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初，重庆号接到命令开赴青岛港。据此，“解委会”设想在航行中发起武装暴动夺取枪支，以武力控制驾驶台，迫使军舰绕过“成山角”，驶向已在解放军控制下的烟台港。

1949年初，重庆号接到命令开赴青岛港。据此，“解委会”设想在航行中发起武装暴动夺取枪支，以武力控制驾驶台，迫使军舰绕过“成山角”，驶向已在解放军控制下的烟台港。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突然奉命驶向吴淞口，并备足了在塔山战斗中消耗殆尽的弹药，以及燃料、淡水等给养物资。而后，两名长江引航员上舰住下，航海部门还准备了江阴一带的海图。显然，重庆号将会参加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战斗，而在长江航行中武装暴动更加困难，狭窄的江面上军舰掉头不方便，并要面对江阴、吴淞口两地要塞炮台的威胁。

“解委会”紧急磋商后，觉得还不如在吴淞口停泊的状态下举事，最初设想在2月21日晚动手。但眭世达回忆，有位核心成员明知要行动，却在那天下午擅自上岸度假，另一位核心成员则离舰去会女朋友了，行动只好告吹。

2月23日，副舰长牟秉钊忽然离舰去南京。在作战当口忽然离岗，令“解委会”嗅到了一些不寻常的气味。他极有可能是觉察了舰上士兵的异动，去向海军总司令部请示措施。而在士兵中，也已经在密传“有人要开船”。看来，核心成员中有人“嘴皮漏风了”。

形势危急，留给眭世达们的时间已经少之又少。“解委会”决定趁2月25日晚毕重远值更、负责保管武器库钥匙时行动。24日晚饭后，眭世达和陈洪源便轮流在“281”雷达室外守门，只许进不许出。

25日凌晨1时30分许，水兵陈洪源、武定国、刘忠等人起身，隐入铁门外的黑暗中。水兵王洛则摸进配电房切断了无线电、电话电源。

不一会儿，当晚舰上的轮值哨兵，先后在引来吃夜宵时被缴械。而后，暴动人员进入武器库，用看管的钥匙打开了全部手枪、冲锋枪和子弹的储藏柜，掌握了舰上的武器库。

虽然暴动成功了，但是如何才能把重庆号开到烟台去呢？即便能安全驶出长江口，在海上也必定会遭国军海空军的拦截。

凌晨3时许，“解委会”决定开船，按计划开始劝说舰长邓兆祥协助航行。在众人的印象中，邓兆祥是一位忠于职守、航海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回国时曾抵制英国人的监督，维护了国家体面。但回国后依然未得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好感，桂永清反而派亲信、督战处处长卢东阁来舰上监视他，并打算取而代之。

但是，作为一名军人，邓兆祥依然坚称必须忠于职守。于是，暴动士兵警告他，一旦暴动失败，军舰将被炸沉。此时陈洪源等确实做好了万一失败将引爆主弹药库的准备，邓兆祥被迫同意协助航行。

凌晨5时，重庆号缓缓驶离了吴淞口。到了起床时间，“解委会”向全舰广播，号召全舰士兵支持。有四五十个愤恨国民政府腐败的士兵们相继表示响应，其中部分水兵被“解委会”吸收，参与舰上警戒，部分军官则被允许帮助舰长航行值更。

然而也有人极度绝望。准尉书记官曾道明冲出休息室，抢夺卫兵的枪，被值勤水兵制服后，单独关进一个舱室。结果他却打开舷窗，投海自杀了。

这让毕重远、眭世达感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起义，因此丝毫不敢怠慢警戒工作。他们组织了十余名士兵在炮位值勤，随时进入战备状态。

军舰驶出长江口后，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北上，舰上对空炮火首先转入了战斗状态。另一方面，“解委会”又收缴了许多私人手枪以确保内部安全，眭世达自己则两天两夜枪不离手，也不敢睡觉，熬得眼睛通红，仍要来回巡视。

当天晚上，军舰经过青岛海面时，全舰进入一级战备。当时设想，如遇美国舰队阻拦，就边打边走，以32海里的最高舰速闯过阻击区。然而预想中的战斗并未出现，于是重庆号绕过成山角，在2月26日早上7时许顺利到达了烟台港外。

这个时候，毕重远终于向眭世达透露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另外还有轮机技工张兴昌，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1948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而舰上军官王淇的弟弟王毅刚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毕重远在烟台向中共警备区政治部汇报南京地下党的指示及重庆号起义的详细经过时，国军才刚刚确定军舰失踪。

