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身着儒衫，口诵四书五经，却怀揣着十字架与西洋科技。他们以学识叩开宫廷的大门，以毅力深入帝国的腹地。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这些名字至今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熠熠生辉。然而，他们的到来与存在，始终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疑

【引言】

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身着儒衫，口诵四书五经，却怀揣着十字架与西洋科技。他们以学识叩开宫廷的大门，以毅力深入帝国的腹地。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这些名字至今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熠熠生辉。然而，他们的到来与存在，始终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他们究竟是纯粹的精神使者，还是裹挟着殖民意图的文化先锋？他们的活动，是平等的文明对话，还是不平等的文化侵蚀？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一探究竟。

【人物介绍】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抵达澳门，后长期居留中国。他精通汉语，熟读儒家经典，以“西儒”身份结交中国士大夫。他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知识引入中国，同时亦将中国文化介绍至欧洲，开创了“耶儒对话”的先河，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最具象征性的人物。

利玛窦

文明互鉴•史实说话•世事传真

《他们在中国的身影：播撒福音的使者，还是帝国前哨的暗影？》

文／小松

十六世纪末的明朝，像一个略显疲惫却依旧保持着天朝威严的巨人。远渡重洋而来的利玛窦，敏锐地意识到，仅凭神学教条无法撼动这个古老文明。他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他研究的不是如何驳倒孔子，而是如何将天主教的上帝与儒家典籍中的“天”和“上帝”巧妙地联系起来。这并非简单的妥协，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化策略，一种“适应政策”。

他带来的，不仅是《圣经》，更是三棱镜、自鸣钟、《万国图志》。当大明的士大夫们透过三棱镜看到奇异的色散，当他们在《坤舆万国全图》上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世界之大、中国并非唯一的“中央之国”时，他们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利玛窦在写给欧洲的信中坦言：“（在中国）如果不能首先博得他们的敬意，你就不能使他们听你讲道。”（《利玛窦书信集》）他成功了。他凭借学识和智慧，赢得了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开明士大夫的友谊与尊重，甚至获准进入北京，觐见皇帝。

这一时期，传教士的活动更多地呈现出“文化扶贫”的色彩——他们将当时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见面礼”和沟通工具，填补了当时中国在某些科技领域的认知空白。

徐光启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深感其价值，认为“此书为用至广……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集·刻几何原本序》）。这种基于平等地位的知识交换和精神交流，是中西文明史上难得的一抹亮色。

然而，利玛窦开创的“耶儒融合”的温和路线，并未持续太久。他身后的继承者们，以及来自天主教内部其他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竞争者，对这种“妥协”产生了严重分歧。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教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这些在利玛窦看来属于社会伦理范畴的习俗，在保守派传教士眼中，则是不可饶恕的偶像崇拜。

这场“中国礼仪之争”最终闹到了罗马教廷。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禁令，断然否定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严禁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祖祭孔仪式。

这道谕令被康熙皇帝视为对其帝国主权和文化的粗暴干涉。他震怒之下，朱批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礼仪之争”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传教士内部路线的分裂，也使得清廷对西洋人的警惕性急剧升高。传教士从此被清廷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他们从可能被吸纳的“西儒”，逐渐变成了需要防范的“异己”。文化交流的大门，因文化上的不宽容和政治上的傲慢，开始缓缓关闭。这与其说是“文化侵略”，不如说是一场因文化误解和宗教专制而导致的双输悲剧。

时间跳到十九世纪，中西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1840年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此时的传教士活动，其背景和性质已与利玛窦时代截然不同。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赫然写入了“传教条款”。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清政府对习教之人须“免予惩治”。1858年的《天津条约》更进一步，明确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安然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中外旧约章汇编》）福音的传播，第一次与丧权辱国的条约、战争赔款和治外法权捆绑在了一起。

在这一时期，部分传教士的言行，确实难以洗脱“文化侵略”的嫌疑。他们依仗条约特权，深入内地，强占土地，修建教堂。在处理民教纠纷时，一些传教士直接向本国领事甚至公使求助，以外交压力乃至军事威胁来干预中国地方司法。这无疑在底层民众中积累了巨大的怨恨，成为许多教案爆发的导火索。一位英国外交官在报告中曾冷静地指出：“传教士是贸易和贸易精神的先锋……他们为商人和政治代理人铺平了道路。”（密契《英国人在中国》）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仍然有许多传教士怀着虔诚的信仰，从事着医疗、教育、慈善事业。他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医院和医学院（如伯驾的博济医院），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后发展为齐鲁大学），引入了现代印刷技术和报刊。这些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作用，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扶贫”，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注入了外部刺激。

