组长，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美国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机要秘书，入朝后担任代表团机要处处长、翻译队队长。

浦山，1943年和1949年先后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1950年11月随伍修权、乔冠华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入朝后担任代表团秘书处处长。

薛宗华，曾任第二野战军第16军46师副师长，1950年7月参加中国驻朝鲜使馆建馆工作，任政务参赞，调开城后任代表团参谋处处长，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

沈建图，新加坡华侨，1938年到延安，次年入党，长期从事中共对外新闻宣传工作，曾参加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创建，入朝后担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

毕季龙，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1年入党，曾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国轮船公司驻纽约办事处工作，1948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入朝后担任代表团秘书处副处长、中朝方英文首席翻译。

田进，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后参加华东解放军从事新闻工作，入朝后担任代表团秘书处会议组组长。

丁明，全国抗战时期到延安，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曾随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后随新华社进入北平。

段连城，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49年回国后进入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

李士奇、高兴、黄政基、吴克昌等为志愿军师、团级干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作战处参谋，调入开城后在参谋处工作。

这些人政治强、业务精，年纪轻，入朝后即成为李克农的得力助手和代表团工作骨干。

从1951年秋起，志愿军代表团又陆续增设战俘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等机构，并从军队中抽调更多干部充实代表团，其中包括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第23兵团副司令员边章五，42军政治部主任丁国钰，负责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王建（王迪康），干部凌强、张志强、夏志慧，筹建红十字会代表团的总政敌工部处长刘川诗、组织部处长阎稚新、宣传部处长文山，负责政治工作的志愿军47军139师政治部副主任郑文翰等。

边章五是一名参加宁都起义的老红军，新中国驻苏联使馆首任武官，1950年11月离任回国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1951年9月入朝，10月接替邓华任志愿军第一谈判代表。杜平，1930年参加红军，1950年10月入朝，先后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1951年11月兼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丁国钰，1932年参加红军，1950年10月入朝，任志愿军42军政治部主任，1952年春回国筹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5月调开城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第二副书记（1953年4月接替边章五任志愿军第一谈判代表）。

随着停战谈判在1951年冬全面展开，开城急需大量翻译人员，国内又陆续从外交部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大专院校抽调英文干部、外语教师和英文专业学生赴朝。他们当中有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浦寿昌（浦山的哥哥，1944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新闻司干部徐鸣（全国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1944年被派往美国，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领导成员）、方迪槐（留美学生，曾任美洲《华侨日报》编辑）、陈秀煐（留美学生、浦山夫人），北京大学英文教授钱学熙、物理系副教授朱光亚、政治系教师薛谋洪，清华大学英文教授赵诏熊，从北京、上海选调的年轻大学生过家鼎、邱应觉、冀朝铸、马杰先、杨冠群、陈依弥（女）等。至1952年7月，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人数已达600多人。

对李克农来说，主持朝鲜停战谈判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新使命。中朝之间是国家关系，有各自的政党、政府、军队，但停战谈判只能有一个立场、一个声音，必须保持高度一致。为此，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在工作上充分顾及首席谈判代表南日大将的特殊地位，将每天的内部工作例会交由乔冠华主持，他则同邓华副司令员一道，与南日单独商量讨论，对朝方的意见、看法给予充分尊重，很快便赢得金日成和朝方人员的完全信任。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是毛泽东确定的停战谈判阶段的总方针。如何做到既不怕谈判破裂又要避免破裂，争取最好结果，始终是李克农反复思考和把握的重要问题。针对美方胡搅蛮缠、制造事端，一再中断谈判，甚至发生空袭中朝代表团驻地的行径，他总是不断提醒大家，不能因年轻气盛，就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只要战场上他不能得逞，总有一天得回到谈判桌上来。他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绝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是停战谈判的首要问题。中朝方起初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以所谓“海空优势补偿论”，要求将分界线划在我方实控线后数十公里，妄图不战而得到1.2万平方公里土地。在谈判僵持期间，李克农与邓华反复研究了敌我实际接触线与三八线的差别后，向毛泽东提出了“让北保南”的谈判方案，即不拘泥于地图上三八线的走向，而是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李克农认为，目前美方在实际接触线北段山区占地多一些，而我方在南段平原占地多一些，如果我方不打算谈判破裂，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妥协方案。美方反对三八线方案，主要是政治原因，我方坚持三八线也是基于政治考虑。如此，我方似可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这个方案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吃亏，并同样可以说是以三八线为基础的方案。不久，李克农、邓华的意见得到毛泽东批准。1951年11月27日，双方代表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交战双方各自后撤2公里作为非军事区的协议，成为停战谈判最早达成的一项实质性议程。

