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央宫深处，汉武帝刘彻抚摸着张骞带回的那具汗血宝马的雕塑，目光灼灼。那一刻，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种传说中的神马引入中原。

马蹄声如雷鸣，飞驰而过的骏马在夕阳下流淌着鲜血般的汗珠，这是汉武帝梦寐以求的神兽——来自大宛国的“天马”。

未央宫深处，汉武帝刘彻抚摸着张骞带回的那具汗血宝马的雕塑，目光灼灼。那一刻，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种传说中的神马引入中原。

于是，一场持续四年、付出数万性命代价的战争因马而起。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使节携千金及一匹黄金铸成的金马，前往大宛国换取汗血宝马。

大宛国王毋寡拒绝了：“汉虽大，离我远。我的宝马，凭什么给你？”

这一拒绝，引发了两场惨烈的战争——李广利两征大宛，前后动用二十万大军，生还者仅余七千。 当汉军最终围困大宛都城，获得数十匹汗血宝马凯旋时，整个西域为之震动。

大宛国，这个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小国，因坐拥汗血宝马而在汉朝史籍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描述了大宛国的奇特马种：“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一描述点燃了汉武帝的渴望。

“大宛马，岂止是马，那是流动的战略资源，是帝国雄心的延伸。”

费尔干纳盆地被天山山脉环抱，海拔适中，水草丰美，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马种。大宛马体型优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快，耐力惊人。

当地牧民数百年的选育经验，加上与中亚其他地区马种的隔离，使大宛马保留了纯正而独特的血统。

古代波斯帝国的记载中，也曾提及这些“超级战马”。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铭文中，称费尔干纳地区的马为“神赐之马”，可见汗血宝马的声誉早已传遍古代欧亚大陆。

汗血宝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其“汗血”现象。对此，历代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

一是寄生虫说。 现代兽医学研究发现，一种名为副丝虫的寄生虫会寄生于马匹的皮下组织。当马匹剧烈奔跑时，血液循环加快，寄生虫导致毛细血管破裂，血液混入汗液，形成淡淡的血红色。

二是血管密集说。 大宛马皮肤异常薄，血管分布密集。激烈运动后，肌肉收缩，血液流动加速，部分红细胞通过血管壁渗出，与汗液混合，形成血汗。

三是汗液成分说。 有学者指出，大宛马的汗液中富含一种红色色素，与某种特定饲料有关。当汗液蒸发后，色素残留于毛皮上，呈现出血色痕迹。

唐朝学者颜师古注《汉书》时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

无论真相如何，在两千年前的汉朝人眼中，这一现象足以被视为神迹。

“汗血——那是战略威慑，是天命所归的象征，是汉武帝必须要得到的理由。”

获得汗血宝马后，汉武帝兴奋不已，作《天马歌》以纪其盛：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这首被收录在《史记》中的诗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汉武帝的喜悦之情。

汗血宝马的引入，直接提升了汉朝军马的品质。 汉朝原有马种主要以蒙古马为主，体型矮小，耐力虽佳但速度和爆发力不足。大宛马高大俊美，速度与耐力兼备，特别适合装备精锐骑兵。

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出土的汉马骨骼，与汉代前期相比，汉武帝时期的马骨明显更加高大。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汗血宝马对汉朝马种改良的实际影响。

“马政即军政，在冷兵器时代，优质战马就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

汉朝为此建立了完善的马政系统。在西北边境设立三十六所苑马场，饲养三十万匹军马。同时引入苜蓿等优质饲料作物，改善马匹饲养条件。

骑兵战术随之革新。卫青、霍去病能够深入大漠，横扫匈奴，离不开优质战马的支撑。汗血宝马的后裔，为汉军提供了更强的机动性和突击能力。

汉代铜马俑的造型变化也反映了这一转变。汉武帝之前的马俑矮壮朴拙，之后的则变得矫健神骏，明显受到大宛马形象的影响。

汗血宝马不仅是优良的战马，更是权力与合法性的象征。

汉武帝是一个极度重视象征意义的皇帝。他热衷于封禅、改历法、易服色，通过一系列仪式性活动构建皇权的神圣性。在这一框架下，汗血宝马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在汉武帝看来，汗血宝马是“天马”，是上天对他在位合法性的认可，是祥瑞的象征。

《史记·乐书》记载：“后代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通过获取汗血宝马，向臣民和周边政权传递明确信息：汉朝不仅是强大的帝国，更是受命于天的正统。

这种象征意义如此重要，以至于汉武帝不惜为此发动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 当大臣们质疑征伐大宛的代价时，汉武帝的坚持近乎偏执。

实际上，对草原民族而言，优秀马种历来是权力象征。匈奴单于的坐骑，乌孙王的良驹，都是他们权威的一部分。汉武帝此举，也是在争夺游牧民族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未央宫中矗立的天马雕塑，汉武帝陵寝旁的马蹄金，无不诉说着天马在汉帝国符号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李广利两征大宛，是汉武帝时期最远距离的军事行动，也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第一次征伐（前104-前102年）是一场灾难。李广利率数万大军西征，由于准备不足，沿途小国闭城抗拒，汉军补给困难，抵达大宛时已损失大半兵力。围攻大宛都城四十余日不克，只得退兵，回到敦煌时“士不过什一二”。

第二次征伐（前102-前101年）则充分展现了汉朝的国力。汉武帝调集六万大军，牛十万头，马三万余匹，驴骡骆驼数万，携带充足粮草。这种规模的后勤保障，在当时条件下堪称奇迹。

汉军声势震撼了整个西域。 轮台等国望风而降，大宛贵族发生内乱，杀死国王毋寡，出城请和：“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

最终，汉军选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立亲汉的贵族昧蔡为王，然后凯旋而归。

这场因马而起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汉朝与西域的力量对比。 西域各国震惊于汉朝能够远征万里之外，纷纷遣使归附。丝绸之路由此畅通，东西方交流进入新阶段。

汗血宝马不仅影响了军事，也深深烙印在中国文化中。

汉武帝作《天马歌》后，天马成为文学艺术的重要题材。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宛马的故事；班固的《汉书》继续讲述这一传奇。

唐代，诗歌中的天马形象更加丰富。李白《天马歌》：“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杜甫也有“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著名诗句。

在艺术领域，天马形象从汉代开始流行。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马蹄匈奴石雕，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都可见大宛马的影响。

特别是武威铜奔马，其造型与中亚阿哈尔捷金马极为相似，被认为是汗血宝马的艺术再现。这匹铜奔马如今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宋元明清各代，尽管汗血宝马的输入时断时续，但天马的神话始终未褪色。赵孟頫画马，必研究大宛马骨骼；乾隆帝得到中亚进贡的良马，也会命宫廷画家绘制。

天马已超越动物本身，成为中国人对速度、力量与自由的想象载体。

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依然饲养着阿哈尔捷金马——汗血宝马的后裔。它们依然保持着祖先的特征：优雅的体态、惊人的速度、还有那在剧烈运动后从皮肤渗出的血色汗液。

而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陕西，汉武帝茂陵旁，一尊马蹄匈奴的石雕依然屹立，默默诉说着两千年前那场因马而起的狂热、牺牲与辉煌。

汗血宝马的神奇，不仅在于它的生物学特性，更在于它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一匹马，连起了东西方文明，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格局。

这，才是它真正的神奇之处。

来源：自说自话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