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 年），常衮生于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京兆常氏自北周以降便是关中官宦世家，祖父常楚客曾任则天朝户部侍郎，父亲常无为任玄宗朝栎阳县尉，掌地方治安与赋税，家族虽非顶级望族，却以 “通经守礼、清廉传家” 为家训。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 年），常衮生于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京兆常氏自北周以降便是关中官宦世家，祖父常楚客曾任则天朝户部侍郎，父亲常无为任玄宗朝栎阳县尉，掌地方治安与赋税，家族虽非顶级望族，却以 “通经守礼、清廉传家” 为家训。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常氏子弟 “累世治《礼记》，以儒学显”，这种家学传统为常衮的成长奠定了深厚根基。

京兆万年作为唐王朝都城所在，是盛唐文化的核心区域。开元年间，长安城内国子监藏书逾五万卷，文庙 “释奠礼” 规模盛大，四方士子云集。常衮四岁开蒙，随父亲诵读《孝经》《论语》，六岁便能默写《诗经・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篇，九岁时随父参与长安文庙祭典，因 “能详解《周礼》‘六官’制度，对答如流”，获京兆尹崔日知称赞，称其 “有廊庙之才，他日必登宰辅”。

稍长后，常衮入京兆官学就读，师从曾任国子博士的儒者萧颖士（盛唐古文运动先驱）。萧颖士教学不拘泥于章句，常结合《通典》中 “均田制实施”“府兵制演变” 等现实议题，引导学生以经史解时事。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万年县遭遇蝗灾，时年 12 岁的常衮向京兆尹献策：“蝗畏烟，可令乡邻聚草木焚烟驱之；同时设粥棚赈济灾民，免其流离”，此策被采纳后，有效减少蝗灾损失，《京兆府志・祥异篇》记载为 “常氏子少具仁智，惠及里闾”。

青年时期的常衮已立下 “以儒治国” 之志。天宝元年（742 年），他年满 14 岁，按唐代制度入国子监深造，主攻《礼记》与《左传》。在国子监期间，他与后来任宰相的杨绾结为挚友，二人 “昼夜苦读，互较经义”，常围绕 “盛唐治世的隐患” 展开讨论 —— 常衮曾指出 “边将权重、奢靡之风渐长”，杨绾赞其 “有先见之明”。天宝十年（751 年），常衮以 “国子监明经科优等” 获荐，参加京兆府乡贡考试，以《礼记・礼运》“大同” 思想为题撰写策论，提出 “轻徭薄赋、抑制奢靡、整顿边军” 三策，最终以 “经义第一” 的成绩获荐，取得赴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资格。

临行前，父亲常无为赠其《贞观政要》，叮嘱道：“士之立身，在匡济社稷，非徒求科名；今圣朝虽盛，隐患已现，汝若及第，当以民为念。” 这番话深刻影响了常衮日后的政治理念。

天宝十四年（755 年）春，常衮抵达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彼时的盛唐，虽表面繁荣，实则潜藏危机 —— 边将安禄山拥兵自重，朝廷奢靡之风日盛，科举却仍保持 “以才取士” 的传统。据《唐摭言》载，天宝年间 “每岁进士科报考者逾三千人，录取率不及二十分之一”，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杨浚（盛唐名臣，擅长选拔贤才）。

唐代进士科考试分 “帖经”“杂文”“策论” 三部分，常衮的优势在策论与经义。他的帖经考核中，对《礼记》《左传》的背诵与解读 “无一字差错”，获考官好评；杂文《终南望余雪诗》中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之句，以简洁笔触勾勒盛唐长安景致，被长安文人传抄；策论《论时政疏》更是直击时弊，提出三项核心主张：其一 “裁抑边将兵权，避免尾大不掉”，建议 “边军将领三年一换，不得兼任地方行政职务”；其二 “禁奢靡之风，整顿宫廷开支”，主张 “减少宫室营建，罢黜冗余宫人”；其三 “重视农桑，减免灾区赋税”，建议 “遣使巡查天下，核实灾情，酌情免税”。

这些主张虽触及盛唐积弊，却因 “立论有据、对策详实” 深得杨浚赏识。放榜之日，常衮位列榜首，成为天宝十四年状元，同榜进士共二十七人，包括后来任刑部尚书的刘晏（唐代理财名臣）、诗人耿湋等，时人称为 “天宝贤能榜”。曲江宴上，杨浚为常衮簪花，赞曰：“常生之策，非徒文藻，乃安邦之良谋也！” 杨绾赋诗相贺，写下 “京兆常生才冠世，一举登科压众贤。他日朝堂施良策，必教黎庶得安眠” 的诗句。

雁塔题名时，常衮挥毫写下 “致君尧舜，泽被四海”，其字迹端庄遒劲，被后世拓印珍藏，今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盛唐状元题名碑”。状元及第后，按唐代惯例，常衮需参加 “关试”，因成绩优异，直接授秘书省校书郎（从九品上），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与整理。正当他准备赴任时，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入动荡，常衮的仕途起步便与乱世交织。