在与美方讨论谈判第五项议程时，中朝方提出将“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作为此项议程，但美方以撤军是政治问题为由拒绝接受。为推动谈判尽快进入实质性阶段，中朝方同意将此议程名称改为“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但考虑到撤军问题是战后实现半岛和平的重要问题，李克农与中朝代表反复研究，在谈判中巧妙地将撤军问题写入协定，即《朝鲜停战协定》第4条第60款：“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这一规定，成为中、苏、朝三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坚持讨论朝鲜和平问题的重要依据。

为确保停战协定签订后长期有效，不被篡改，李克农指导中朝代表据理力争，最终将两项重要“落日条款”（法律、法规合同或政策中的一项特殊规定，指在条款中预先设定一个明确的终止时间或条件，当期限届满或条件满足时，条款自动失效，除非被重新批准或延长）写入停战协定。即第61款：“对本停战协定的修正与增补必须经敌对双方司令官相互协议”；第62款：“本停战协定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正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级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代替以前，继续有效”。历史证明，这两项规定对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953年6月17日，就在停战协定草案达成之际，南朝鲜李承晚当局公然表示拒绝停战，悍然将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编入南朝鲜军队，朝鲜停战面临严重危机。为不使停战协定功亏一篑，李克农从开城秘密前往板门店，在谈判会场外我方搭建的帐篷里，就近指挥参加一线谈判的中朝方代表，要求美方明确承诺履行停战协定，保证南朝鲜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的实施，保证在南朝鲜方进行任何破坏停战行为时，“联合国军”不予支持。在志愿军对李承晚军强大军事打击（即金城战役）和中朝代表严正交涉下，美方终于在7月19日发表保证遵守停战协定的声明。

停战协定签订前夕，一向以仔细谨慎著称的李克农考虑到，李承晚极力反对实现停战，不排除他在最后时刻铤而走险，例如对板门店签字仪式现场进行袭击。因此他向中央提出，可否先由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然后送交双方司令官在后方分别签字。这一送签方案立即得到毛泽东批准，也为美方所接受。

7月27日上午10时，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随后，美方用直升机将协定文本送至汶山，下午1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协定上签字。随后，协定经板门店由陆路送往平壤，当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签署协定。根据协定规定，朝鲜停战于此时正式生效。金日成签字后，协定文本被连夜送往开城。28日上午9时半，彭德怀司令员在李克农陪同下，在志愿军代表团驻地签署了协定。

李克农赴朝前已年过半百，患有严重的肺心病。195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曾专门批示，要求他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然而一年后当接到赴朝任务时，他毅然领命出征。1951年11月，李克农肺心病再次发作，严重的哮喘常常导致他整夜无法入睡，只能靠药物缓解。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安排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到开城，准备接替他的工作。但李克农考虑内外工作需要，明确向中央提出“临阵不换将”。在整整两年的谈判中，李克农始终带病坚持工作。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根据毛泽东指示，仍坚守开城领导一线工作，直到当年11月奉调回国。

李克农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1954年4月，陪同周恩来出席了由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因病去世，毛泽东为他送了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祭奠仪式。

