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忆中的那个夏天，天地仿佛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太阳持续不断地散发着灼人的强光，土地龟裂，张开无数道干渴的嘴巴，祈求着哪怕一丝甘霖。河流的水位骤降，露出了干涸的河床，连最耐旱的杨树也耷拉着叶子，没了生气。

焦土上的哭声

公元1959年，农历己亥年，七月流火。

兴修水利

记忆中的那个夏天，天地仿佛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太阳持续不断地散发着灼人的强光，土地龟裂，张开无数道干渴的嘴巴，祈求着哪怕一丝甘霖。河流的水位骤降，露出了干涸的河床，连最耐旱的杨树也耷拉着叶子，没了生气。

这是一场席卷中国多个省份的大旱灾，而在我的老家一个普通村庄里，苦难被放大到了每一个家庭的灶台和饭桌上。那个时候，全体社员在一起吃大食堂。1958年下半年大食堂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终于吃饭不要钱！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春节以后，社队里的余粮逐渐减少，先由一干二稀到三餐都是能照见影子的稀饭，再后来瓜菜代，最后有点食堂只能挺火。但在1959年大炼钢铁的时期，各家各户连铁锅也砸了拿去炼铁，想生火做饭锅也没有了。

我的大爷，那年刚过三十，正是年轻有力、能吃能干的年纪。但在那个“一大二公”的年代，个人的力量在集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生产队的粮仓日渐空虚，按工分和人头分到每户的口粮，从稠粥变成了稀汤，最后，碗底能照见人影。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是连月无雨。我大娘刚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本就营养不良的身体，在生育的巨大消耗后，彻底断了奶水。刚出生的婴儿，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似乎将全身的力气都用来啼哭，哭声微弱得像只小猫，却像针一样，扎在大爷大娘的心上。

“他娘，你再喝点这米汤，看能不能下点奶……”昏暗的土坯房里，大爷端着几乎能数清米粒的汤碗，声音有些沙哑。

大娘脸色蜡黄，摇了摇头，眼神空洞地望着炕上那个因为饥饿而哭声不断的小孩。“没用的，我……我对不住孩子……”

孩子的哭声和大娘的叹息，交织成一张绝望的网，将大爷紧紧缠绕困住。他看着窗外被烈日炙烤得几乎冒烟的土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在自然灾害和时代的洪流面前，连让妻儿吃上一顿饱饭都做不到。

三面红旗

铤而走险的“小生产”

“歇晌了！下午两点上工！”生产队长的哨声和吆喝，在午后死寂的村庄里响起。

社员们如同被抽干了力气的稻草人，拖着疲惫的身躯，三三两两地躲回各自家中，利用这短暂的午休时间，对抗饥饿和酷暑。但大爷没有回去歇晌。

他偷偷摸摸地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旧的小木盆。那是家里平时用来洗脚的盆子，边缘已经有些磨损，又找了一个破旧的葫芦水瓢。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这件事的风险。

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严禁任何“私捞”的年代，私自捕捉鱼虾，轻则被批斗为“思想落后”、“破坏集体财产”，重则可能扣上“破坏生产”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但听着耳边从未停止的婴儿啼哭，想着妻子虚弱的模样，他咬了咬牙。

“就这一次，为了孩子他娘有口吃的，能下奶……”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也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也是在寻求一种自我宽恕。

他瞄着四下无人，像一道影子，迅速溜出了村子，朝着村外那片濒临干涸的稻田走去。

农业学大寨

水氹边的“急中生智”

他选择的目标，是位于一块水稻田后埂下的一个小水氹。因为地势低洼，还残存着一点浑浊的泥水。凭经验，他知道这种与主水系几乎隔绝的小水氹里，往往会困住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小鱼小虾，这是大自然在绝境中留下的一丝微弱的生机。

烈日当头，稻田里的禾苗都蔫蔫的。他蹲下身，开始用那只水瓢，一瓢一瓢地将水氹里的水舀出来，泼到旁边更干的田埂上，水也顺势流进干涸的稻田里。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粗布褂子，紧紧贴在背上。泥水溅了他一脸一身，他也顾不上擦。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逐渐下降的水位上，期盼着能看到一两条扑腾的小鱼，或者几只惊慌失措的小虾。

他干得如此专注，如此投入，以至于完全没有听到身后由远及近的脚步声。

“老乡，你在干嘛呢？”

一个陌生的，带着些许干部腔调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

大爷下意识的浑身一个激灵，手中的水瓢差点掉进泥水里。他猛地回过头，看见田埂上站着几个人。为首的一位，约莫四十多岁，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灰色裤子，虽然也满头大汗，但气质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截然不同。他身后跟着的，是公社的干部和生产大队的干部。

完了！

这是大爷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人赃并获！私自抓鱼，破坏集体生产（水氹里的水和小生物，在理论上都属于集体财产）！批斗、游街、扣口粮……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像电影胶片一样在他脑中飞速闪过。妻儿绝望的脸庞在他眼前晃动。