过了两天，国军侦察机才在烟台港湾发现了重庆号，才确认该舰已落入解放军之手。由于事态太过严重，以致于桂永清最初不敢向蒋介石汇报，一边急得涕泪涟涟，不断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苦苦哀求邓兆祥：“只要你们回来，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但重庆舰始终保持沉默。

从2月26日到3月1日，海军方面连续四天呼叫邓兆祥无效，这才决定向下野退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道：“此乃我海军之奇耻大辱。唯有将其炸沉，以免为匪利用。”

于是。蒋介石密令空军不惜代价炸沉重庆号，但由于空军已经把原本驻扎在华北、华中的作战主力飞机，全部往南撤退到台湾，而烟台在台湾机场的作战半径之外。因此，必须把驻扎在台湾的飞机，至少调动到华中或者华北地区，才能攻击重庆号。

与中共烟台地方政府接洽后，重庆号上大部分国军军官被押上岸，这令眭世达们松了口气。但就当天上午，一架飞机从军舰上空飞过。

当晚，国民政府国防部在广播中宣布将派大批飞机轰炸重庆号，一些始终持抵触情绪的士兵也开始到处乱喊。舰上气氛再度紧张。

3月1日上午，又飞来了一架“黑寡妇”侦察机，这令士兵们情绪更加混乱。然而解放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此时的重庆号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害怕国军飞机轰炸的士兵们，要求开航立即离开烟台。

3月2日晚上，国防部向空军下达炸毁重庆号的死命令。第二天清晨，从台湾派遣的4架B-24M型轰炸机，先飞到上海加满油，然后一路直飞目标区上空，但因为重庆号早有准备，沿岸、舰上炮火朝空齐发，B-24M不敢下降，胡乱投下几枚炸弹后，就匆匆脱离了战场。

但舰上的惊慌气氛却被国军的轰炸机引爆到了极点。当天，中共胶东军分区政委任克加和邓兆祥一起登舰安抚。而后，军舰立即起锚离港。

当B-24M回上海补充油弹后重新飞抵烟台时，发觉重庆号已杳无踪影。而后，空军又连续在海上搜索了三天，竟然毫无头绪，重庆号居然就这样“蒸发了！

溪口那头，蒋介石每天电话催问，无奈之下，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只得飞奔溪口负荆请罪，被心情郁闷的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痛骂，称“此为我空军之莫大耻辱”。

回台湾后，周至柔、王叔铭等决定另起炉灶。负责此行动全盘参谋计划的，是后来任台湾空军副总司令的陈锺琇，当时是国军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陈嘉尚的少校参谋。一番推演后，空军高层推断，重庆号很可能躲进了山东半岛附近的某个港湾内，于是在山东唯一还掌握在国军手中的青岛“沧口机场”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短短几天间，原本已经空空如也的沧口机场，先是进驻了4架P-38侦察机，紧接着是12架C-47运输机，最后是整整18架B-24M重型轰炸机。陈锺琇在一张山东半岛沿岸的大海图上，顺着最后一次发现重庆号踪迹的坐标点，划了一个扇形图，以重庆号的平均速率推算目前船的位置。

从3月15日开始，空军侦察机接连搜寻三天，还是一无所获。直到3月18日，飞行员王金笃在葫芦岛空域发觉港口防波堤长了一截，熟悉地形的王金笃觉得纳闷，便拉低飞机打算看个究竟，不曾想地面一阵炮火劈头盖脸袭来，王金笃无法细看，决定先返程。接到王金笃的报告，陈锺琇马上摊开一张葫芦岛港口图，再对照重庆号的正上方鸟瞰图，推论那座“新岛”应该就是经过伪装处理的重庆号。随即，陈锺琇又赶紧派出一架P-38侦察机，到葫芦岛上空拍照确认。

陈锺诱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葫芦岛，眭世达、毕重远用大量渔网伪装了军舰，还用树枝插遍了军舰外表，然而从山上往下一看，军舰轮廓清晰可辨，伪装不但不起掩蔽作用，反而会影响对空作战，于是又将树枝拆掉了。

从王金笃的飞机意外撞进葫芦岛港遭炮击那时起，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对空战斗已不可避免。疏散大部分士兵后，舰上只留下“比较可靠”的100多人，准备迎战。此外，解放军又调来了一个高炮团，部署在码头周围。

来源：方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