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给中国军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当时日军用得较多的细菌战武器是鼠疫菌和霍乱菌，不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鼠疫的地方在日军投弹后出现鼠疫疫情。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给中国军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当时日军用得较多的细菌战武器是鼠疫菌和霍乱菌，不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鼠疫的地方在日军投弹后出现鼠疫疫情。

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在衢州市（当时的衢县，以下用旧称）上空低空飞行，盘旋之后散布了夹杂在小麦和谷子中感染鼠疫的跳蚤。飞机飞走后，县城（市区）里的柴家巷、罗汉井一带的居民在房顶和地面上到处都发现了散乱的空投物。

抗战时缺医少药，民间郎中‘大锅药’抗日军细菌战，中医救千万人。

电影《731》让我们知道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用活人研制细菌武器，以及细菌战的反人类暴行。在抗战那个艰苦年代，中国抗战百姓虽然没有疫苗和缺医少药，一些民间郎中却用土药方熬成的“大锅药”对抗日军的细菌战，让死亡率骤然减少，取得了颇有成效的实战效果。

如在1941年11月，湖南常德笼罩在一片战时的恐慌之中。当时，日军战斗机如狰狞的恶鹰，低空掠过城区，然后投下了许多不明的布包。

几天之后，常德市区和周围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大量患上鼠疫的病人都是高烧不退、咳血不止，通常在发病数小时内就痛苦离世。

这时候的常德，在抗战时候缺医少药，正规医院也就仅仅两家，且药品储备匮乏。在众人发愁之际，有一群背着药箱，身着长衫的民间郎中主动站了出来，用药方熬出了一锅锅“救命药”，不少百姓喝下药之后，病情获得了缓解。

这乃是记载在《常德市志》《湖南抗战档案史料》中的真实历史故事。这些民间郎中用自己掌握中药知识和土药方，熬成的“大锅药水”，不仅是抗战百姓对抗日军细菌战的绝妙药方，也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悲壮的公共卫生防御史。

抗战时候，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为了解决常规武器耗费资源的短板，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设立731、荣字1644等细菌武器研究部队，打着防疫和给水的幌子，从事以活人为细菌武器实验材料的罪恶勾当。同时，又把研究出来大量的细菌武器投放到中国战场上，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战场上速战速决，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密的《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档案汇编》（2015年出版）记载，1940年至1942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湖南等地发动了至少10次大规模细菌战。

1940年浙江衢州鼠疫事件乃是最为典型的案例。当时日军飞机在衢州、宁波一带投撒的跳蚤携带鼠疫杆菌，导致当地疫情大爆发，仅衢州一地就造成200余人死亡。

1940年，日机在浙江宁波一带撒下一批麦子，不久，该地区发生了鼠疫，在确认疫情之后，宁波当地积极开展隔离防疫。当地中医也积极参加了鼠疫的防治过程。中医罗济安著文介绍“治疗鼠疫的特效方”，指出源于《金匮要略》的升麻鳖甲汤有效，病人服后十之七八可得痊愈。但歧视中医的鄞县卫生院认为“仅据一医之说，一方之验，在学问上毫无价值可言，而引起民众误会，妨碍防疫行政”，不予采纳。事实上，升麻鳖甲汤治疗鼠疫有成功案例，在1894年广州的大鼠疫中，广东伤寒四大金刚中的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等即以此方治愈不少病人。况且中医提出疗法，怎会影响防疫？疫情当前，当地中医方毓麟召集鄞县国医服务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医服务处，参加防治鼠疫工作，他与陈森俊、周岐隐、王庆澜等10名中医，每日上午7时到下午9时轮流进入隔离医院为病人服务，每2小时由2人值班，用事实来证明中医的价值。有一位鼠疫患者钱贵法在发病初经由中医用中药治疗过，得以痊愈，后来他成为细菌战的证人。

