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音法：用同音字来注音，比如“生，音甥”。但如果你连“甥”都不认识，那就彻底卡壳了。反切法：用两个已知汉字来拼读，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比如“东，德红切”。这个方法进步了，但依然复杂，需要一定的文字基础。
刷到这篇文章，你是不是也曾有过一瞬间的疑惑：这孩子学的到底是英文还是中文？再看一眼孩子作业本上的“a、o、e”，是不是和英文字母一模一样？
别急，这可不是什么“抄袭”或“山寨”，而是一场历时百年、深思熟虑的智慧选择。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个看似巧合，实则充满历史必然的真相。
在拼音出现之前，中国人怎么学汉字？对于初学者，尤其是儿童和外邦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古人想出了各种方法：
直音法： 用同音字来注音，比如“生，音甥”。但如果你连“甥”都不认识，那就彻底卡壳了。反切法： 用两个已知汉字来拼读，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比如“东，德红切”。这个方法进步了，但依然复杂，需要一定的文字基础。这些方法如同“密码本”，门槛极高，严重阻碍了教育的普及。到了清末，中国文盲率居高不下，救国图存的先驱们意识到，“开启民智”必须从“扫除文盲”开始，而扫盲的关键，在于找到一套简单易学的汉字注音工具。
在确定用什么符号来给汉字注音时，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激烈争论，主要形成了三大派别：
符号派（守正创新）： 延续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全新的符号系统。这一派的最终成果就是注音符号（如ㄅ、ㄆ、ㄇ、ㄈ）。1918年由北洋政府颁布，它至今仍在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它贴合汉语发音，文化底蕴深厚，但对国际社会来说，如同天书。拉丁化新文字派（激进革命）： 由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在苏联协助下制定。它不仅要用拉丁字母，甚至要彻底取代汉字，实现文字的完全拼音化。这套方案过于激进，最终未被采纳。罗马字派（务实国际化）： 主张直接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也就是英文字母的“本体”）。早期的威妥玛拼音（Wade-Giles）就是代表，它至今还能在“Taipei”（台北）、“Kung Pao Chicken”（宫保鸡丁）等英文名词中看到身影。那么，为何最终是“罗马字派”胜出？
新中国成立后，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的需求变得空前紧迫。在比较了各种方案后，一个共识逐渐形成：未来的注音方案必须简单、易学、国际化。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颁布。而它的主要设计者，正是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
选择拉丁字母，是基于无比清醒和务实的选择：
【简单至极】：26个字母，全球通用，书写和打字都极其方便，学习成本几乎为零。相比之下，注音符号需要重新学一套新符号。【科学精准】：拉丁字母的拼读规则灵活，可以非常精准地标注汉语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通过添加声调符号）。【面向世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拉丁字母是事实上的“世界字母”，采用它，等于为中文装上了全球化的轮子。它让外国人学中文、拼读中国地名和人名变得轻而易举。“Beijing”取代“Peking”成为国际标准，就是拼音成功的明证。所以，我们今天学的拼音，并不是“长得像”英文字母，它用的根本就是同一套字母——拉丁字母。 这就像美国和英国都用英文字母，但拼出的是不同的单词；中国用这套字母，拼出的是汉语的读音。这套字母是工具，而非任何语言的专属。
很多人最大的误解，就是把拼音和英文单词混为一谈。
“Wo de dian nao”不是英文句子，它是中文“我的电脑”的读音转写。拼音中的“i”，在“bīng”（冰）里发音和英文长元音/i:/完全不同。拼音中的“x”，在“xī”（西）里的发音，是英文里根本不存在的舌面音。结论很简单：拼音是借用拉丁字母外形和位置，为汉语语音服务的一套独立体系。它和英文的关系，是“共享工具”的关系，就像中国人和法国人都用阿拉伯数字算账，但算的完全是两笔账。
今日结语：
回头再看，当年选择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的载体，无疑是一个极具远见的决定。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扫盲和普通话的普及，更在互联网时代，成为我们输入汉字、连接世界的最重要桥梁。
下次再看到孩子写着“a、o、e”，你可以自豪地告诉他：这26个字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其中蕴藏着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史。
来源：喜庆的画板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