最富争议的，是传教士与情报活动的关系。不可否认，由于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熟悉当地语言、地理、民情，他们收集的信息——无论是出于传教需要，还是应本国政府要求——往往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

在鸦片战争前，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就曾多次乘坐英国军舰，沿中国海岸线侦察，详细记录沿途的炮台、兵力部署、水道情况，并将其所见所闻编纂成书，为后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一些传教士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或公开著作中，详尽描述中国的社会矛盾、军事弱点、官场腐败，这些信息在客观上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决策依据。美国公使田贝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传教士们供给我们情报，这种情报对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没有他们，我们就像瞎子一样。”（《美国外交档案》）

但是，能否将所有传教士都定义为“情报间谍”，则需要审慎区分。许多传教士记录中国情况，主要目的在于向国内支持者汇报工作、募集资金，或是进行学术研究。其主观意图并非全部是为了服务政治和军事侵略。

然而，在殖民扩张的大潮中，他们的客观行为，确实构成了一张覆盖中国的情报网络的一部分，难以完全撇清干系。这是一个充满灰色地带的领域，动机与效果常常纠缠不清。

以“庚子之役”北京巷战为例

战情：1900年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及清军依托街巷、房屋进行顽强抵抗，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战斗异常惨烈。

战法： 联军方面，采取步炮协同战术，以火炮猛烈轰击清军阵地及疑似抵抗点，步兵随后以小分队形式迂回、突击，逐屋争夺。清军与义和团则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设置路障，进行伏击和冷枪射击，但武器代差巨大，战术较为混乱。

战果情况：联军最终突破防线，攻入紫禁城，北京沦陷。

伤亡比对：中方军民伤亡惨重，具体数字难以精确统计，估计在数千人以上，义和团众及部分清军战死，大量平民罹难。联军方面公布伤亡约400余人，其中军官数十名。

缴获情况：联军攻占北京后，缴获大量清军库存的军械（如老式火炮、步枪、弹药），以及宫廷和官府库藏的金银、文物古籍无数，北京城遭受空前劫掠。

将明清传教士置于全球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其独特性与复杂性更为凸显。当利玛窦在北京试图用科学知识吸引士大夫时，欧洲正处在科学革命的前夜（伽利略同期在世），而中国则在传统科技的总结性道路上（《天工开物》即将问世）。传教士成为了这两个平行发展的文明体系之间最直接的导管。

与同期的西班牙在美洲的传教方式相比，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文化适应”策略显得更为精致和迂回。在美洲，征服者常以剑与十字架同时推进，对土著文化进行摧毁式替代。

而在中国，面对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体系，他们不得不采取更为谨慎的“上层路线”和知识传教。中国领导人曾评价：“利玛窦等人推动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文化交流活动上的讲话）国际汉学家史景迁则认为，传教士在中国扮演了“文化桥梁”的角色，尽管这座桥梁时而在动荡中摇晃。

【结语】

纵观明清以来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数百年历史，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定义他们。他们既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殖民扩张的影子；他们中既有真诚的学者和奉献者，也有傲慢的干涉者和利益的关联者。“文化侵略”与“文化扶贫”、“文化偷盗”与“情报间谍”，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在他们身上往往交织并存，比例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历史的真相，从不非黑即白，它更像一幅斑驳的灰色画卷。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的仇恨或美化过往，而是为了启示未来：真正的文明互鉴，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任何依附于武力与特权的文化传输，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都难免扭曲变形，并在历史的审判台前，留下永久的争议。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历史文献与研究撰写，旨在呈现复杂历史面相，促进思考与讨论。文中观点基于现有史料分析，不代表任何特定立场。历史解读多元，欢迎各方探讨。

【参考文献】

1.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2. 徐光启，《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 谢和耐（法），《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 史景迁（美），《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8. 柯文（美），《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9. 汤普森（美），《杨格非：晚清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0. 《美国外交档案》（相关卷册），关于在华传教士的报告。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