山西中医韩西亭救治鼠疫的记录也是后来指证日军细菌战的证词。1942年阴历七月间，日军滋扰山西五台县麻子岗村，10余天后该村即突然发现急性疫病。1个月内发病48人，死去35人，且死得很快，这种病状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韩西亭受抗日政府的委派前往该村救治，他记载病人情况：“症状：初病，头疼、高烧、浑身骨节酸痛、面色青紫、呕吐黄水，继而腹泻，即昏迷不醒、说胡话，过五六天即吐黑汁，肚子一疼即腹泻黑腥汁，不久即死，这系中毒肠胃出血现象。脉象：初病，六脉洪大，过三四天即脉弦短促，随后逐渐转入沉细。脉弦短促时即吐黑汁，随后六脉转入沉细时即肠痛，泻黑腥汁而死，这也是中毒的脉象。当时本人鉴别：根据症状，头疼、高烧、骨节酸痛、面色青紫、昏迷不醒、说胡话，类似瘟症伤寒，但无吐黄水和腹泻现象，更没有吐泻黑汁的症状，而且死得很快，吐泻黑汁即是中毒肠胃出血，属于败血性的出血现象。按脉象来说，初病人脉洪大，很快就变成促脉，即是中毒后剧烈性的败血脉象，又由短促而转向沉细，系血球被毒菌吸收减耗，肠胃发生溃疡，因而肠胃出败血。”战后，医学专家根据他的描述，并结合其他证词，确认这些病例属于鼠疫，与日军细菌战有关。

治疗方面，《五台县志》记载：“韩西亭先生采用明代万历年间京南大瘟验方治疗，用药六百余剂，经五十一天，将瘟疫扑灭，此后再未发生。”这里所说的万历大瘟验方，或许与明代龚云林有关。龚氏《万病回春》载：“万历丙戌春，余寓大梁，属瘟疫大作，士民多毙其症，闾巷相染，甚至灭门。其症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 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症……余发一秘方，名二圣救苦丸，用牙皂以开关窍而发其表，大黄以泻诸火而通其里。一服即汗， 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户填门，应酬不暇，全活者不能胜数矣。”所说症状极似鼠疫，验方疗效足供后人借鉴。

最令人触目惊心，就是日军喜欢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投毒，目的就是测试细菌武器在无现代医疗条件下的杀伤力，但实质却令广大农民患上了疾病，甚至不少留下了后遗症。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攻击下，抗战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战场上的医疗状况也是令人窒息。根据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报告，国统区每万人仅有0.2名医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对抗细菌的抗生素、青霉素属于天价的奢侈品，疫苗更是普通民众闻所未闻。根据一名叫李祖蔚的常德细菌战幸存者回忆：“当时医院早被飞机炸平了，发高烧的人躺在路边，快死的人连买棺材的事间都没有。”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肆虐下，中国百姓在疫苗缺位、药品断绝的困境中，中国千年传统的中医就成为普通百姓对付日军细菌战的盾牌。当时，拥有传统中医技术的中医生，也就是郎中挺身而出，用自己学到和祖传的中医中草药知识，主动为百姓熬一锅锅沸腾的草药汤，创造了民间防疫的奇迹。

民间郎中治疗日军细菌战引发的传染病，并不是盲目用药，乃是传承千年中医的“瘟疫”理论。

日军用得较多的细菌战武器是鼠疫菌和霍乱菌，不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鼠疫的地方在日军投弹后出现鼠疫疫情。由于不少地区缺乏西医，中医是医疗的主力，发生疫病时，中医战斗在第一线。应当说，应对细菌战疫情对中医来说是全新的课题，尤其是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疫情的地区。农村地区的中医有些未系统学习过疫病知识，认识不足，缺乏防护意识，牺牲于细菌战引起的疫病。如1941年，日本用飞机空投传染鼠疫杆菌的跳蚤，引起宁波、义乌一带鼠疫流行。

不过，民国时也有不少中医已经具备了诊治疫病的能力。江西广丰著名中医韩崧灵，出身中医世家，其父韩金章曾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仁；韩崧灵长大后进入上海神州中医学校，师从名医谢观，毕业后在杭州开办了“国医韩崧灵诊所”。1937年日军入侵杭州，韩崧灵回到广丰行医。1942年8月，一度占据广丰的日军败退离开后，当地不久就出现大疫。

韩崧灵记述：“一天东街田里（地名）有两病人来求医，当时病情并不重，但听他们家人说第二天都死了，我觉得很奇怪，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急病，便抽空到他们家中做了详细了解，死者家属告诉我，病人死后腹股沟各有一个皂荚子大小的结核，颜色为紫色……根据以上病例，我分析是腺鼠疫。”在上海接受过中医学校式教育，具备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韩崧灵不仅准确作出判断，而且立即按防疫规定上报给当地县卫生院，江西省医院派人来检验后，确认病人属腺鼠疫病，立即开展防疫工作。他的及时诊断避免了疫情扩散。

在中医看来，鼠疫、霍乱属于烈性传染病，乃是属于“温病”的范畴，也就是由“热毒之邪”入侵人体造成的。因此，治疗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需要以“清热解毒、扶正祛邪”。在这中医理论应用在抗战的民间疫情防疫，那是熬“大锅药”给患者。

