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居易的《重赋》以直白如话的笔触，将中唐社会贪吏盘剥、百姓流离的惨状凝练成震撼人心的诗句。这首诗不仅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巅峰之作，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盛世表象下的社会病灶，其背后蕴含着诗人敢言时政的精神密码、复杂的朝堂态度，以及令人扼腕的时代底色。

白居易《重赋》全诗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的《重赋》以直白如话的笔触，将中唐社会贪吏盘剥、百姓流离的惨状凝练成震撼人心的诗句。这首诗不仅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巅峰之作，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盛世表象下的社会病灶，其背后蕴含着诗人敢言时政的精神密码、复杂的朝堂态度，以及令人扼腕的时代底色。

一、白居易敢写时政诗的三重勇气之源

白居易之所以敢于创作《重赋》这类直面社会黑暗的诗文，并非一时兴起的狂放之举，而是时代风气、文学主张与个人品格共同铸就的精神丰碑。

从时代土壤来看，中唐虽经“安史之乱”重创，却仍保留着盛唐文人的批判基因与民本意识。贞元至元和年间，唐宪宗李纯锐意进取，试图通过整顿吏治、平定藩镇实现“中兴”，朝堂之上一度形成“言者无罪”的宽松氛围。彼时的文人普遍相信，通过直言进谏能够推动政治清明，白居易在《策林》中直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缩影。这种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为文人针砭时弊提供了难得的生存空间。

从文学主张来看，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旗手，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诗歌从风花雪月的象牙塔拉回民生疾苦的现实土壤。在他看来，诗歌不应是文人消遣的工具，而应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利器。《重赋》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诗中对两税法变质、贪吏敛财的描写，并非空泛的议论，而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细致观察。担任左拾遗期间，白居易曾多次上书直言朝政弊端，《重赋》与他的《论和籴状》《请罢兵状》等奏疏本质上是同一立场的不同表达，都是以文字为刃，试图唤醒朝堂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从个人底色来看，白居易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早年因避战乱辗转多地，亲眼目睹过底层百姓的苦难。他在《初授拾遗》中写道“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将“兼济天下”作为人生信条。担任盩厔县尉时，他曾深入田间地头，看到农民“输税尽，寒无衣”的惨状；任江州司马期间，更是近距离接触流民，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他创作《重赋》的鲜活素材。即便后来因诗获罪被贬，他也始终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让他敢于在诗中直面社会最阴暗的角落。

二、朝堂对《重赋》的复杂态度：并非“妄议国事”的时代解读

在今人看来，《重赋》对时政的批判堪称尖锐，但在中唐的语境下，这首诗并未被简单归为“妄议国事”或“传播负能量”，其背后是朝堂对文人批判的多元解读。

唐宪宗对白居易的诗文，最初持包容甚至赞赏的态度。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唐宪宗急需了解社会真实情况以推动改革，白居易的《新乐府》系列诗，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两税法实施后的诸多问题，恰好为朝廷提供了民间视角的“社会报告”。史载唐宪宗曾对宰相说“白居易小子，朕拔擢致名位，而其言事颇直，朕甚重之”，这番话虽带着帝王对臣子的俯视，却也道出了他对白居易直言精神的认可。此外，唐宪宗曾下令将白居易的部分奏疏与诗文汇编成册，供大臣参考，这从侧面说明他并未将《重赋》这类诗视为对皇权的挑战，反而将其当作了解民情的窗口。

官员群体对《重赋》的态度则呈现鲜明的两极分化。以元稹、李绅为代表的改革派官员，对白居易的诗文赞不绝口，他们认为这些诗能够推动吏治改革，缓解社会矛盾。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盛赞白居易的新乐府“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将其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提并论。而那些因诗中揭露贪腐而被影射的官员，则对白居易恨之入骨，多次在朝堂上弹劾他“谤讪朝政”。宰相李吉甫就曾指责白居易的诗“言多近诬，非谤则怨”，试图将其排挤出朝廷。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反对者众多，也没有人敢直接否定《重赋》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只是从“言辞是否得体”的角度对白居易进行攻击——这说明在当时的朝堂共识中，关注民生疾苦本身并非过错，关键在于表达方式是否符合官僚体系的规则。

从唐代的文化传统来看，“以诗谏政”是文人阶层的固有权利。自《诗经》开创“美刺”传统以来，诗歌就承担着赞美盛世、讽刺弊政的功能。唐代文人更是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杜甫的《兵车行》、李白的《古风·其十九》等，都是以诗谏政的典范。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白居易的《重赋》本质上是对传统的继承，而非对秩序的破坏。当时的文人普遍认为，诗人通过诗歌揭露社会黑暗，是“忠臣之心”的体现，而非“妄议国事”的叛逆行为。

三、《重赋》背后的中唐底色：两税法下的民生悲歌

《重赋》中“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描写，并非诗人的艺术夸张，而是中唐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其根源在于两税法实施后的制度异化与尖锐的社会矛盾。

《重赋》创作于元和年间，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结束已近三十年，但唐朝的国力并未完全恢复，反而陷入了“藩镇割据、财政匮乏”的困境。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德宗在公元780年推行两税法，规定“始定两税之法，夏税起四月，秋税起九月，以尽十月”，其初衷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旨在改变此前按人丁征税的弊端，减轻农民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税法逐渐变质——地方官员为了向上级邀功，在正税之外巧立名目，征收“羡余”（即超额上缴的赋税），而这些额外的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重赋》中“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与“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的强烈对比，正是两税法从“利民之策”沦为“害民之法”的真实写照。

中唐农民面临着“苛税、灾荒、徭役”三重压迫，生活苦不堪言。诗中“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的场景，描绘的是寒冬时节百姓的生存惨状：由于赋税繁重，农民即便织好布帛、缫好蚕丝，也会被里胥强行征收，导致“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而这种惨状并非个例，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元和年间，河南、河北等地因旱灾、蝗灾颗粒无收，但地方官员仍“催科如故”，许多农民被迫“卖田宅、鬻子女以偿赋”。白居易在《观刈麦》中也曾写道“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与《重赋》中的描写形成呼应，共同勾勒出中唐农民“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悲惨图景。

此外，中唐的社会结构也加剧了百姓的苦难。安史之乱后，大量土地被豪强地主兼并，农民失去土地后沦为佃农，不仅要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而地方官吏与豪强地主相互勾结，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弱势群体。《重赋》中“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的描写，揭露了贪吏将搜刮来的财物“随月献至尊”，以换取个人恩宠的丑恶行径。这些“羡余”物资最终“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而百姓却在寒风中忍饥挨饿，这种强烈的对比，正是中唐社会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

白居易的《重赋》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仍具震撼力，不仅在于其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揭露，更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文人担当。在那个“贪吏得因循”的时代，白居易以诗为镜，让后人得以窥见中唐民生的疾苦；而他敢言时政的勇气、“兼济天下”的情怀，更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重要符号。当我们重读“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诗句时，不仅能感受到诗人对百姓的悲悯，更能体会到文学在记录时代、唤醒良知方面的永恒力量。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