天宝十五年（756 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蜀地，常衮随国子监师生辗转至凤翔（肃宗行在）。当时肃宗新立，急需人才辅佐，常衮因 “通经史、善文书”，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正八品下），负责巡查凤翔周边州县的军纪与民生。他到任后，发现部分唐军将领 “克扣军粮、劫掠百姓”，遂上书肃宗，请求 “严惩违纪将领，安抚受灾百姓”，肃宗采纳其建议，斩杀违纪将领三人，发放赈灾粮款，稳定了后方秩序。

至德二年（757 年），唐军收复长安，常衮随肃宗返回都城，迁起居郎（从六品上），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与朝政大事。当时长安经战乱破坏，典籍散佚，常衮主动请缨，主持整理秘书省藏书，“收集散佚典籍两千余卷，校勘谬误百余处”，其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得到宰相房琯的赞赏，称其 “有良史之风，可当大任”。

乾元元年（758 年），常衮升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负责起草皇帝诏令与中央文书。唐代中书舍人被誉为 “文士之极任”，需 “文辞优长、通晓政事”。常衮起草的诏令兼具 “典雅与务实”，如《赈济河南灾民诏》中 “百姓为兵戈所困，流离失所，朕心忧之；其令河南诸州开仓放粮，免今年租赋”，言辞恳切，既体现皇恩，又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深得肃宗信任。当时朝廷推行 “租庸调制改革”，常衮参与起草相关法令，明确 “流民返乡者免三年租税，开垦荒地者免五年徭役”，为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制度保障。

宝应元年（762 年），代宗即位，常衮因 “起草诏令有功”，加授集贤院学士，负责编撰国史与整理经籍。他主持修订《肃宗实录》，坚持 “秉笔直书”，既记载肃宗 “收复两京” 的功绩，也客观提及 “宦官李辅国专权” 的问题，这种治史态度虽遭宦官不满，却得到代宗认可，称其 “为史公正，不溢美、不隐恶”。

广德二年（764 年），常衮升任礼部侍郎（正四品下），掌管科举、礼仪与外交事务。当时科举制度因安史之乱一度废弛，“士子请托、考官徇私” 现象严重，常衮上任后推行三项改革：其一 “规范考试流程”，将进士科考试分为 “帖经、杂文、策论” 三阶段，每阶段单独阅卷，避免舞弊；其二 “推行糊名法”，考生姓名、籍贯用纸糊住，阅卷后再拆封，减少考官徇私空间（这是唐代科举糊名法的早期实践）；其三 “严格考官选拔”，主考官需 “品德端正、无亲属应试”，且由皇帝亲自任命。这些改革使科举制度重归公正，《新唐书・选举志》载 “常衮为礼部侍郎，科场弊绝，所选多贤才”。

大历元年（766 年），常衮拜相，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杨绾共同辅佐代宗。当时唐朝面临 “藩镇割据、财政匮乏、吏治腐败” 三大难题，常衮与杨绾携手推行改革：

在财政方面，针对 “藩镇截留赋税、中央财政空虚” 的问题，常衮提出 “分税制度”：藩镇赋税分为 “留州、送使、上供” 三部分，留州部分供地方开支，送使部分供藩镇军费，上供部分上缴中央，同时规定 “上供比例不得低于三成”，此举虽未能完全解决藩镇截留问题，却为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

在吏治方面，常衮整顿 “冗官过多” 的弊端，建议代宗 “裁汰冗余官员，考核现有官员政绩”，规定 “州县官员三年一考，优者升、劣者降”，共裁汰冗官两千余人，节省财政开支数十万缗。他还以身作则，“居第简陋，不蓄姬妾，俸禄多周济亲族与寒门士子”，带动了朝堂清廉之风。

在军事方面，常衮主张 “以和为贵，暂避藩镇锋芒”，建议代宗 “安抚服从中央的藩镇，打击叛乱者”，如对归顺的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授予其 “检校司空” 荣誉衔，稳定北方局势；对叛乱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则派兵征讨，遏制其扩张。这种 “剿抚并用” 的策略，使中唐藩镇局势暂时稳定，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

大历十二年（777 年），杨绾病逝，常衮独任宰相，肩上责任更重。当时代宗沉迷佛道，欲修建佛寺，常衮直言劝谏：“今百姓困苦，军费紧张，若兴土木，必加重百姓负担；愿陛下以民生为重，停建佛寺，将钱财用于赈灾与军费。” 代宗虽未完全采纳，却也减少了佛寺修建规模，节省了财政开支。《旧唐书・常衮传》载 “衮犯颜直谏，帝虽不悦，终纳其言，百姓赖之”。

大历十四年（779 年），代宗驾崩，德宗即位。德宗欲重用新臣，常衮因 “刚直不阿，得罪权贵”，被外放为福建观察使（从三品）。福建在中唐时期仍是 “偏远之地，文化落后，民生困苦”，常衮到任后，以 “富民兴教” 为核心，推行一系列治政举措：

在农业方面，福建多山少田，且 “水利设施落后，常遭水旱灾害”，常衮亲自勘察地形，组织百姓修建水利工程：在福州修建 “西湖堤”，灌溉农田数千亩；在泉州疏浚 “晋江河道”，改善航运与灌溉条件；在漳州设立 “农官”，传授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推广水稻、小麦等作物。这些举措使福建农业产量大幅提升，《福建通志・水利志》载 “常公治闽，水利大兴，百姓无饥馑之患”。