在战争物资极容易匮乏的时期，中医药的作用就更显著了，因为中医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而除了上述中医药运用外，其实在抗战期间还有两个闻名世界的中成药，它们几乎是抗日将士随身必备的药品，一个是云南白药，一个是片仔癀：

云南白药，抗战将士随身必备。自问世百年来，云南白药因对治疗跌打损伤、出血等功效神奇，素有“中华瑰宝，伤科圣药”之誉，云南白药救死扶伤的神奇功效，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1937年9月5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4万多名将士，开赴抗日前线。曲焕章为全体将士捐赠了3万瓶百宝丹，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杀敌之心。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60军将士负伤不下火线，外敷内服白药后，不打绷带，不坐担架，继续上阵杀敌，一个月后，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取得抗战以来最大胜利。

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而他们身上的白色药粉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神秘的白色药粉，就是被称为“疗伤圣药”的云南白药。那个时候它还叫万应百宝丹，是云南人曲焕章发明的。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截获了一批国民党的物资，其中就有百宝丹。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威信受伤，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沾益城外被敌机炸伤，全靠这批云南白药治好了伤，得以走完长征这条生死之路。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中医药，曾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就记载了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民间抗疫奇招一：鼠疫克星——“解毒活血汤”

当时，民间中医对抗细菌战疫情的三大抗疫奇招。如第一，民间郎中就是用“解毒活血汤”，去抢救鼠疫患者的生命。

在1941年日军在宁波细菌战，宁波鼠疫爆发时，老中医范文虎改良清代名方“解毒活血汤”，也就是用连翘、柴胡、葛根、当归、桃仁、红花等配方，煎煮后熬成大锅汤，健康民众服用为预防，患者加倍剂量。这样，在宁波鄞县姜山镇300名服药者中，死亡47人（15.6%），未服药者死亡率达62%，还是颇有效果。

在国民政府卫生署1946年编写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在日军细菌战爆发的鼠疫疫情时候，常德城内有三个街区的百姓，坚持引用郎中用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配制熬成的“大锅药”，结果这三个街区的鼠疫感染率仅为 1.2%，远低于全城平均 5.8% 的感染率。

饮用“大锅药”的人群中，即使出现轻微病情，也大多能逐渐康复，死亡率不足 5%，与未饮用者 30% 以上的死亡率相比，堪称“奇迹”。

浙江义务老中医楼樟法熬制的“大锅药”不仅供应本村，还通过商贩传递到周边村镇。当时，饮用“大锅药”的12个村庄，鼠疫死亡人数总计不足 80 人，未饮用的相邻 6 个村庄，死亡人数超过 300 人。为了表彰老中医楼樟法的治病救人，义乌县政府还特意给他颁发了“济世救人”的匾额，赞许他做出的贡献。

为了消除霍乱病毒，当时民众在每口井投入石灰50斤，街道泼洒5%石灰水，借此消毒，杀灭霍乱病毒。同时，藿香、苍术、陈皮煎汤，配合大蒜捣汁服用成治疗霍乱病的药汤。服用此大锅汤的民众，霍乱死亡率从51%降至11%。

1942年日军轰炸云南保山之后，当地郎中连夜支起百口大锅，根据《滇南本草》记载的防疫方剂，用板蓝根、蒲公英、金银花等数十味草药熬制的汤剂，为逃难百姓提供免费汤药。根据《保山县志》记载，在抗战时候，服用人群伤寒发病率较未服用者大约降低73%。

这些疾病治愈奇迹的背后，也是由于“大锅药”有多么神奇的疗效，却是这些中药材精准契合了当时的防疫需要。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这些草药中的有效成分能抑制多种致病菌的生长，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同时，老百姓集体服用“大锅药”，也有了心理上慰藉，减少对疾病的恐慌情绪，再加上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形成了“药物+行动”对细菌战的双重防护。

抗日名将周保中1932年5月起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对日军作战屡立战功，指挥过两克安图、三打宁安等战斗。1933年，周保中带一-支小部队遇袭，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打退敌人后，“ 跟随他的胡仁同志，审视伤情，幸而肠子未打穿。就宰了一只老母鸡，拔下鸡毛，剥掉鸡皮，又把周保中同志的伤口洗净，刮掉烂肉，敷上鸡皮，用布带缠好。事后周保中同志的伤口竟然未发炎,在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后，休息了十几天，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了”。这种用鸡皮作生物敷料疗伤的方法，在清.赵濂《伤科大成》中有记载:“ 伤破肚皮，而肠脱出者，医者先剪去指甲，免碰其肠，将温水和麻油，浴暖外出之肠，轻轻揉进。..... 以油线浅浅缝其口，太深则伤内肉。封金疮药，贴活鸡皮，加布扎好，服通肠活血汤。”多个日夜，直到日伪军撤走。

