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八岁的李适——史书上的唐德宗，立志“削藩中兴”，誓要重振盛唐。

公元779年，长安新帝登基。

三十八岁的李适——史书上的唐德宗，立志“削藩中兴”，誓要重振盛唐。

他一上任就砍掉奢靡贡品，打压宦官，推行两税法，一度让朝堂焕然一新。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信誓旦旦要做明君的皇帝，却在“奉天之难”后，彻底变了。

他用“无伤大雅”宽恕贪官，用“进奉制度”换取安稳。

到头来，他想用节俭救国，却被金银埋没；想削藩复唐，却让大唐走向衰落。
——一个想当贤君的皇帝，最终被时代反噬。

公元783年10月，泾原军在长安东郊哗变。

他们原是皇帝的亲军，本为护驾勤王，却因欠饷数月、饥饿难耐，一夜之间哗然举旗。

士兵闯入宫门，怒火与饥饿混成一股腥风，大肆掠夺皇宫府库金银。

唐德宗李适早在叛军斩断城门时，就已经带着妃子，太子以及大臣逃出。

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年。

这场劫乱，几乎把他整个中兴梦撕得粉碎。

——就在几年前，他还是意气风发的改革者。

公元779年，三十八岁的李适即位。

他接过的是一个被藩镇割裂、民生凋零、财政枯竭的大唐。

但他坚信，只要严禁宦官干政、削弱藩镇、整顿赋税，就能大唐再度实现中心。

他下诏各地停止向朝廷进贡珍禽异兽，以及金银饰品。

此外，他任用杨炎推行“两税法”，以“量出为入”“计资为税”，改革旧制。

朝廷一时肃然，而唐朝也一度出现中兴气象。

随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藩镇，试图用军事手段削弱节度使权利。

但他低估了藩镇的根深蒂固。

四镇叛乱爆发，河北、魏博、淄青、成德相继起兵，天下震动。

而他派出的讨伐军因饷银不足反叛，泾原兵变。

李适仓皇逃至奉天（今乾县），对困苦生活心怀恐惧。

从那一刻起，他第一次体会到——

理想在乱世面前，是多么脆弱。

那一路的逃亡，埋葬了他锋利的志气。

泾原兵变平定后，李适回京。同年，节度使李怀光举兵反叛，长安再度迎来战乱。

次年八月叛乱终于平息。

而在经过多次内乱后，李适但他已不再信任文官与将领。

他认为，叛乱时禁军将领却召不到一兵一卒保卫自己，而他能活着回来，全靠身边的宦官死守。

于是，他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并让宦官掌握兵权，成为禁军统帅。

可实际上，这一步，成了唐朝政治的新深渊。

宦官得以插手军政，他们既不懂治国，也不守法度。

他们只懂得一件事：如何让皇帝高兴。

784年，神策军的指挥权被分给宦官霍仙鸣、窦文场等人。开启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

此外，“奉天之难”后的唐朝，财政几乎崩溃。

两税法被战乱拖垮，赋税无从征收。

兵饷要钱，修宫要钱，连祭天都要钱。

于是，李适开始主动要求地方向他进攻。

“进奉”成了新政治语言。

地方官为筹贡，压榨百姓；

宦官藉机干政，监收贡物。

“进奉”不仅填不满国库，还让权力的污泥越来越厚。

可此时的李适只记得当年出逃时的困苦生活，一心想要敛财。

可那不是富强，而是腐败的光泽。

他曾削藩要独权，如今靠藩镇的钱保命。

他想恢复节俭，如今却亲手开了奢靡之门。

陆贽，是德宗一朝最值得敬佩的官员之一。他在德州逃亡奉天之时一直常伴左右，德宗一度信他，大事小事都要与他商量。

抛开陆贽的才能之外，陆贽的清廉可谓是百官榜样。

然而当进奉成为常态、银钱堆满内库时，皇帝的却德宗派人对陆贽说：

“你太清了，各道送你些礼物，也是人情。收下一双靴子、一根马鞭，何妨？无伤大雅。”

陆贽并没有按照李适所说的做，且多次向德宗报告窦参贪污纳贿，引起李适不满。

此时“无伤大雅”四字，犹如枷锁。大臣敢贪，宦官敢要，进奉敢加。国库的银子日增，民间的怨气也在日增。

公元805年春，德宗在会宁殿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他的死，并未激起太多哀叹。世人对其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励精图治，能中兴”；有人说他“贪财误国，为唐祸根”。

客观而言，唐德宗既非暴虐无道的桀纣，也不是庸碌无能的昏愚。

他的矛盾恰在“理智明白而心力不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却最终向现实低头。

他创立“两税法”，为唐朝财政注入新血；他恢复进奉，也亲手种下腐败之根。

他诏禁奢靡，却又纵容贿赂；他想集中权力，却被宦官绑架。

如果说唐玄宗的衰败在“沉迷声色”，那么唐德宗的悲剧在“困于恐惧”。他不是看不见真相，而是再也不敢面对真相。

唐德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权力在恐惧中怎样坍塌，也照出理想在贪婪中如何腐烂。

参考信源：

徐恒. 唐德宗统治时期“进奉”相关问题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阿金. 李适的“无伤大雅”[J]. 检察风云, 2022, (02): 30.

来源：全民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