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前坐者）与邓华、乔冠华、解方（后排左起）在一起

李克农卓越的领导水平、坚强意志和高尚品德，激励着谈判代表团每一名工作人员。尽管处在战争环境，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全团上下团结一心，朝气蓬勃。大家有任务抢着干，有危险争着上，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保证了谈判任务的顺利完成。

乔冠华作为代表团二把手负责日常工作，每天晚上都要听取谈判一线情况汇报，仔细阅读谈判记录，连夜向中央汇报工作建议，第二天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修改谈判发言稿，审定新闻稿件，研究新的谈判对策。

凌青、浦山、浦寿昌、丁明等承担了大量电报、谈判发言稿的起草工作。浦山在谈判最紧张时，就在李克农卧室外的小客厅支张行军床，24小时随时待命，被李克农称赞为“人民的小毛驴”。沈建图、段连城在新闻组日夜工作，向国内发回大量停战谈判的消息和报道。乔冠华有感于大家工作之辛苦，曾作打油诗：“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

毕季龙是大组会议（将军级）的主要翻译，参加了停战谈判全过程。他出色的英文翻译连美方都钦佩不已，称他为“上校翻译官”。田进、蒋正豪等一批年轻翻译，则随同柴成文、薛宗华、王建等军事代表，参加更为繁复的小组会议（校官级）。为做好翻译工作，他们不仅要学习军事知识，有时还要到前线进行实地考察。1951年11月26日，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在地图上画定了军事分界线，但要在弯弯曲曲的分界线上画出南北2公里非军事区的边缘，却一时成了难题。当天休会后，学过土木工程的翻译蒋正豪提出一个方案，即以分界线上任意一点为圆心，以2公里为半径画圆，周围的轨迹便是南北缘。照此办法，我方绘图员当晚便将非军事区南北缘在地图上画了出来。第二天开会，美方代表首先表示，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技术难题，即非军事区南北缘一时难以画出，需从东京请专家来解决。我方代表则摊开画有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南北缘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请你们看看，是否只能这样来画？”对方看后表情窘迫，但也无可挑剔，只好接受。

朱光亚、赵诏熊、钱学熙、裘克安等负责每天发言稿的英文翻译，外国电讯的收听、翻译和复写工作。冀朝铸、过家鼎、邱应觉、马杰先、杨冠群、陈依弥等年轻干部承担了谈判现场繁重的英文速记工作，每天会议结束后还要迅速翻译、复写，将美方在谈判中的一言一行提供给代表团领导阅研。当停战协定所有条款确定后，几名年轻翻译花了三天三夜时间，用一台旧英文打字机，把中方负责打印的两套英文文本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打印出来，没有一处涂改和擦痕。

停战谈判开始后，前后方有大量文件需要通过信使传递，外交部抽调朱启桢、屠国维等一批入伍不久的青年干部参加信使队，他们常年冒着敌机轰炸入朝执行任务。

1953年10月，时任上海外事处处长的黄华作为中方代表，被派往板门店参加有关政治会议安排的会谈。由于美方在战俘遣返、外国军队撤出等问题上阻挠，会谈只进行了3个多月便告破裂。

在两年多的停战谈判中，代表团还有2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在开城因病去世的新华社记者丁明、在中立区巡逻时遭敌枪杀的我方民事警察姚庆祥排长。他们与无数志愿军英烈一道，永远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1952年7月12日，李克农曾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信中说：“1951年7月3日由北京出发总人数不上60人，经过一年的战斗时间，现在扩大到640人。这个部队在毛主席和总理直接领导下，是经得起战斗的，同时经过一年来的考验，多数同志也进步了，面貌也改变了，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得了学士、博士学位的同志们，实际教育意义更大。”这段话，准确概括了这支“文装志愿军”的成长经历。

正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志愿军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停战谈判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智慧、战略眼光、决策能力，不仅为谈判工作指明方向，把握大局，而且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中国外交、国防事业的中坚和骨干。

时至今日，代表团中的很多同志已经去世，有的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奉献精神，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昂扬斗志，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优良作风，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