后来周保中任军长的抗联第五军，较为注重医疗卫生，用中医比较多。这些中医都是自愿参加抗日的，带来了很多秘方。他们自己采来中草药，也有少量是买来的，制成膏药、药粉等，给伤病员连服带用”。中医药和民间疗法在战争中大显奇功，“ 如用干茄秧和艾蒿熬水洗冻疮，办法很灵，洗- -次，敷1个多月的时间，手、脚、脸上的冻疮就全好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战乱环境中，社会对医药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中医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医药报国。以广东为例，广东中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曾在1930年陈济棠与张桂军之战中，担任救伤工作。救护队在广州黄沙车站等前线伤兵一运到，即为之敷药换药，为伤口消毒止痛，共救护600多人，“各伤兵无不赞服中医药救伤之超绝”。

有见于此，焦易堂寄望中医界能发挥长处，做好救护准备。他指出：“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材，备国家之需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医参加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国医馆应抗战需要，很快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与中医救护大队。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收容治疗前线伤兵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重庆，改名为中医救济医院，继续在大后方发挥作用。

各地中医参加救护队也很踊跃。上海设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江苏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35岁以下之中医，均须受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增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广州卫生局公告“组织跌打医生北上救护团”，“由局征求市内对枪火伤救护功效素著之医生参加”，准备北上前线服务。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当时报刊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

所以，中医界呼吁，“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国难当前，“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成效被置于首位，中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在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医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也意识到废止中医药不利于争取占领区的民心。

据说在伪满洲国，日本统治者开始也要废除中医，后来决定实际考验一下中医的疗效。经调查，决定请东北著名中医马英麟到新京（长春），马老被逼前往，被安置在粹华医院。一次，有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经日本博士外科医长确诊，准备开刀，但称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中药治疗，一剂痛减，二剂痛止，三剂痊愈。日本医长检查属实后大为震惊，承认中医确有独特的疗效。此事对伪民生部保健司决定保留中医起了一定的作用。

日伪政权支持中医，其主旨是为了“发扬新民精神，敦睦邦交，协赞新政”，总的目的是笼络民心。另外它也迫切需要中医为其服务。例如伪满“勤劳奉仕局”就征召中医为“劳工医”，负责劳工的医疗。伪满地区的中医还被赋予执行卫生防疫任务之责，其1944年颁布的《国民医疗法》中，“使汉医不仅掌保健指导，然对于种痘、预防注射等之近代医术之一部亦拟于使其施行之”，成为其卫生行政的组成部分。

在沦陷区，虽然日伪政权允许中医登记合法行医，可是避居上海租界“孤岛”的许多中医却不愿在当地登记，仍然以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申请注册。为了便利他们领证，1938年重庆政府卫生署专门出台了《非常时期中医领证暂行办法》，规定无须当面考询，只要经当地国医公会或其他中医合法团体代为考询，即可发证。

在沦陷区，有不少中医还参加了抗日斗争。他们利用中医的职业身分，成为抗日地下工作者。

抗日战争中，在广东活动的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都在广州设立有地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他们为了安全，都是单线联系。其中，东纵的一个广州联络站，就建在今日国医大师邓铁涛当时工作的药店里。

1938年，邓铁涛刚刚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就遇到了战乱，只得随行医的父亲迁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沦陷，邓铁涛一家生活陷入困顿。为了生计，只得携家回到相对熟识的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此时，一位朋友奉东江纵队司令部之命找到了他，请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邓铁涛毅然答应。此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头。他还不时陪东江纵队来的一位乔装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购买游击队需用的物资，存在自己家里，等游击队派人来取。在当时，中共在广州的地下领导机关也是借药材行作为职业掩护的。

在其它地区，还有不少中医为抗日工作者服务。如上海名医蔡香荪被推选为日伪组织的国医公会主席，他坚辞不就。当一位同乡刁庆恩因出版地下抗日刊物被捕，遭到毒打时，蔡香荪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多方营救使其获释，并将他接到家中，为其治伤，又资助他率妻儿走避。1939年广东江门沦陷后，当地中医外科组织了抗日国医救护团，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服务。

现在，中医药仍在抗疫中发挥作用，从抗战的“大锅药”到新冠“清肺排毒汤”，治疗疫情的千年医学智慧从未褪色。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军队，即帮助我们抵抗外界的侵入，例如细菌、病毒等，又能镇压内乱，如细胞癌变等。当免疫力很好的时候，人就不容易生病，即使是感染到细菌病毒也能很快自身恢复。

