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起点不同命：义乌抱得“富贵”归，诸暨如何再出发

摘要：同样的起点，两样的结局。义乌凭着一股子韧劲闯成了“世界超市”，诸暨却在时代浪潮里与“泼天的富贵”擦肩而过。这背后，藏着一场关于选路、守业与破局的真实较量。

同样的起点，两样的结局。义乌凭着一股子韧劲闯成了“世界超市”，诸暨却在时代浪潮里与“泼天的富贵”擦肩而过。这背后，藏着一场关于选路、守业与破局的真实较量。

1988年的诸暨，小商品市场开业那天，锣鼓敲得震天响，街上挤得水泄不通。那会儿的诸暨人，心里满是底气，张口就是“要赶过义乌去”的狠话。可谁能想到，三十五年过去，义乌成了全球找得到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一年交易额能冲破7500亿元，生意做到了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诸暨的小商品市场，早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淡了影，最后只落得个地方性批发市场的模样，热闹不再。

1. 义乌的“鸡毛换糖”传统

义乌人做买卖的本事，是打老辈儿传下来的“鸡毛换糖”练出来的。改革开放刚开始那几年，义乌的农民们挑着货郎担，绳儿勒着肩膀，走村串户地跑。担子里装着针头、线脑、纽扣这些小零碎，跟人家换粮票、布票，也换家里攒的鸡毛。就靠这一点点抠、一趟趟跑，他们摸透了买卖的门道，也攒下了最初的几个本钱。到了1982年，义乌湖清门那儿悄悄支起了摊子，凑成了个小市场——这就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根儿。

2. 诸暨的“追赶者”姿态

诸暨也不甘示弱。1988年，诸暨投资兴建小商品市场，初期摊位达2000余个，日均人流量超3万人次，一度被称为“浙中第二大市场”。当时，诸暨的服装、五金、珍珠等产业基础雄厚，具备发展小商品市场的良好条件。

3. 起点相似，路径不同

两地几乎同时起步，资源禀赋相近，甚至诸暨在交通、产业基础上还略胜一筹。但短短十年后，义乌一飞冲天，诸暨却逐渐掉队。

1. 诸暨的战略误判

上世纪90年代初，诸暨市政府拍板要把小商品市场从城里迁到郊区新地方，想着“腾开老地盘，引来新机会”。可谁料到，新市场杵在没人气、物流又不方便的地方，商户们扛不住客源少、拿货麻烦，一批批往外走，市场里的热闹劲儿没几天就散了。更关键的是，那会儿诸暨把心思都扑到了办工厂、盖房子上，原本该好好养着的商贸业，慢慢就被晾到了一边，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

2. 义乌的“兴商建县”战略

再看义乌，1982年市场刚冒头的时候，县委书记谢高华顶着不少反对声音，放出了“四个允许”的话：农民能进城做生意，能跑长途倒腾货物，能自己定买卖价格，也能多路子抢生意。到了1984年，义乌干脆把“兴商建县”当成了立县的根本，一门心思扑在小商品市场上——缺钱了就投钱，地方小了就扩建，一年年下来，市场越做越扎实。

3. 分化节点：1992年

1992年成了俩地方的“岔路口”。这一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正式挂上了牌，成了全国头一批国家级市场；市场里的摊位一下子破了2万个，一年卖货的钱超了20亿元，势头挡都挡不住。可同一时间，诸暨的市场还在为搬迁的事儿犯愁，加上管理乱糟糟的，商户走了一波又一波，慢慢就从众人关注的焦点，变成了角落里不起眼的存在。

1. 文化基因差异

义乌人身上那股闯劲是刻在骨子里的——宁愿自己挑头做小买卖，也不愿跟着别人干安稳活，“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话，说的就是他们。可诸暨人不一样，更讲究“稳扎稳打”，心思多放在办工厂、守着家族生意上，对于商贸流通这种要担风险、跑断腿的事，劲头确实没那么足。

2. 政府角色对比

义乌的政府从来没想着“管着市场”，而是一门心思当“服务员”。早早就喊出“店小二”的说法，商户办事能少跑一趟是一趟，后来还搞出“最多跑一次”的规矩，让大家能安心搞经营。反观诸暨，政策上总有点“拿不定主意”，一会儿想抓这个，一会儿想顾那个，对市场的支持没个准头。尤其是市场搬去郊区后，配套的服务没跟上，也没好好引导产业，最后只能看着人气散了。

3. 产业生态与分工

义乌不只是个卖东西的市场，早把上下游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链：从设计新品、开厂生产，到物流发货、做电商、办展会，甚至连缺钱时能找的金融帮忙，全都配齐了，活脱脱一个“前店后厂”的闭环。可诸暨的市场就像“孤零零的买卖点”，周边没跟着建起配套的生产厂子，物流也跟不上，做不到“买全国、卖全国”的规模，自然拼不过义乌。

1. 思路调整：从“赶超”到“对接”

这几年，诸暨总算换了个活法——不再盯着“超过义乌”的老目标较劲，而是转过身来主动“抱大腿”，想着怎么融入义乌的商圈，当它的“供应链后盾”。就像大唐的袜子、山下湖的珍珠，以前是自己找销路，现在借着义乌的市场渠道，稳稳当当地卖到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