巨大的恐惧让他几乎窒息。但在电光火石之间，一种求生的本能，或者说，一种保护家庭的本能，让他脱口而出。他没有选择实话实说，而是指着旁边那片因为缺水而叶片卷曲的稻子，用一种带着愁苦和焦虑的语气说道：

“唉，领导，您看这天干的！我……我寻思着，把这小水氹的水舀出来，浇到旁边的稻田里。这可是一瓢水、一瓢稻啊！能救一棵是一棵！”

他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干涩，但在外人听来，却像是因劳累和焦灼所致。他布满汗水和泥点的脸上，表情真挚而沉重。

被树立典型的劳动模范

那个问话的干部，正是下来视察旱情的县委书记。

在那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高歌猛进的年代，“人定胜天”是响彻云霄的口号。然而，持续的旱灾无疑给这种狂热蒙上了一层阴影。县委书记此行，既是了解灾情，也是为了寻找和树立“战天斗地”的典型，以鼓舞士气。

我大爷这“一瓢水、一瓢稻”的回答，恰如一道闪电，劈开了书记心中的阴霾！

这是多么朴素的语言！又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在集体歇晌的时候，他不顾个人休息，主动、自发的利用田间微不足道的水源，为集体而抢救禾苗！这不是“等靠要”，这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社发挥会主义主人翁的自觉性！这不是畏难发愁，这是“与天斗争，其乐无穷”的现实写照！

“好！说得好啊！一瓢水，一瓢稻！”书记激动地走上前，紧紧握住我大爷还沾着泥巴的手，“老乡，你这是什么行为？你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书记当场就对随行的公社干部指示：“立刻把这个典型给我树起来！要大力宣传这个同志这种爱社如家、珍惜每一棵庄稼的主人翁精神！这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夺取农业丰收的法宝！”

大爷懵了。他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那个破水瓢，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看着县里书记赞许的目光，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风暴就此掀起！

公社的宣传机器立刻全速开动。广播里，我大爷“一瓢水、一瓢稻”的事迹被反复播送，报道员用充满激情的高亢语调，将他描绘成一个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在旱灾面前不等不靠、忘我奉献的新时代社员典型。

大字报、黑板报，到处都是他的“光辉事迹”。他被请到公社、县里做报告。起初，他磕磕巴巴，只会重复那几句“一瓢水、一瓢稻”，以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后来，在宣传干部的“帮助”和“润色”下，他的报告越来越“丰满”，加入了如何学习总路线精神，如何心系集体，如何在困难面前想到“人定胜天”等等内容。

他的形象，从一个为了给孩子母亲找点催奶食物而冒险的普通社员，迅速被拔高、神化，成为了“大跃进”旗帜下一面鲜艳的旗帜。

登上顶峰的“误会”

荣誉接踵而至。

先是县里的“抗旱救灾生产先进个人”，然后是地区级的“劳动模范”。最后，他竟然被选为了省级劳动模范，去了省城参加表彰大会！

我大娘连夜用赊来的新布为大爷缝制的中山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和雷鸣般的掌声。省里的领导亲自为他颁奖，握着他的手，称赞他是“伟大的普通一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

他恍惚了。有时候，他甚至自己都快相信了那个被编织出来的故事。只有在夜深人静，听到孩子满足的吮吸乳汁的声音，看到妻子脸上渐渐恢复的血色（公社和县里给予了“劳模家庭”特殊的物质照顾），他才会清晰地记起那个中午的恐惧与那个急中生智的谎言。

表彰会后，大爷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被任命为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这个位置，意味着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偷偷摸摸去水氹舀鱼的普通社员，他成为了大队劳动生产的带头人。他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摆脱困境的庆幸，有对机遇的感激，更有一种深藏心底、无法与人言说的荒诞感和沉重的压力。

他知道，他这个“书记”的根基，建立在一个美丽的误会之上。

历史的余波与反思

我的大爷，就这样因为一句“急智”之言，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英雄”和基层干部。

此后多年，他勤勤恳恳地工作，努力地去符合“劳模”和“书记”的身份。他带领社员们兴修水利，农业学大寨，尽自己所能为乡亲们谋福利。他从未再提起过那个中午水氹边的真相，那个秘密，随着岁月的流逝，深埋在他的心底，也成了我们家族内部一段讳莫如深的往事。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裹挟着个人的命运，有时荒诞，有时又充满了戏剧性。1959年的那场大旱早已成为历史书中的一页，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回顾这段往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人命运转折的传奇故事，更是一面折射那个时代的镜子。它照见了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激昂的政治口号之下，普通人生存的艰难与韧性；照见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性中为了生存而迸发出的智慧，以及这种智慧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误读、被放大、被赋予非凡意义的奇特过程。

“一瓢水，一瓢稻”，这原本是一句为了脱困的托词，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响亮口号，改变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这其中，有历史的偶然，有命运的捉弄，也蕴含着对那个狂热而复杂年代的无声诉说。

大爷晚年，有时会坐在老屋门前，望着绿意盎然的田野发呆。我们这些晚辈都知道，他看的，不仅是庄稼，更是那流逝的岁月，和那个被汗水、恐惧与急智填满的，再也回不去的夏天。

来源：历史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