西医的化学药片、抗生素之类的治疗手段，等于是外来的军队，而免疫系统是人体自己的军队。抗敌本是军人的职责，现在从外面请了职业杀手，军队、军人就不用工作了。长期下来军人就忘了本职，甚至变得敌我不分。

所以，长期服用西药、抗生素之类的手段，就产生了抑制免疫系统的副作用，免疫力就会越来越低，当然就越来越容易生病。免疫系统敌我不分，还会导致自身免疫疾病。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病，比如红斑狼疮、甲状腺炎等等“自身免疫疾病”，正是这样产生的。而又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儿童仅因为发烧感冒去西医院治疗后就患上了尿毒症、白血病，这些都与抗生素的滥用有着必然的联系。

病毒有千千万，又能变异出千千万，西医就得研发千千万种的对应药物，去对付。

当然，直接攻城杀敌，也是一种方式。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对。只是说，仅靠这种治疗的思维方式，成本很高，也很笨。

中医最厉害的地方是，不仅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还会改变病毒的生长和生存环境。病毒没有了生长生存环境，自然就会死亡。

不管是什么生物，都必须要有适合的生长环境。只要找到病毒的生长环境特征，自然就会找出对应的对策。

而生物如病毒，再怎么变异，也离不开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再怎么变化，也就这么几种：风、寒、暑、湿、燥、火(热)。

适合寒湿地方生长的生物或病毒，就用祛寒祛湿的方法，把环境变得干燥。生物或病毒，没有了生长环境，自然就会死亡。不管你怎么变异。

所以，只研发这几种，能改变病毒生存环境的药物，就可以了。比研发千千万种杀毒药物，更加省时、省力，并节约研发成本。并更加巧妙，更有智慧。

中医再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增加自身防御的同时，再围困敌方城池。这才是大智慧。

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建构在肠道中的菌群平衡上，自婴儿出生后摄取初乳开始，肠道中的菌群便逐渐发挥作用，免疫功能也由此启动。而抗生素会把好菌坏菌全都一网打尽，永久性地改变免疫功能和神经系统。尤其三岁以下小孩处于生长发育期，一些器官组织尚未发展成熟，更容易受到抗生素的永久伤害。

中医无言，品格自现！中医保护了中华民族5000年！中医呵护下，中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长时期的传染病；而欧洲历史上却出现过猖獗了3个世纪的鼠疫，由于西医的无能，在长达3个世纪里大面积的欧洲人死亡！而在中国，即便在“非典”猖獗的时期，由于中医的诊治与防治，及时的控制了“非典”在中国的蔓延，并且，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都是喝中药预防的！中医功高盖世！这也就难怪国际反华势力大肆否定中医，它们背后的阴谋就是：迷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否定中医、辱没中医、削弱中医，以便在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细菌战”时，使中国人因得不到中医诊治而大范围死亡！

自从防疫以来，我们各大医学专家，都在提倡中医预防和治疗。但是，就在中医要在中华大地上复兴的时候，却在网络上迎来了最强烈的反对！有人大肆传播中医无用论，是伪科学！

俗话说的好，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中医真的如他们说的那么不堪的话，为什么日本要申请这么多的中医专利呢？韩国为什么要把中医起源地进行申遗呢？

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一个反中医的平台被网友扒了出来。这家平台手里500人的群，竟然有几十个，这些人进群以后领取群主所派发的反中医言论及其视频资料，然后在群发到各大媒体平台，就可以获得对应的收益，播放量和阅读量越高拿到的钱就越多。而面对群内成员质疑资金来源的时候，群主既然毫不避讳的说，这些资金的来源就是境外组织在背后支持的。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反对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竟然是咱们自己人拿了别人点好处，就成了替他们办事的了，为了黑而黑。

疫情之时，清肺排毒汤以其几乎百分之百的治愈率受到人们推崇，但是接踵而来的就是，网络舆论大量涌现对中药的言论，说中药副作用非常大，对预防和治疗没有任何效果，医院内部人都不会用！

但是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呢，在最后却把读者指引到了，某个国外特效药那里。

深挖这些账号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些账号真正的运营人，属于一家美国的医药公司，这下大家心知肚明了吧。

但是就是这些无脑的言论，还真有人给信了。站在敌人的阵营里，疯狂的抹黑咱们的中医。如果中医真是伪科学，那中医为何在国外，却被欧美国家认可了呢！

我们自己人呢，却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黑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来源：科普中医知识