在手工业与商业方面，常衮发现福建 “纺织技术落后，茶叶销路不畅”，遂从长安、扬州邀请纺织工匠与茶商，传授 “提花织锦” 技艺与 “茶叶烘焙法”，在福州、泉州设立 “织坊” 与 “茶市”，统一收购纺织品与茶叶，销往中原与海外。福建的 “闽锦”“建茶” 从此声名远扬，成为朝廷贡品，《新唐书・地理志》载 “建中元年，福建贡闽锦十匹、建茶五斤”。

在文化教育方面，常衮深知 “治闽必先兴教”，他在福州重修文庙，增设 “讲堂” 二十间，聘请中原儒者任教，规定 “州县学童免杂役，贫寒士子由官府资助学费”。他还创办 “福州学宫”，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后来任宰相的郑余庆，便是福州学宫的早期学生。常衮还主持编撰《福建图经》，记录福建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与人文掌故，为后世研究福建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今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

建中二年（781 年），福建遭遇旱灾，常衮一方面开仓放粮，设立 “赈灾粥棚”，每日救济灾民数千人；另一方面组织百姓打井抗旱，推广耐旱作物，最终渡过灾荒。福州百姓为感谢他，在文庙旁修建 “常公祠”，四时祭祀，《福建通志・循吏传》载 “常衮治闽四年，百姓安居乐业，文风大兴，闽人至今思之”。

建中四年（783 年），德宗因 “朱泚之乱” 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急需老成持重的大臣辅佐，遂召常衮回朝，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次拜相。当时长安局势混乱，常衮随德宗在奉天主持朝政，负责 “起草诏令、协调军政、安抚民心”，他提出 “三策平乱”：其一 “诏告天下，揭露朱泚叛乱罪行，号召藩镇出兵勤王”；其二 “安抚奉天周边百姓，征调粮草支援唐军”；其三 “重用李怀光、李晟等将领，委以平乱重任”。这些策略为唐军收复长安奠定了基础。

兴元元年（784 年），唐军收复长安，常衮随德宗返回都城，因 “平乱有功”，加授左仆射（从二品），赏赐 “金紫鱼袋”。此时的常衮已年近六十，积劳成疾，却仍坚持朝政，他向德宗建议 “整顿财政，减轻百姓负担”，主张 “废除苛捐杂税，规范盐铁专卖”，德宗采纳其建议，下令 “废除‘间架税’‘除陌钱’等苛税，盐铁专卖由中央统一管理”，百姓负担大为减轻。

贞元元年（785 年）春，常衮病情加重，向德宗请求致仕，德宗挽留再三，最终同意，赐 “绢三百匹、田百亩”，让其在长安私第养病。同年秋，常衮病逝，享年 57 岁。德宗闻讯后，辍朝三日，追赠其为太尉（正一品），谥号 “文贞”，并派使者前往吊唁。常衮的灵柩归葬于京兆万年县常氏祖茔，据《京兆府志・陵墓篇》载，其墓 “周长四丈，高丈五，前有石人、石马各四，碑刻‘唐故太尉常公文贞之墓’”，可惜在唐末战乱中受损，现存遗址位于今陕西西安长安区。

常衮的生平事迹详见《旧唐书》《新唐书》本传，及《登科记考》《唐会要》《福建通志》等典籍，作为中唐时期 “状元宰相” 的代表，其历史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科举与制度建设方面。他推行的 “糊名法”“规范考试流程” 等科举改革，为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后世学者徐松在《登科记考》中评价：“常衮为礼部侍郎，科场革新，公正取士，实开后世科举糊名之先河。” 他任宰相时的财政、吏治改革，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完全推行，却为 “元和中兴” 积累了经验。

其二，地方治理方面。常衮在福建的施政，开创了福建 “富民兴教” 的先河，他修建的水利工程、创办的学宫，对福建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福建通志》评价：“常衮治闽，兴水利、办教育、促工商，使闽地由偏远之地变为富庶之区，其功不可没。” 他推动的 “闽锦”“建茶” 产业化，更是开启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先河。

其三，文化传承方面。常衮主持整理的秘书省典籍、编撰的《肃宗实录》《福建图经》，为唐代历史文化传承做出重要贡献；他在福建兴办学宫、传播儒学，推动了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普及，现代学者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常衮以状元之身，由中枢宰辅外放地方，仍以兴教为己任，其‘经世致用’之精神，为中唐士人之典范。”

常衮的一生，恰逢盛唐向中唐转型的动荡时期，他以状元之才，从秘书省校书郎到两度拜相，再到地方观察使，始终践行 “以民为本、以儒治国” 的理想。他虽无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以 “清廉、务实、刚直” 的作风，在乱世中为唐王朝的稳定与发展殚精竭虑。千年后，福建福州的 “常公祠” 遗址、西安的常衮墓遗址，仍在诉说着这位中唐状元宰相的传奇人生，他所代表的 “忧国忧民、经世致用” 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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